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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不绝，责备您和助手有三大罪恶：一是计议乖方；二是赋敛无度；三是克扣军赐，这三大罪过最终造成皇上外逃的结果。现在李怀光新立大功，皇上肯定对他言听计从，如果他亲自面君，后果就太危险了！”
卢杞惊惧过后，毕竟属于城府幽深的奸辈，就寻个皇帝高兴的当口儿，建议道：“李怀光有重造社稷之功，朱泚等诸贼军已经被吓得胆破心寒，肯定连守城的胆量都吓没了，如果命李怀光乘胜攻取长安，肯定一样可以灭贼！如果现在允许他入奉天城面君，陛下您肯定要宴赏诸将和赏赐士兵，留连累日，给朱泚等贼兵诸多的喘息机会，他们就有时间修整城池，加紧准备，到那时再攻城可就太难了！”
唐德宗一听，觉得大有道理。奸臣之奸，正在能揣度人主的心理，卢杞知道德宗受了这么多天的憋屈，一定想急于攻回京城，一来恢复当皇上的信心，二来可以重新找回君临天下的感觉。因此，卢杞一言计成，把自己迫在眉睫之险化于无形之中，无论怎样，先让李怀光连皇上屁味儿也闻不着，再怨再气，也不会马上危及卢杞自身。
唐德宗下诏，命李怀光立即引军屯便桥，与李建徽、李晟及神策军兵马使杨惠元合军，尽快克取长安。
诏下，李怀光失望怨恨之情不能自抑。试想，千里竭诚赴难，破朱泚，解重围，到达城根儿竟然连天子一面也见不成，愤懑成怒，气得他对属下大叫：“我现在已经被奸臣排挤了，可以预料到结果！”于是，他掉头引兵，在奉天东南的鲁店盘桓两日，才怏怏向长安行进。
唐德宗仍旧沉浸在“大难不死，必有大贵后福”的幸福里，殊不知，一贼未平，一贼又生！《唐书节要》后面有一首无名氏的绝句，最能反映当时情景：“中原不可生强盗，强盗才生不易除。一盗未平群盗起，功臣都是盗根株。”
由于朱泚乱起，原来受命讨伐李希烈的淮南节度使陈少游马上从盱眙迅速撤回广陵，广挖堑垒，修缮甲兵。浙江东西节度使韩滉也大筑坞壁，名义上是准备迎接唐德宗渡江，实际上是防备陈少游乘间偷袭。两人各怀鬼胎，置李希烈于不顾，在长江屡屡曜兵示威，恐吓对方。
对唐室忠心耿耿的盐铁使包佶护送价值八百万的钱帛路过，准备输运京师。陈少游以朱泚占据长安，没人领收为借口，强行截下财物，准备据为己有。包佶不从，差点被陈少游杀掉，化装逃跑才捡回一命。同时，护送运输船的三千守兵，也被陈少游夺去换上自己军队的服号。包佶带着仅有的一船钱物和几十个从人逃至上元，又遇上韩滉带人截住，除浑身上下衣物外，又遭第二次明抢。乱起之时，藩镇尤其猖狂，由此可见一斑。南方藩镇之中，只有曹王李皋的江南西道比较“孝顺“，不停地派人派物送达德宗。
颠沛期间，刚愎自用的唐德宗深自贬抑，一直跟随他左右的忠贞之臣陆贽屡屡上书，基本还能得到德宗采纳。陆贽是苏州人，进士出身，博学多才，廉洁自律。泾原兵卒叛乱前，陆贽多有讽谏，德宗没有听进一言，结果都被陆贽言中。奉天围解后，陆贽又上书，指出德宗如下几条缺失：1加剧赋敛，民不堪命。2猜嫌臣下，武断裁事；3诿过于天，不信于人。集中来讲，共有六弊：“好胜，耻闻过，骋辩给，炫聪明，厉威言，姿强愎”，把德宗的性格缺陷都一一罗列出来，“上颇采用其言”。一般帝王大都如此，可以共患难，不可以共富贵，他倒霉落魄之际，你说什么不中听的话都是逆耳忠言；平日太平时节，臣下小小逆拂其意，很快就有杀身大祸。
心中一直憋怀恨意的李怀光越想气越不顺，索性他“顿兵不进”，多次上表暴扬卢杞等人的罪恶，大有不给个说法绝不罢休之势。同时，众议渲腾，都认为卢杞奸恶，误君误国。不得已之下，德宗于建中四年（公元783年）底下诏，贬卢杞、白志贞和赵赞等三人为僻远小州司马，并杀掉李怀光表奏中屡屡提及的宦官翟文秀。
唐朝“藩镇割据”大戏的上演第55节 难兄难弟“窝里反”
——藩镇之间的猜忌
为了“化敌为友”，唐德宗又秘密派人去劝说田悦、王武俊、李纳三个藩镇首领，“赦其罪，厚赂以官爵”。这三人也不傻，非常高兴有朱泚、朱滔、李希烈这三个强出头的大傻冒搅起大过失，皇上给自己这么个大台阶，能不赶忙顺溜下去吗？都暗中指天划地地盟誓重新向唐皇效忠。同时，也不敢马上和朱滔翻脸，“各称王如故”。
朱滔这厢迫不及待。他派手下牙将王郅到田悦处，劝说道：“当初您有急难，朱太尉（指朱滔）奋不顾身前来救援。现在，朱太尉的兄长在关中称帝，希望大王您能一起兴兵，渡过黄河攻取汴州。”王郅走后不久，朱滔又派内史舍人李琯见田悦，观察魏博军是否成行。
