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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多以后，惠帝永宁二年（公元302年），河间王司马在长史李含的怂恿下起兵。李含出主意说：“成都王司马颖是皇帝至亲，齐王司马冏越亲而专权，朝野怨恨，现在发檄长沙王司马讨攻齐王，齐王必会先干掉长沙王，我们因此再以此罪除掉齐王，拥戴成都王入京，以安社稷。”
河间王司马原本就是赵王司马伦亲信，当时也是因形势所逼才不得已加入讨赵王的军队，齐王对他一直怀恨在心。至此，他觉得时机成熟，派部将李含、张方为先锋，率军直奔洛阳，同时，他遣使邀成都王司马颖一起发兵。卢志谏劝，司马颖不听，准备兵马待发。
河间王部将李含、张方临近洛阳屯军，便发檄让长沙王司马攻讨齐王司马冏。两位王爷本来同时在京，关系还不错，但齐王认为长沙王与成都王是兄弟（同父异母），便先下手为强，派人攻袭长沙王。“（司马）身长七尺五寸，开朗果断，才力绝人，虚心下士，甚有名誉”，他率百余人飞驰入宫，关闭诸门，“奉天子攻大司马府”。有皇帝在手，一下子就转被动为主动。当夜，城内大战，齐王称“长沙王矫诏”，长沙王称“大司马（齐王）谋反”，飞矢雨集，火光冲天。在上东门楼上哆嗦避难的惠帝又被吓了一巨跳，“矢集御前，群臣相枕”。
连战三日，齐王部队大败，司马冏被自己的长史赵渊执送入宫。“（司马）冏至殿前，帝恻然，欲活之”，傻冒皇帝也知道好坏，这位堂兄拥立自己复位，很想活他一命。“（司马）趣左右牵出”，斩于阊阖门下，循首六军示众。齐王司马冏是八王中第四个死掉的王爷。
河间王司马的部将李含、张言等人闻知齐王已死，就引兵还据长安。
才过半年多，惠帝太安二年（公元303）年八月，因长史李含等人为长沙王司马所杀，河间王司马又起兵讨伐。成都王虽一直在邺城，但恃功骄奢，起先还能“遥制朝廷”，但随着长沙王司马翅膀渐硬，兄弟生出嫌隙，于是成都王附和河间王，共同前往洛阳讨伐长沙王。卢志谏劝，司马颖又不听。
河间王司马以张方为都督，将兵七万自函谷东趋洛阳；成都王司马颖引军屯朝歌，以陆机为前将军、前锋都督，率二十多万人南向洛阳。
众人大战，死伤数万。长沙王手中有惠帝这张王牌，关键战斗皆在军中显耀皇帝旗鼓。建春门一战，陆机大败，“赴七里涧，死者如积，水为之不流。”由于陆机兄弟与成都王司马颖的太监孟玖不合，孟玖就说陆机有贰心想联合长沙王谋反。成都王没主见，下令诛杀二陆兄弟及其三族。杀头之前，大才子陆机叹道：“华亭鹤唳，可复闻乎！”与当年咸阳市上被腰斩的秦朝丞相所发黄犬之叹，大相类似。知退不退，后悔无及！
打败成都王派来的陆机，长沙王司马义觉惠帝这个幌子确实好用，又“奉帝攻张方，（张）方兵望见乘舆（皇帝御车）皆退，（张）方军大败。”
双方僵持不下。长沙王主簿祖逖（闻鸡起舞、击楫中流两个典故的主人公）建议，派人持诏到西北，命雍州刺史刘忱起兵袭击河间王司马遇的后方，这样，张方军不得不回，可解京城之围。
长沙王司马义虽然总是把皇帝大傻哥哥弄在军中打仗，“而未尝亏奉上之礼”，服侍周全，礼数不亏，故而“城中粮食日窘，而士卒无离心”，前后斩获六、七万人。围城二王兵马略尽，张方也准备逃回长安。
关键时刻，本来与长沙王一伙的惠帝族叔东海王司马越“虑事不济”，害怕城外二王兵马越聚越多，就与殿中亲将密谋，半夜冲入司马房中，把这位俊伟英勇的长沙王捆绑起来，关在金墉城里，并以皇帝名义下诏免其官职，召成都王司马颖等入城辅政。“城既开，殿中将士见外兵不盛，悔之，更谋劫出（司马）义以拒（司马）颖”。司马越见情势不妙，大惧，想杀掉长沙王司马义以绝众望。黄门侍郎潘滔（与潘岳同官同姓同为文人）出个绝好的坏主意，遣人密告张方，借张方之手除掉司马义。
张方本性残暴，派兵从金墉城中押出司马义，绑缚于城外兵营中，放在火堆上慢慢烤炙而死，时年二十八。“（司马）义冤痛之声达于左右，三军莫不为之垂涕”。八王之中，长沙王司马义是第五个被干掉的。
“八王之乱”杀戮年代才子士人命运的“黑色幽默”第16节 你方唱罢我登场（2）
交战中数次大败的成都王司马颖此刻得意，耀武扬威入京师后，又还镇于邺城。“诏以（司马）颖为丞相，加东海王（司马）越守尚书令。”司马颖又派亲信将领石超守洛阳十二城门，“殿中宿所忌者，颖皆杀之；悉代去宿卫兵”。并废齐王所立的皇太子为清河王，河间王司马遇也乖间买好，表请立司马颖为皇太弟，“诏从之”。
