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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和有德行的当家人，每遇灾难，即到拱北点香，求助祁太道保佑。一般穆
斯林也不必到麦加朝觐，只要就近就地朝向即可。
哲赫林耶是中国伊斯兰教门宦中人数最多，教权最集中巩固，流传时间
最长的门宦之一。从清初开始，它曾发动多次反清起义，屡遭镇压。清政府
一直想根除它，它却反而发展壮大起来，顽强不屈地与清廷对抗。
哲赫林耶是阿拉伯语词，意为“公开”“响亮”，因高声朗诵赞主词，
被称为“高念派”。哲赫林耶渊源于也门的沙孜林耶，创始人马明心（1719
—1791年）于1744年传回中国。马明心不仅要传播苏菲派学理，且有改革
中国伊斯兰教之意，他对教义教法的阐述比较灵活透彻，宗教仪式有所简化，
并且反对教权世袭，主张传贤不传子。从马明心开始的前几辈教主，除收受
学生和教徒的来修赠送外，无其他剥削收入。他们出于一个虔诚的宗教信徒
的本色，勤奋好学，虔诚办教，不贪世俗荣华。哲赫林耶成为一个教权世袭，
教权与封建地主合一的门宦制度，是后来形成的。
哲赫林耶的遵行同于伊斯兰教的基本教道。但它所讲的学理不为广大教
徒熟知，成为神秘不测之事，一般穆斯林的遵行只是一些知其然而不知其所
以然的异于别派活动礼仪。例如，哲赫林耶的教权转承，要有“传教衣帽”
作为凭据，传教用具和经典是它的珍贵之物，由各代教主收藏，作为执掌权
力的象征。教徒戴一种别致的帽子，不留鬓须。哲赫林耶的礼拜与其他教派
门宦也有不同，例如每周一次的聚礼，只拜10拜，其他门宦则认为必须拜
① 马通：《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第344 页。
② 同上书，第336—3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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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拜。该门宦还认为，教徒不一定必须赴麦加朝觐，可以朝拱北、道堂代替。
另外，哲赫林耶重宣传第四任哈里发阿里的功绩，也宣讲十二伊玛目历史，
教徒家中多悬挂用阿拉伯文书写的阿里的宝剑，每年要隆重纪念穆罕默德的
女儿法蒂玛的生殁日。
库布林耶人数较少，据说源于中亚的库十拉维教团，是由一名叫穆乎引
迪尼的阿拉伯人于清初传入中国的。穆乎引迪尼到甘肃临夏传教，定居东乡
大湾头，这里的张姓群众送他9亩地，他从此改姓张。所以库布林耶也称张
门。库布林耶的宗教活动也主张静修参悟，静修时间一般为40天或70天，
最长有120天。静修时要住在山洞里，除送饭的人，不再见任何人，每天睡
得很少，大部分时间做教事，吃得也很少，每天吃一次，只吃7个枣，几杯
开水。据说，张门的教权较松驰，封建特权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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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清朝前期的佛教
佛教自传入中国，唐朝时达到它辉煌的顶点，及至清朝，时运大不如前
了。“清初各省官建大寺6073处，小寺6409处；私建大寺8458处，小寺
58682处。有僧110292人，尼8615。总计寺院79622，僧尼118907人。乾
隆初四年（1736—1739年）共发出度牒340112张，令师徒相传，事实上私
①
度并未停息。”从僧尼绝对人数上看，与宋明相差不多，但在国家和社会生
活中的实际影响力却并不突出。
同任何宗教的传播一样，佛教传入中国并得势一时，有其社会和精神方
面的条件。中国在传统上并不看重出世避世，而以求现世的福禄攘灾为要。
佛教的主旨是引导个人彻底摆脱苦难，寂灭生死轮回的羁绊。从这一点上看，
佛教与中国社会一供一需，两者吻合，随即有佛教在中国传播的社会土壤。
从思想上的接受能力来说，中国有长期的道家思想的影响。道家思想与佛教
思想在某些方面有相通之处，以道解佛，也就成了中国佛教的一大特点，特
别在士大夫中间是如此。至于民间，多神崇拜的风气很盛，不论哪路神仙，
只要能避邪免灾降福，都在祭拜祈祷之列，对于佛教，也是如此。民间一直
将佛当作神来崇拜的。佛教不太讲究宏观的社会问题，对于急需“治世”理
论的统治者，似乎不能提供太多的灵丹妙药。统治者对待佛教的态度，取决
于它在社会上的号召力、影响力。佛教作为一支社会势力，统治者在治国方
略上是不能不考虑的，但如果它影响力不大，则在政治上的筹码显然也就不