田悦犹豫不决，一怕得罪朱滔，二怕又得罪刚刚交好的唐廷。于是，他密召心腹将士，谋划计议。
田悦的司武侍郎许士则说：“朱滔从前是李怀仙的牙将，与他哥哥朱泚和朱希彩合谋杀掉李怀仙，推立朱希彩；朱希彩对朱氏兄弟宠信至极，朱滔又与李子瑗等人谋杀朱希彩拥立朱泚。朱泚为帅后，朱滔又劝朱泚入朝面君，趁机取得节度使兵权。想想与他一起同谋共功的人，诸如李子瑗之徒，最后都被他找各种借口杀掉，可见此人阴险反复，绝不可推诚待之。现在，他又与朱泚东西相呼应，假使朱滔顺利抵达长安，估计朱泚最后也会被他干掉，何况我们这些名义上的同盟军呢！朱泚如此为人，大王您怎能相信他呢？现在，朱滔勾结回纥等军拥兵十万，如果您出城欢迎，肯定会被他擒拿囚禁，魏博军人也会被其吞并。大王您不如假装先答应他的请求，厚加迎劳，等他到达城下再托辞以别的借口说不能成行，如此，大王外不失报德之名，内无仓悴之忧。”许士则一番话，以扈崿为首的魏博诸将也深以为然。即使如此，田悦仍徘徊不定。
关键时刻，“赵王”王武俊派其高级参谋田秀“驰见田悦”，劝说道：“从前因为朝中宰相处置失当，加上魏博陷于重围，我王武俊才发兵相助。现在天子厚德，既往不咎，我们怎能不抓住这一悔过自新的机会呢。舍弃九叶天子而臣事朱滔，会让天下人笑话！况且朱泚未称帝之时，朱滔与我等比肩为王，已经有轻视我们的心气。如果他能南平汴、洛，与朱泚连兵，我们二人肯定会是他们兄弟接下来的攻击目标。希望魏博军闭城拒守，千万不要与朱滔连军南侵。我王武俊会乘时观势，与昭义军连兵，乘机消灭二朱兄弟。到时候，我们一起扫清河朔，复为节度使，共事天子！”
见王武俊也如此进劝，田悦下定决心，派人骗朱滔说：“一言为定，跟从大王南行！”
朱滔得信大喜，亲率范阳步骑五万人，回纥兵三千人，以及流兵一万多人，从河间往南开进，气势汹汹，辎重首尾绵延四十里。
公元784年，唐德宗发诏，大赦天下，改元兴元，在他这封类似《罪己诏》的制书中，德宗先是非常诚恳地进行了一番“自我批评”，最后行文关键处，表示：“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等，咸以勋旧，各守藩镇，朕抚御乖方，致其疑惧，皆由上失其道而下罹其灾，朕实不君，人则何罪！宜并所管将吏等一切待之如旧。”同时，诏书还认定“朱滔虽缘朱泚连坐，路远必不同谋，念其旧勋，务在弘贷，如能效顺，亦与惟新。”只对称帝的朱泚一人，诏书才委婉地显示不得不“下狠手”：“朱泚反易无常，盗窃名器，暴犯陵寝，所不忍言，获罪祖宗，朕不敢赦！”最后，诏书还明白表示要停罢“两税法”以外的苛捐杂税。
“赦下，四方人心大悦”。王武俊、田悦、李纳见到加印有御玺的赦令，都马上自去王号，上表谢罪。只有在汴州刚刚打了个小胜仗的李希烈不识好歹，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要过皇帝瘾，自称楚帝，改元武成。朱泚由于一直连战不顺，把国号从“大秦”改为“大汉”，自号汉元天皇。
李希烈称帝后，派大将杨峰持赦书赐唐朝的淮南节度使陈少游与寿州刺史张建封。张建封很干脆，把杨峰在闹市中腰斩，表示忠心事唐。陈少游“闻之骇惧”，想不到城小兵弱的张建封敢来真格的，自己虽握重兵强城，也都一直首鼠两端，小小的一个州刺史就敢给新称帝的李希烈这么一个大钉子。
德宗闻讯大喜，马上封张建封为濠州、寿州、卢州三州都团练使。李希烈见两边没什么降附的动静，就派大将杜少诚为淮南节度使，准备攻取寿州等地，结果被张建封、曹王李皋和鄂州刺史李廉等人打得大败，东西受压，旗开得败！一直脚踏两只船的陈少游见状，忙上表自辩，把从包佶处抢得的财帛统统派人用船送往德宗处，并表明自己的“坚定立场”。
朱滔并不知道田悦、王武俊等人“上表谢罪”的事情，正处于“自我感觉”最上佳的当口儿。他引大军“入赵境，王武俊大献犒享；入魏境，田悦供承倍丰，使者迎候，相望于道”。朱滔率军至永济，就又派王郅去见田悦，相约在馆陶会兵，一起渡黄河。此时，田悦作出一副为难的样子，向王郅“摊牌”：“我田悦真心真意想随朱太尉出兵，昨天我就要出军，但属下将士都不听我号令，他们表示说军队数败，无粮少兵。如果我舍城出战，肯定马上就有兵变发生。没办法，我只能派出五千兵，帮助朱太尉大军做做后勤粮草供应什么的。”
朱滔得知田悦临阵变卦的消息，血往上冲，差点气死，哇哇大叫道：“田悦逆贼，先前被官军重重包围，命悬一刻。当时我叛君弃兄（背叛德宗，又置于凤翔的朱泚于不顾），发兵昼夜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