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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投稿者极其热心，据有人说，他是有信必复，而且都写得很长、很有感情。对于来稿，则不大删改，也很少给作者出主意修改稿件，更不喜欢越俎代庖，在别人的稿子上做大段大段的文章。他只是修改错别字和显然不妥的句子，然后衔接妥帖。在这方面，从维熙、韩映山等都有切身的体会。1953年初春，《文艺周刊》发表了从维熙的短篇小说《红林和他爷爷》。当他把第二个短篇《老莱子卖鱼》寄去后，这一次编者请他做些修改。“其实，那篇东西需要修改的地方并不多，只要编辑举手之劳就能修定。但编辑部从不轻易删动作者稿件，而要求作者自己动手修改作品，以发现自己作品之不足，以利写作水平的提高。《老莱子卖鱼》的修改启示了我，应当审慎地对待自己的作品；因此，后来，寄往《文艺周刊》的《七月雨》、《远离》、《合槽》，等短篇小说，都避免了稿件的往返旅行，很快发表在《文艺周刊》上。”①韩映出的《鸭子》的修改，则是另一种情况。作品里写到一条河，是朝西流的，孙犁看到这里，很觉奇怪：一般的河都是向东流，怎么这条河会是向西流呢？就想动手改过来。继而一想，也许有这种特殊情况，他看到的那条河是向西流的。为这件事，他把韩映山找到报社，一问，那条河果然是向西流的。因此，就没有改。这件事给韩映山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988年10月在白洋淀参观，他兴致勃勃地向笔者叙述了三十余年前的这段往事。
孙犁认为，并非当你成为大作家，才有帮助别人的义务，文艺刊物的编辑，实际上负有发现和扶植人才的光荣职责。文艺刊物譬如舞台，要培养演员，使他们能够“业满出师”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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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通过刊物扶植新苗破土而出，作为一名出色的作家兼评论家，他还通过自己的评论文字为那些文学新手鼓吹呐喊。他的在50年代初期就再版多次的《文学短论》一书，其中有不少文章，就是评论在《文艺周刊》上发表的初学写作者的作品，而很少触及当代名家。他的评论文字非常切实，好处说好，错处说错，决不盲目捧场。如对工人作者郑固藩的小说《围剿》，他就是这样做的。他肯定了这篇小说的成绩和作者的用功、热情，但用了更多的篇幅指出了这篇作品的缺点、不足。从下面一段叙述里，人们还可以读到他如何帮助这位作者的经过：
我觉得作者在写作之前，好像并没有确定这个贪污案件的性质……作者也好像没有掌握发现贪污线索的具体材料。第一次稿，写林天佑回家吃饭，心不在饭上，他老婆问他，他说找不到线索正在发愁。
他老婆说，你可以到二姐家里去问，他放下碗就到二姐家，从二姐口中得到了线索。我们去信说这一段和我们已经发表过的一篇小说里的发现线索描写重复，请作者修改，作者就改使林天佑的老婆去打油，一推门就听到了贪污分子正和油店的掌柜订立“攻守同盟”，于是一下就又找到了线索。
我认为初稿和改写，都是心急了一些。不是说打油就不可能找到线索，而是因为作者的描写有些像一般的章回小说，使人感到，是太巧太轻便了一点。主要的是不切实，林天佑是“三反”小组长，下午还在当面追查这个贪污分子的材料，而在晚上，当这个贪污分子在油店订立“攻守同盟”时遇到了林天佑的老婆，竟会神色不动，“林嫂儿”叫的那么从容，是不合实际的。
所写的，贪污分子和油店掌柜酒肉的交游，也很一般，事件不触目惊心，斗争会缺乏说服力。只有在实际工作中，真正把全身心投到里面，不单是急和闯，而是真正用心思，多考虑，多调查，对每一个细节和现象都不放松，而又对每一个情况都用政策来衡量过的实际工作者，才能写出切实的作品来吧。
希望郑固藩同志在这方面留意……①在《天津日报》这个平凡的岗位上，他一直默默工作了三、四十年，除了自己写作，还奖掖、扶植了一大批青年作者，其中并有不少人确实从这个地方性的报纸走向全国了。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他流下的辛勤的汗水，他本人的创作作风，对于造成或带动一支文学新军，也起了重大的作用。尽管有没有形成一个“荷花淀派”，迄今众说纷纭，没有定论，但他的追随者的队伍，却一直有增无已。
他自己从来不承认是什么流派的“首领”；但我们可以过他是一个园丁，他用自己几十年的卓有成效的劳动，谱写了一曲园丁之歌。
