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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省设9个代牧区,然而矛盾,一直没有解决,并转移到中国礼仪之争上表
现出来。
所谓中国礼仪之争的直接表现,仍然是天主教神学与中国传统信仰体系
的矛盾,天主教的仪式、教规与中国习惯礼俗的矛盾,包括前面提到的如何
用汉语表达基督教的造物主概念。龙华民等认为,中国的“天”字只指自然
的天,不能正确反映基督教的造物主概念;“神”、“上帝”又有迷信、原
始宗教的色彩,最好的办法是直接采用音译。
1635年,马尼拉大主教根据西班牙传教士的报告,提请教皇乌尔班八世
注意在华耶稣会对中国礼俗的过分宽容。1643年,在华西班牙多明我会士黎
玉范回欧洲,向罗马教廷传信部对耶稣会提出17条指控,主要涉及:中国天
主教徒是否同其他天主教徒一样每年必举行一次认罪和圣餐礼;教士对中国
妇女行洗礼时,可否不用口津及盐,是否可免除涂油;放债者皈依天主教后,
是否还允许其经此营生;应否允许中国天主教徒向社会祭神典礼捐献财物;
中国教徒可否参加祭孔典礼及丧葬仪式;中国教徒能否祭拜祖先牌位及其他
祭祖仪式;可否允许中国教徒参加敬孔活动等等,都是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经
常或必须参加的活动,遵守的规范和习俗,而又为天主教教规所不容者。
1645年,教皇英诺森十世批准多明我会对耶稣会的指控,罗马教廷传信部发
布通谕,禁止中国天主教徒参加祀孔祭祖活动。1654年,在华耶稣会派卫匡
国回罗马向教皇申诉,说明中国天主教徒可以到孔庙领受登科的仪礼,祀孔
祭祖是民间习俗,不具宗教意义。1656年,教皇亚历山大七世重做裁定,同
意耶稣会的传教路线。多明我会对此不服,要求教廷说明1645年的通谕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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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1669年,教皇克列芒九世又批准圣职部发出第三个指令,宣布 1645
年和1656年的裁决都有效,具体情况由传教士自行判断。这无疑是和稀泥,
表明罗马教廷在这个问题上也犹豫不决,莫衷一是。
既是由传教士自行判断,就不会有统一的意见,天主教方面在这个问题
上形成三足鼎立,一是葡萄牙耶稣会大部分维持利玛窦的方式,一是反对利
玛窦的主张,再是罗马教廷方面的摇摆不定。1693年,巴黎外方传教会主教
颜当在福建教区发布牧函,要求教徒不准按中国礼俗行事。1700年,在华耶
稣会士将天主教内的中国礼仪之争呈报康熙皇帝,申明他们坚持利玛窦路线
的理由,很受康熙帝赏识,称其“所写甚好,有合大道,敬天及事君亲敬师
①
长者,系天下通义,这就是无可议处。” 1704年,教皇克列芒十一世批准
圣职部第四个决定,禁止天主教徒奉行中国礼仪,并命令大小教堂取下康熙
帝亲题的“敬天”匾额。教廷派意大利人多罗主教带此文件到中国来。多罗
于1705年底到北京。康熙帝接见了他,申明了清廷的立场。指出中国奉行孔
学之道。西方传教士到中国来,常受中国保护。若有人反对敬孔祭祖,传教
士便不能留在中国,并解释说中国的传统信仰与天主教并不冲突。对此,多
罗不敢直接回答,也未提衔命东来,宣谕克列芒十一世的第四决定之事,而
①
让颜当出面答话,康熙帝斥颜当为“愚不识字,擅敢妄论中国之道”。此时,
康熙帝也并未取盲目排斥天主教的态度。1706年,他通令在华传教士必须向
内务府领取准予传教的印票,条件是必须严守利玛窦的规矩,否则驱逐。1707
年,多罗在南京公布了教廷方面第四决定。康熙帝大怒,下令将基遣送澳门。
在华的巴黎外方传教会士,大部分多明我会士和少数方济各会士服从教廷的
禁约,拒绝领取传教印票而离华。耶稣会士和一部分方济各会士、奥斯汀会
士则愿守中国法度,继续在中国传教。
1715年,克烈芒十一世拒绝耶稣会代表提出的采取调合政策的请求,重
申1704年的禁约,并要教士宣誓服从,否则逐出教会。在此严令下,在华传
教士除少数服务宫中,大部分丧失合法居留权而离开中国。 1720年,教皇
派嘉乐为特使来华,企图说服康熙帝同意接受教皇的禁令,又要允许传教士
继续在华传教。康熙帝严辞拒绝,并声明:“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
②
禁止可也,免得多事。”嘉乐感到情况不妙,对教皇克列芒十一世的通谕加
了8条解释,准许中国天主教徒有条件地遵行中国礼俗。康熙帝对此并不满
意。欧洲方面,教皇也认为嘉乐的8条不合教义,宣布废除,并禁止在华传
教士再提中国礼仪问题。根据康熙帝的禁教精神,雍正元年(1723年),礼
部奏请在全国禁天主教获准。自此开始了百年禁教。天主教在中国失去了合