西北方面，河间王司马遇屡为刘枕所败，急召张方还长安。张方临行，掠劫洛阳宫中男女万余人而去，途中乏食，便杀掉掠来的男女夹杂牛羊肉充当军粮。到关中后，张方与司马遇双方合军，大败刘枕，腰斩杀掉了这位雍州刺史。
“太弟（司马）颖僭侈日甚，嬖幸用事，大失众望。”居于京中的东海王司马越也久有自固之心，于惠帝永兴元年（公元304年）秋天勒兵入云龙门，声讨成都王，并恢复司马覃的皇太子身份。司马越还效仿司马，“奉帝北征”，挟十余万军队直扑邺城。洛阳城内为司马颖守城门的石超早已闻讯跑出，逃回邺城。司马颖给他五万兵，命他迎击司马越。
双方兵马在汤阴（今河南汤阴）相遇，石超大败司马越军。混乱之中，晋惠帝车倒草中，脸上中刀，身中三箭，狼狈不堪。“百官侍御皆散”，惟有侍中嵇绍“下马登辇，以身卫帝”。兵士把嵇绍从车上拉下，用刀乱砍，惠帝高叫：“忠臣也，勿杀！”兵士们回答，“奉太弟令，惟不犯陛下一人”。嵇绍死于乱刀之下，“血溅帝衣”。不久，司马颖派卢志找到坐在草中嚎啕大哭的惠帝，移至邺城。“左右欲浣帝衣，帝曰：“嵇侍中血，勿浣也！”书至此，史臣也慨叹：孰言惠帝憨愚哉！
嵇绍之父嵇康当初在魏末不与司马氏合作，受诬被杀；嵇绍纯臣，尽忠司马氏而死，可谓君子伟丈夫，难怪日后文天祥在《正气歌》诗中也以他为忠臣样板。
东海王司马越从洛阳出兵时，河间王司马已派张方袭取了洛阳。兵败的司马越只得逃回自己的封地东海（今山东郯城）。按常理，司马越这个帝室疏宗已经败成定局，怎么也不可能再缓过神来扳动成都王司马颖和河间王司马遇。
但历史总是存在那样的偶然性，时任都督幽州诸军事的王浚坐山观虎斗之余，在边疆地区联合鲜卑、乌桓部落骑兵，与东海王司马越的弟弟东赢公司马腾合兵，南下进攻邺城。
司马颖听说少数民族骑兵来攻，忙派石超等人拒战，连连败绩，王浚属下的鲜卑等部落骑兵
所向披靡，秋风扫落叶一般。“邺中大震，百僚奔走，士卒分散”。
卢志劝司马颖奉惠帝还洛阳，当时还有甲士一万五千多人，逃跑时做护卫还绰绰有余。黎明时分，司马颖生母程太妃眷恋邺城，迟迟不愿起身，“（司马）颖狐疑未决。”“俄而众溃”，万余大军见主帅无谋，一哄而散，司马颖和卢志只带数十骑拥着惠帝乘犊车南奔洛阳，狼狈不堪。逃至邙山，张方率万骑精兵迎谒，“（张）方将拜谒，帝下车自止之”。堂堂皇帝，虽傻傻乎乎也觉察到自己如今连一个将军的跪拜也承受不起了。
王浚攻入邺城之后，纵兵大掠。兵还蓟州之前，王浚又怕鲜卑士兵携带抢掠的妇女行军耽误正事，便下令：“敢有挟藏者斩！”诸族骑兵当时还很害怕晋朝军法，纷纷把千挑万选抢掠来的绝色妇女都推入易水中淹死，共死亡八千余人。
诸王争战期间，晋朝的流民首领李雄已在巴蜀成割据之势，自称成都王；匈奴贵族刘渊本来为成都王司马颖荐为冠军将军，也趁乱率五部杂胡起事，建国号曰“汉”，自称汉王。这拨儿高度汉化的匈奴哥们儿果真是“人面兽心”，西晋最后两个皇帝怀帝和愍帝都是为他们俘虏，接连上演晋帝“青衣侑酒”的历史悲剧，成为历代汉族臣子心永拂不去的伤痛。
惠帝入返洛阳后，张方拥兵专治朝政，成都王司马颖丧失前权，形同软禁。
张方所部士兵大多从长安来，一直把京城当作块大肥肉，在洛阳剽掠搜刮，都吵嚷着要“奉帝迁都长安”。他们以请惠帝出郊拜谒陵庙为由，想把惠帝和群臣骗出城。惠帝不愿再颠簸，不答应出城。张方于是率大批军士披甲执兵入殿，搜出躲在后园竹林里的惠帝，逼使上车，“帝垂泣从之”。于是张方军士在后宫大肆奸污宫女，抢劫珍宝，“分争府藏，割流苏、武帐为马障，魏、晋以来蓄积，扫地无遗。”张方还想一把火把宫室和宗庙烧毁以绝人望，卢志劝他：“董卓无道，焚烧洛阳，怨毒之声，百年犹存，何为袭之！”张方这才作罢。
张方挟持惠帝、成都王司马颖以及惠帝另一个弟弟豫章王司马炽到长安，河间王司马就暂时成为西晋王朝真正的主人。他让惠帝下诏废掉司马颖的皇太弟身份，改立豫章王司马炽为皇太弟。“帝兄弟二十五人，时存者惟颖、炽及吴王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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