“进城以后不久，我就是《天津日报》的一名编委，三十二年来，中间经过六任总编，我可以说是六朝元老……”他说。
“编委”是个什么职位？算不算官？在一次进行全国人口普查时，发生了疑问。他被叫去登记，工作人员问他的职务，他如实申报。她写上后，问：“什么叫编委？”
他答：
“就是编辑委员会的委员。”
她又问：
“做哪些具体工作？”
他想了想说：
“审稿。”
她填在另一个栏里，但终于有些不安，拿出一个小册子对孙犁说：
“我们的工作手册上，没有编委这个词儿。新闻工作人员的职称里，只有编辑。”
“那你就填作编辑吧。”孙犁回答。
她高兴了，用橡皮擦去了原来的名称。
其实，孙犁很满意“编辑”这个名称。“在我一生从事的三种工作（编辑、教员、写作）里，编辑这一生涯，确实持续的也最长，那么就心安理得地接受承认吧。”①
乔迁
1949年1月进入天潮以后，在原来《冀中导报》和《群众日报》的队伍里，不少同志都携有眷属。很快就到了这一年的春节。不消说，在这个刚解放的大都市里过的头一个春节，固然体验到了胜利的喜悦和兴奋，但是，也感到了离家的寂寞。所以，刚过春节，他就想回家看看。
像进城的时候一样，他又骑上了那辆在乡间土路上已经颠簸了很久的破车，只是还没走出南市，就退回来了：一是街上人多，他没有练就在城市骑车的技术，一时出不了城。二是他弄不清方向——天津街道是斜的，初来的乡下人很容易迷失方向，何况他过去就有过弄错方位的教训呢——总之，为怕走错路，只得又退回来。
他到长途汽车站买了一张去河间的票，次日清晨上车，天黑才到。河间位于安平东北，是他工作过的熟地方，当晚住在新华书店，并雇定一辆大车。不料次日车夫变卦，不愿去了，他只好向西步行到肃宁，住在一个熟识的纸厂里，第二天坐纸厂去安国的大车继续西行，半路下车，向南走回老家——路途虽然略有曲折，可是走出天津，到了冀中，便如鱼得水，左右逢源，并借此重温一下旧游之地（虽然离开的时间不长），也是乐事。
这次回家，虽然不似上次延安归来那样因多年战火磨难而有隔世之感；到底是战火初熄，大局方定，因之这次春节后的团聚，也颇使人眷恋。而且，前面说过，自父亲过世，照顾一家老小的责任，便落在他的肩上，无形中也加重了心理上的负担。
他乐于承受这种负担。现在，他已三十六岁，无论从做儿子、做丈夫或做父亲来说，他都有许多事要做，哪怕是能够为他（她）们做一件事，他都会感到欣慰和愉快，甚至可以说，会有一种“解放”的轻松感觉。
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他决定把二女儿小森带走。动身那天，孩子的舅父用牛车把他们送到安国县，再乘长途汽车。那时，长途汽车都是破旧的卡车，卖票又没限制，路上不断抛锚。小森才八周岁，因为从小没跟过父亲，一路上很规矩，怯生生地坐在车边，连碰掉一个牙齿，也不敢哭。
到了天津，父女俩住在报社的一间小屋里。这间小屋还不到十平方米，放上一张桌子，再加上两个单人床，就没有什么空闲地方了。白天孙犁上班，小森一人在家，闷了就睡觉。有一天真哭了，孙犁很心疼，觉得真是委屈了孩子。孩子头一回出远门，母亲不在身边，做父亲的，不免怀着歉意，哄好了孩子，随后带她去投考天津市实验小学。这是一所办得很不错的可以寄宿的小学，老师问了一些问题，接受了这个从农村来的质朴而聪明的孩子。从此，孩子算是有了自己的天地，做父亲的也舒了一口气。
这以后，孙犁的母亲和大女儿小苹，也都分别随亲属来过天津一次，在他那间小屋里住上十天半月，就又回到老家。直到第二年春天，这才轮到妻子来。
孙犁先写了一封信，嘱咐她坐火车，不要坐汽车。结果，她还是跟一个来天津的亲戚，到安国上了长途汽车，也是由孩子的舅父套牛车送的。妻子带了两个孩子：儿子小达已经会跑，叫做玲的小女儿才两三岁，还得抱着。车上人很挤，她怕挤着孩了，车到任丘，就下了车，这位也是初次出远门的农村妇女，并不知道任丘离天津还有多远。任丘在天津西南，还有一大半路好走呢。
（）
带她们的那位亲戚，到天津后没有到孙犁的住处，只往办公室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你的家眷来了。”孙犁问在哪里，他才说在任丘什么店里。
孙犁一听就急了，边听电话，边请身边的同志记下店名，并立即找报社的杨经理商议。杨经理先给了他一叠钞票，又派了一辆双套马车，由车夫老张和他去任丘。
……我知道，她从来没有出过远门。只是娘家到婆家，婆家到娘家，像拐线子一样，在那只有八里路程的道上，来回走过。身边还有两个小孩子。最使我担心的，是她身上没有多少钱。那时家里已经不名一文，因此，一位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