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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了七年，悼亡文字也有了，这就是那篇《亡人逸事》③。里边说，他的一位老朋友、老邻居，好多次建议他写写“大嫂”。在这位老朋友看来，“大嫂”实在待他太好、对他帮助太大了：
“她在生活上，对你的照顾，自不待言。在文字工作上的帮助，我看也不小。可以看出，你曾多次借用她的形象，写进你的小说。至于语言，你自己承认，她是你的第二源泉。当然，她瞑目之时，冰连地接，人事皆非，言念必不及此，别人也不会作此要求。但目前情况不同，文章一事，除重大题材外，也允许记些私事。你年事已高，如果仓促有所不讳，你不觉得是个遗憾吗？”
孙犁点头称是，但一直拖着没写——……这是因为，虽然我们结婚很早，但正像古人常说的：相聚之日少，分离之日多；欢乐之时少，相对愁叹之时多耳。我们的青春，在战争年代中抛掷了。以后，家庭及我，又多遭变故，直至最后她的死亡。我衰年多病，实在不愿再去回顾这些。但目前也出现一些异象：过去，青春两地，一别数年，求一梦而不可得。今老年孤处，四壁生寒，却几乎每晚梦见她，想摆脱也做不到。按照迷信的说法，这可能是地下相会之期，已经不远了。因此，选择一些不太使人感伤的断片，记述如上。已散见于其他文字中者，不再重复。就是这样的文字，我也写不下去了。
我们结婚四十年，我有许多事情，对不起她，可以说她没有一件事情是对不起我的。在夫妻的情分上，我做得很差。正因为如此，她对我们之间的恩爱，记忆很深。我在北平当小职员时，曾经买过两丈花布，直接寄至她家。临终之前，她还向我提起这一件小事，问道：
“你那时为什么把布寄到我娘家去啊？”
我说：“为的是叫你做衣服方便呀！”
她闭上眼睛，久病的脸上，展现了一丝幸福的笑容。
她闭上眼睛了，作为他生活中重要的一章，就这样结束了。
悼亡后的幻觉
妻子去世不久，他被宣布“解放”了。
渐渐地，处境也有了些好的转化。在原来的住所，又给他加了一间住房，光线也好了些。特别是，陆续发还了一些书籍器物，晚上他也可以看看书了，睡得也好一些了。
朋友们很关心他的生活问题。五十七岁的人，还十分需要一位生活中的伴侣。何况人也“解放”了，也有条件谈谈这个问题了。
北京的一位老朋友给他搭了桥，他和江西的一位女同志通起信来。这位朋友是部队作家，他们在晋察冀山地时曾一起工作，建立了融洽的战友关系。女同志姓张，比孙犁年轻十六岁。
这是一条“热线”：从1970年10月起，至1972年4月，孙犁每天一信，或两天一信，或一天两信，至1971年8月，光孙犁寄出的信，已达一百一十二封。这些信后来由他装订成册，共有五册，如果出版，该是一本很厚的“两地书”吧。
这就证明，他在身心方面并没有老，还很有“余热”。
结婚的事情终于提上了日程。但是儿女们反对，并且免不了啧有烦言。他不听。到后来，索性消极对抗：高卧床上，不起来，“破罐子破摔了”——他说。
他胜利了，结了婚。女同志在外省工作，不能进入天津。又是那位搭桥的老朋友建议，先调到孙犁的家乡安平县。随后，他们回到故乡。
在县招待所受了一些气：他的介绍信开的是“记者”，她的介绍信开的是“五七战士”。管招待所的一个主任模样的中年女人，神气活现，这两个名称，她都陌生。而且孙犁经过几年折腾，又一直劳动，穿着也不讲究，简直像个邋遢的农民，加之一路风尘，更透着几分晦气。张同志虽然年轻一些，也一直下放农村劳动，衣服很不入时。中年女人睥睨着他们，不只态度轻蔑，而且犯了疑心。
“我是你们的老乡，我就是本县人。”按照乡俗——亲不亲，故乡人，孙犁递过去表示友好的橄榄枝。
“现在谈不上这个！”中年女人冷冷地说。
“那我们到街上去找旅馆吧！”孙犁也火了。
“去吧！”中年女人断然说。
“我们先打一个电话。”还是张同志机灵，她抓起了手摇电话机。他们来时，带了老朋友给县领导的介绍信。电话打通了，中年女人也通了。他们终于住下来。
因为有老朋友的信，一位副县长接见他们，答应安排张的工作。
