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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托非人，儿子不争气也罢，托孤大臣不是杨骏那样的擅权鼠辈，就是张华那样的世故老臣，以至于贾后奸邪妇人秉国，赵王司马伦阴险王爷篡逆，诸王争起，亡乱终至。
“八王之乱”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大乱开始时各种势力都是打着拥护皇权的旗号，或者“矫诏”行事，绝非赤裸裸地像东汉末年那样胡乱开打。这主要是因为晋武帝在位二十六年，皇权威力影响巨深。赵王司马伦势力如此之大，但一旦篡逆，很快就被打着迎归惠帝旗号的诸王击败，而司马衷这个“土木偶人”恰恰可以成为各位皇族野心家手中最大的王牌，一直到公元306年，东海王司马越眼见傻子皇帝再无可用处，晋武帝时代威赫皇权的余晖全然逝去，才一把毒药弄死了这个幌子皇帝。
追思造成西晋最终灭亡的八个司马皇族，司马氏原来的立意完全是出于想“封建亲贤，拱辅帝室”，但晋武帝没有远图，惠帝失于暗劣，执政大臣安于奢放，致使贾后擅权，八王又暗怀私心，相迭而起，煽风速祸，致使“家国俱亡，身名并灭”。然而，这八王的人格禀性也不尽相同。汝南王司马亮，“少清警有才用”，乱非其起，不失厚道；楚王司马玮“开济好施，能得众心”，是位年轻气盛，没什么政治经验的王爷，虽有挟怨私心，终为贾后杀人工具，自己也不免挨刀；赵王司马伦以叔祖之尊，昏暗愚懦，诸子又不成器，成为孙秀的傀儡，又肆行篡逆，可以说是八王中最令人不齿的老匹夫；齐王司马冏，“少称仁惠，好振施”，如果公正持平，完全可中兴晋廷，但最终为自己的野心所累，暴尸于市；长沙王司马义“开朗果断，才力绝人，虚心下士，甚有名誉”，应该说是文武全才，果断聪明，但乱世人心叵测，最终被东海王出卖，功败垂成；
成都王司马颖本来在谋士卢志等人的辅佐下，扫平大逆，颇得众心，但最终他宠信宵小，不仅与堂兄齐王翻脸，又与同父异母兄司马义同室操戈。遥控朝廷后，成都王又不能当机立断，自恣其欲，最终也一条绳索搭上性命。河间王司马（禺页），本是司马皇室疏宗，“少有清名，轻财爱士”，晋武帝赞叹其“可以为诸国仪表”。但正是这样一个看似老成君子的王爷，先附赵王司马伦，又与齐王司马冏共攻赵王，再与成都王司马颖攻打长沙王司马义，其部将张方更是残酷无比，劫持惠帝车驾，祸害京都洛阳。乘东海、成都二王交恶，他又混水摸鱼，把惠帝劫至长安，软禁成都王，完全成为当时诸王混战的祸头。虽有如此城府，最终仍不免被人活活掐死。东海王司马越也是晋室疏宗，“少有令名，谦虚持布衣之操，为中外所宗”。在严酷的政治斗争中，司马越临危出卖同盟者长沙王，再与成都王翻脸，又攻击河间王，并毒死晋惠帝，虽最终能成为“八王”中不被砍头的王爷，但尸骨未寒，石勒的一把大火也把他烧成灰烬，世子死于刀剑之下，妻子惨遭乱兵轮奸变卖，下场也可嗟叹。
“自惠皇失政，难起萧墙。骨肉相残，黎元涂炭，胡尘惊而天地闻，乱兵接而宫庙堕，支属肇其祸端，戎羯乘其间隙，悲夫！”倘使晋武帝后继者为一平庸守业常主，所有这些王爷大可以善始善终，拱列晋室。即使哪个怀有狼子野心，在大一统的皇权下面也只能做太平顺王。
西晋是中国历史上没有亡于农民起义的少数几个政权之一。虽然经学的衰落，玄学、佛教的兴起和少数民族内迁成为西晋政权削弱的重要干扰来源，但其真正的灭亡原因则是八王互攻而造成的内部混乱和崩塌。
法国哲学家巴斯卡儿说过，“进步的事业必须被进步所取代”。福兮祸兮。虽然西晋的灭亡造成了一百余年间中国南北方的极大社会动荡，各个政权你方唱罢我登场，但也在中国历史上达成破天荒的头等大事，第一次在中国各民族的“兄弟之战”中最大限度地加速了民族大融合，胡族文化涤荡冲洗了汉族原有文化中过时的糟粕和余渣，在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中添加了新鲜的活力因子，并为日后隋、唐的大一统奠定了丰厚的思想基础和心理积淀。
纷乱大伪之世，却生出那么多英雄、豪杰、骚客、奸雄、懦夫，共同合演了一幕盛大的世间戏。与台上之戏不同，台上戏是先离后合，世间戏却先合后离，辛酸处处，血迹斑斑。“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年代，也是愚蠢的年代；这是信仰的世纪，也是怀疑的世纪；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我们拥有一切，我们一无所有，我们直下天堂，我们直落地狱……”——英国大文豪狄更斯这一段话，形容“八王之乱”前后的西晋社会再恰当不过。