是很重的了。综合这几方面看，清朝初期，佛教进一步发展的社会条件已经
大大减弱。士大夫中仍重儒家思想，这已根深蒂固地嵌入他们的灵魂。刚刚
经历明朝的覆灭，士大夫着力思考的，是如何振兴民族，增强实力。这时，
不但佛教，即使儒家道统中的宋明理学也受到批判，被视为空谈性理，无益
于国家民族。入关不久的满清朝廷，为了确立自己的统治地位，以拢络汉族
大地主和官僚士大夫为政治方针，明确表示宋明理学为官方意识形态。这样，
佛教在清朝国家的位置也就确定了，它不可能再成为“国教”。至于民间百
姓，更讲究实际，佛教传入中国，到那时已一千多年，其价值，人们已经领
教。可以说，佛教入中国以后，经过译经、解经、与儒道论辩、组教团，它
能做和该做的，都做过了，似乎再拿不出什么开拓进取性的新东西满足人们
的新口味。再加上明清已成型的伊斯兰和基督教与其争势力范围，佛教真是
有点力不从心了。有的学者不使用“明清佛教衰落说”，而从另一角度发现
它在明以至清朝的深远影响，例如日本当代著名佛教史专家妗锩墼谒摹�
《中国佛教史》一书中说：“明清以后的近代佛教虽被人们认为是中国佛教
的衰落期，但中国人所接受的某些教义已经深入人心，化为血肉，佛教已不
再是外来宗教，而是自己固有的宗教了。现在虽然已经看不到像隋唐那样光
辉灿烂的佛教教理，但是通过对观音的信仰、念佛会、放生会、受戒会、素
食等实践活动，使佛教深深地渗透到人民之中，而且佛教还满足了人民 ‘有
求必应’这个现世利益，佛教信仰同道教和民间信仰很协调，与人民生活密
①
切联系起来了。这是明清以后中国佛教的主流。”在该书中，作者还指出了
佛教对明末清初以至清末的文人学者产生深刻的思想影响。
① 任继愈主编： 《佛教史》，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年版。
① ■田茂雄：《简明中国佛教史》，郑彭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年版，第28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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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不论怎样讲，佛教在清朝前期的作为还是很有限的。这与清廷的
佛教政策有很大关系。
清朝政府对佛教也是采取既限制又利用政策，为了控制佛教，清政府设
立一套僧官系统。在北京设僧录司，有正副掌印各1人，下设左右善世2人，
阐教2人，讲经2人，觉义2人。地方上，府设僧纲1人，州设僧正1人，
县设僧会1个。这些僧官实际上没什么实权，只负责事务性工作。清政府对
建寺、出家、僧众的行为都有严格规定，曾多次禁止增建寺院，剃度出家必
须领取由国家发出的度牒，如未领取度牒而私自为僧尼道士，及用喇嘛衣服
往来者，一律定罪。民间子弟，如户内不满3丁，或年在16岁以上再出家者，
定罪。妇女出家必须超过40岁。僧人服装不可奢华，都要着朴素的法衣，众
僧穿鼠灰色布衣，住持穿褐色布衣，只在举行法会时才许穿绯红色袈裟。
与此成鲜明对比，清政府对整理编辑佛教经典很重视。康熙皇帝时出版
了继明万历藏的《续藏》共1246卷。雍正十三年（1735年）至乾隆三年（1738
年）出版汉文《大藏经》7838卷，被称为“龙藏”。以后，该经又花了18
年（1773—1790年）时间被译成满文，同时，还雕印了由藏文译成的蒙文大
藏经。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乾隆皇帝敕和硕庄亲王允禄等选通梵语者，
从藏、蒙、满、汉文大藏经中，摘出诸咒，详加订译，编辑 《满汉蒙藏合壁
大藏全咒》，至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完成。清初诸帝如此重视浩繁的佛
经整理工作，对于中国文化史是有贡献的，然而其本意不是向国人弘扬佛经，
而是要使人们皆知尊君亲上，去恶从善。清初诸帝对当时的各宗教著名高僧
都以礼相待，也多是出于同样的考虑。康熙帝对佛教就很重视，他巡视各地，
凡遇名山大寺，往往书赐匾额，并把明末以来隐居山林的各宗高僧请入京师，
意在吸引和控制亡明士人，也使不太景气的佛教，再度出现了一些生气。雍
正皇帝对佛教的兴趣很浓，曾师事喇嘛僧章嘉国师，并参拜禅僧伽陵性音，
获得大悟，自号圆明居士。他还亲自参与佛教内部的争论，编撰《御选语录》
19卷，为这些语录写序文20余篇。明末禅僧法藏属临济寺，师从著名禅僧
圆悟，后与圆悟发生激烈争论。法藏以“危言深论，不隐国是”为士林所敬，
曾受到黄宗羲等人的赞赏。雍正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