办完了该办的事，孙犁带张同志去参观抗日烈士纪念碑。费了好大劲，才在一片沼泽之地找到，而且只残留一座主碑，别的都埋在泥里了。他不免感慨世事沧桑，人物皆非；但仍指着主碑正面的“英风永续”四个大字，对张介绍说，是当年县委书记让他写的。他这样说的时候，自然有些自豪；但张好像没有注意去看，只催他抓紧时间，快回东辽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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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张同志并没有到安平县去工作，报社帮助她在天津和平区文化馆安排了工作。这样，他们就在天津生活了几年时间。他们的日子过得怎样？还是读读他的《幻觉》①吧，虽然这又是一篇“芸斋小说”。
他似乎部分地采用了《红楼梦》的笔意，所谓“幻觉”，是说他也做了一场梦。在梦中，也就是在幻觉中，一位女同志推门进来，走进了他的生活：“你感到孤独吗？”
“是的。”他据实回答。
“你应该到群众中去呀！”
“我刚从群众中回来，这些年，我一直在群众中间，不能也不敢稍离。”
“他们可能不了解你，不知道你的价值。我是知道你的价值的。”
“我价值几何？”他有些自嘲了。
“你有多少稿费？”
“还有七、八千元。”
“不对，你应该有三万。”她准确无误地说出这个数字，使他大吃一惊，认为她是一个仙人，能未卜先知：“正如你所说，我原来有三万元稿费，但在‘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群众说我是资本家，说五个工人才能养活我一个作家，我为了保全身命，把其中的大部分，上交了国库。其实也没有得到群众的谅解，反而证实了我的罪名。这些事已经过去，可是使我疑惑不解的是，阁下为什么知道得这般清楚，你在银行工作吗？”
她笑了：
“这很简单，根据国家稿费标准，再根据你的作品的字数和印数，是很好推算出来的。上交国库，这也是无可非议的，不过，你选择的时机不好，不然是可以得到表扬的。现有多少无关，我想和你在一起生活。”
我望之若仙人，敬之如神人，受宠若惊，浑身战栗，不知所措。
“不要激动，我知道你的性格。”她做了一个温柔的动作。共同生活以后，他发现：“这位女同志，不只相貌出众，花钱也出众，我一个月的工资，到她手中，几天就花完了。我有些担忧了，言语之间，也就不太协调了。”
有一天，她又提出了问题：“你能毁家纾难吗？”
“不能。”
“你能杀富济贫吗？”
“不能。那只有在农民起义当中才可以做，平日是犯法的。”
“你曾经舍身救人吗？”
“没有。不过，在别人遇到困难时，我也没有害过人。”“你使我失望。”她叹了口气。
我内疚得很，感到：我目前所遇到的，不仅是个仙人，而且是个侠女！小子何才何德，竟一举而兼得之！
后来冷静一想，这些事她也不一定做得到吧？如果她曾经舍身救过人，她早已经是个烈士，被追认为党员了……
但我毕竟在她的豪言壮语下屈服了。我有很多小说，她有很多朋友，她的朋友们都喜欢看小说，于是我屋里的小说，都不见了。我有很多字帖，她的朋友好书法，于是，我的字帖又不见了。
后来，她又指着他的四木箱三希堂法帖说：“老楚好写字，把这个送给他！”
“咳呀！”他为难了，“听说这东西，现在很值钱呢，日本人用一台彩色电视机，还换不去呢！真可以说是价值连城呢！”“你呢呢嘛？吝啬！”
吝啬？这两个字，他很想不通；事实是，他屋里的东西越来越少了，钱包越来越空了。不过，他尽量反躬自省：……我可能是有些小气，随着年龄的增长，对生活的态度，越来越烦琐起来，特别注意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举例说罢，一件衣服，穿得掉色了，也不愿换件新的。一双鞋子，穿了将近五年，还左右缝补。吃饭时，掉一个米粒，要拣起来放在嘴里，才觉心安。朋友来的书信，有多余的白纸，要裁下来留用。墨水瓶剩一点点墨水，还侧过来侧过去地用笔抽吸。此非大丈夫之所为，几近于穷措大之举动。
又回想，所读近代史资料，一个北洋小军阀的军需官，当着客人的面，接连不断把只吸了几口的三炮台香烟，掷于地下。而我在吸低劣纸烟时，尚留恋不到三分长的烟头，为陈大悲的小说所耻笑。如此等等，恭聆仙人的玉责，不亦宜乎！
但又一转念：军需官之大方，并非他从老家带来，乃是克扣战士的军饷。仙人刚到此地时，夜晚同我散步，掉了五分硬币，也在马路上寻觅半天，并未见大方之态。今之慷慨，乃慷敝人之慨也……生活不如意，“仙人”离去了，他也从梦中醒来，这是1975年。
知道内情的人都明白，他写的不是“幻觉”，是真实，甚至包括细节。
北京的一位朋友（他初中时候的同班同学）也认识张同志，几次征求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