可见，魏晋的风流余脉，不仅仅是潘岳的“河阳一县花”，不仅仅是陆机的“顾影凄自怜”，不仅仅是张华的“居欢惜夜促”，不仅仅是左思的“高眄邈四海”，千姿百态，五色纷呈，最终，我们谨以也是那个时代伟大英豪的刘琨所作诗来作终结，抒其幽幽叹惋、末路英雄之意：
“功业未及建，夕阳忽西流。时哉不我与，去乎若云浮。朱实陨劲风，繁荣落素秋。狭路倾华盖，骇驷摧双輈。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
“安史之乱”中的大唐将军们第19节 混乱年代的复杂人性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百馀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岂闻一绢直万钱，有田种谷今流血。洛阳宫殿烧焚尽，宗庙新除狐兔穴。伤心不忍问耆旧，复恐初从乱离说。小臣鲁钝无所能，朝廷记识蒙禄秩。周宣中兴望我皇，洒血江汉身衰疾。
诗圣杜甫这首忆念“开元盛世”的诗歌，其中所描述的人民安乐、路不拾遗的太平景象，在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戛然而止，“渔阳鼙鼓动地来”，致使“九重城阙烟尘生”——“安史之乱”爆发了，伟大的唐朝自巅峰急剧向下滑落，中国历史上最光辉灿烂的一幕历史大戏，至此灯光一下子黯淡了。但是，江山代有英杰出。在波澜壮阔的伟大历史时代，又会有新的英雄因时依势而出，五彩眩然，英姿勃发，令人目不暇接。
“安史之乱”前，唐王朝各种社会矛盾积聚已久，加之国家“承平已久”，人民久不知兵，真正的“亢龙有悔”。到唐玄宗在任期间，始于南朝的府兵制已经弊病多多，耽于安稳而又不识远谋的大臣们提出实施“募兵制”，这正好给了驻守唐朝边域的蕃族大将们绝好的大施拳脚、招兵买马的机会。盛唐武功赫赫，疆域辽阔，而硬币的另一端，则又是这么漫长的边境线需要战斗力极强的将帅去守卫，需要数量极大的边兵，如此，驻扎边地的蕃将，如安禄山等，大量招募“杂胡”士兵，不停地用蕃将把汉将替换掉，在辽阔广大的戍区内，蕃将出身的节度使完全成了自己嫡系部队的当然首领，各节度使辖区基本成为一个人说了算的独立王国。
归根觅源，玄宗时期的边镇大将之所以能拥如此大的权力，大部分也应归咎于权相李林甫。玄宗开元年间，由于张嘉贞、王鉷、张说、萧嵩、杜暹都是以节度使的身份入知政事，即由将入相，渐成定例。“口蜜腹剑”的李林甫掌权后，为了避免类似的“威胁”再发生，杜绝“隐患”，他向玄宗上奏说：“文士为将，怯当矢石，不如用寒族、蕃人。蕃人善战而勇，寒人亦无党援”。并假意让出自己领任的朔方节度使给蕃将安思顺（安禄山之族弟）。玄宗对此大加赞赏，觉得其言很有道理。谕旨发下，安禄山、高仙芝、哥舒翰等武人皆专制一方，权重位高。穷李林甫本心，其实非常简单：这些武将“不识文字”，更不是进士出身或有什么高阀贵族的血源，没有任何机会被招进朝中顶替他的相位，由此可以保证自己一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可以安枕无忧地当一辈子宰相。
李林甫也不是平常人，他的曾祖李叔良是高祖李渊的堂弟。李林甫年青时就慧黠多艺，善于音律，乘间又巴结上玄宗的宠妃武惠妃，并撺掇玄宗废杀太子李瑛等三个亲儿，权倾一时。残暴专横如安禄山，内心深处，对李林甫也十分惧怕。他时时派遣线人去京都打探消息。如果哪次听说李林甫对自己稍有微词，就会吓得这个胡人大胖子数九隆冬也一身大汗，躺在胡床上嚷嚷“我要死了”。
掌握权柄的数十年间，李林甫位极台辅，从未以国事为重，只知蒙蔽皇帝，陷害同僚，排除异己，作威作福。“生既唯务陷人，死亦为人所陷”，李林甫刚死，后来居上的杨国忠也有样学样，派人诬称李林甫生前和阿布思部落相互勾结准备谋反。案件鞫审时，李林甫的尸体还未入土，真正的“尸骨未寒”，朝廷就下制削去李林甫一切官爵，子孙除名流放岭南和贵州偏僻地方，剖毁棺木，撬开李林甫的嘴挖出他尸体口含的大珠子，剥光身上的金紫礼服，把尸体随便刨个坑埋掉。
当时，安禄山任三道节度使（平卢、范阳、河东），军权在握已近十年，一直秣马厉兵，准备伺机而起。他原来本想唐玄宗死后再起兵作乱。杨国忠掌权后，一直与安禄山互相对不上眼，屡屡进言唐玄宗说安禄山要造反，玄宗一直不信。为了证明自己正确，有远见之明，杨国忠“数以事激之”，想要逼使安禄山速反以取得玄宗对自己的信任。“（安）禄山由此决意遽反”。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冬天，安禄山伪造皇帝手敕，声称玄宗召他带兵入朝讨杨国忠。他聚集劲卒十五万，号称二十万，烟尘千里，鼓声喧天，一路向首都杀来。由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