法的传教地位,除少数传教士留宫中供职,允许进行宗教活动外,其余皆令
回国。不少传教士违令秘密潜入内地传教,引起以后的诸多纠纷。天主教的
和平传教时期至此结束。
(4)百年禁教
自1723年发布禁教令开始,一直到鸦片战争,清朝政府一直坚持禁教政
策,定西方传教士的传教活动为非法,故而由天主教开始的在华传教势头锐
① 冯作风译:《清康乾两帝与天主教传教史》,第38 页。
① 杨森富: 《中国基督教史》,第137 页。
② 陈垣:《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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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18世纪初,中国有天主教徒30万人,到鸦片战争时,大约只有20万人
左右。其间,1807年,新教的传教士马礼逊 (英国人)受伦敦教会派遣,于
9月7日抵达澳门。这时,清政府严禁外国人进入中国内地,不许中国人入
教,且不许教外国人学汉语。马礼逊秘密潜入广州,师从两位天主教徒学习
中文。马礼逊的这两位中文教师怕被捕受刑,随身携带毒药以备自杀。马礼
逊后谋了个东印度公司职员的身份,以掩护自己。1814年9月,马礼逊为一
位叫蔡高的中国人施洗。蔡高是中国的第一位新教教徒,他的哥哥、弟弟也
先后入教。 1816年,一位叫梁发的广东刻印工人受洗入教,并成为中国的
第一位牧师。梁发对基督教怀有高度热情,先后为他的妻子、父亲、儿子施
洗,还在广州劝化几位工人入了基督教,以他为首,在广州就出现了一个小
的华人教会。
接着来华的其他新教会宗有:荷兰传教会所派信义宗的郭实猎,1831年
到天津;美国公理会所派裨治文、雅裨里,1830年到广州;美国美浸会的粦
为仁、叔末士、罗孝全;美国圣公会的文惠廉,1840年到澳门,后到福建;
美国长老会派出马赖德牧师夫妇于1842年到香港。这些新教传教士大多只活
动于东南沿海一带,没能深入内地。由于此时正值清廷行禁教政策,传教工
作也难于打开局面。至 1840年,在华的新教传教士仅 2012人,30年
中所收教徒不满百人。他们在文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开办一些学校,办期
刊,印刷书报,想借此打开传教局面。
东正教传入中国的方式与天主教、新教不同,不是派传教士传教。中国
的第一批东正教徒是一批归顺入中国籍的俄国战俘。
1665年,一批俄国武装人员侵占了黑龙江南岸的雅克萨。1685年,清军
收复雅克萨,俘虏俄军士兵45人,并押送到北京。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后,
此批俄俘获释,但他们不愿回国,便在北京定居下来,这便是中国的第一批
东正教教徒。这些人归顺清朝后,被视为旗人,被编入镶黄旗,驻北京东直
门内胡家园胡同,清政底还特准他们将这里的一座关帝庙改为祈祷所,北京
人称此为“罗刹庙”,称这些东正教徒为“喇嘛”。1715年,俄国向北京派
出第一届“俄国俄罗斯东正教驻北京传道团”,以后每十年换一届。1727年
中俄恰克图界约签订后,俄罗斯取得了定期向中国派遣传教士的权利。由于
当时俄国东正教没有独立的宗教活动,而直接隶属于沙皇,俄罗斯东正教驻
北京的传教团实际上充当了沙俄政府派驻清朝的官方代表,起外交使团的作
用,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878年才改变。所以,东正教在中国人中的影响并
不大。据1860年的统计,北京的东正教徒不过200人,加上哈尔滨、天津、
张家口、汉口等地区内,也只有300人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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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清朝前期的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方式不同于基督教,不是传教士传教,逐步扩大影
响,最终形成信众群体。它是国外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或民族因战事、商事、
政事移民到中国,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不断扩大信众群;或者是国内的少数
民族因政治、民族等原因而整个改宗伊斯兰教。在内地,民间一般将伊斯兰
教称为“回教”、“回回教”,认为是回族的宗教,似乎回族——伊斯兰教
——穆斯林是一个整体。这虽不确切,但也确实表明,伊斯兰教与少数民族
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