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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德宗后期，更是开立“宫市”，与小民争利，其种种深弊，从白居易《卖炭翁》中可见一斑。
唐玄宗时，宦官高力士深受倚重，但此太监毕竟是个忠臣，又知道谦抑之道，对国家危害极少。到了唐德宗时代，宦官成为掌握朝廷的一支重要势力，而且积弊至深。泾原兵士叛乱，正因为宦官白志贞的禁兵一个没来，差点让德宗成为乱军俘虏。按理说应该“惩前毖后”，谁知道后来他更加宠任太监，而且这些公公们掌握的军队越来越多，以至于其后数位皇帝皆由宦官拥立。太监们还在各个军区充任监军，干扰军事。奉天之乱后，唐德宗外表好像十分信任大将忠臣，内心却十分猜忌这些宿将勋帅，并把神策军兵马使这么重要的禁军统领位置完全由太监掌握。而且，到了德宗后朝，各地节度使以及重要军镇的将帅都出自神策军，皆为太监统军的“门下”，只知报公公们举荐的恩德，不知朝廷的存在。至此，刑赏恩罚的大柄不在人君而在那些宦官。尤其是在讨伐吴少诚时，大太监推荐常给自己送金银财宝的韩金义为四面行营招讨使，又派数十太监为监军，十七道唐兵皆受这些庸才小人节制，致使官军屡战屡败，死亡无数。“德宗为唐室造祸之至，此宗社覆亡之本也”（范祖禹），诚哉斯言！
唐德宗初即位，锐意削藩，但自从奉天之乱后，如丧肝胆，对藩镇务求姑息，矫枉过正。宣武都知兵马使李万荣赶走节度使刘士宁，德宗竟授李万荣为留后，此种姑息，简直就是鼓励臣下叛篡，致使后来的仿效者越来越多，唐廷威权丧失几近。同时，他还爱耍小聪明，自己亲自择任各个藩镇的副手和参佐之将。但藩镇头子往往用计除去这些人，大太监们以权谋使唤这些人，谁也不会真正向德宗效“愚忠”。最过分的，当属德宗纵宠浙西观察使李锜之事。李锜本来只是个常州刺史，由于向大太监李齐运孝敬了大笔金银财宝，就为李太监荐给德宗，升为诸道盐铁转运使、浙西观察使。李锜掌握“天下利权”后，对下刻意搜刮，对上不停上贡，朝廷权贵遍受其贿，逐渐骄纵无所忌惮。他对自己所辖官员任意杀害，贪污公款无数。浙西平民崔善贞到京城告御状，德宗不仅不相信，反而大怒，派人把崔善贞用木枷铁锁锁上，送交李锜处理。“（李）锜闻其将至，预凿坑待之”。崔善贞囚车一至，连枷锁也不脱，被李锜手下兵士踹入土坑中活埋。“远近闻之，不寒而栗”，真正的是钳天下之口而长奸臣之威，让这些贼臣愈加骄暴，日后个个迭相叛逆。
由上种种，皆可以看出，唐德宗的过失，也可用“罄竹难书”四字来表达，一点也不冤枉他
前蜀末帝王衍与后蜀末帝孟昶第66节 只是凋零似落花
平素无聊，喜欢翻阅古画帖，特别是对那些工笔人物、禽鸟、阁台，尤为注意。观五代画家黄荃的作品，形神兼备，笔法纤密，构图巧妙，用意精湛，使人对这个公元十世纪生活在成都的画家兴趣顿生。仔细研读黄荃的生平，发现这位画家竟然大半生都生活于被中国文人称为“季世”的混乱黑暗的五代时期，而且作为御用画家侍奉过前蜀王衍和后蜀孟昶两个历史上有名的昏庸君王。
王衍、孟昶与南唐主李煜和宋徽宗赵佶一样，虽然政治上昏庸无能，耽花湎酒，终至亡国，可他们在艺术上的造诣都可称得上是真正的大家，无论诗词歌赋画文，皆臻至逸品和神品之境。
相传，前蜀后主王衍得到唐朝画家吴道子的《钟馗捉鬼图》，上面画钟馗正用右手食指剜出小鬼眼睛准备当小吃的场景。王衍也是内行，他自忖，如果把钟馗描画成用大拇指剜出小鬼的眼睛，效果可能会更好，更显衬出钟馗的昂然气势。黄荃受命后，回家琢磨，怎么想怎么不对，皇上的旨命又不能违背。无奈之余，黄荃就重新画了一张钟馗用大拇指剜小鬼眼睛的画，然后，他把两张《钟馗捉鬼图》一并奉给王衍。王衍大为不解，忙问黄荃为什么不在吴道子原画上面修改。黄荃答道：“观吴道子所画钟馗，整幅人物的气力、眼神、筋骨皆落于右手第二指上，如果改为用大拇指着力，原先的人物姿态一下子就散掉了，整幅作品就会丧失原有的人物神采和光芒。而为臣我画的钟馗，人物力道着于大拇指，以此奉上，特供参考。”王衍琢磨一番，大为称赞，遂成一段画坛佳话。
此外，后蜀末帝孟昶，与这位黄荃大画家也有一段“艺术交流佳话”。后蜀广政七年（公元944年），南唐与后蜀结为“友邦”，送来六只江南特有的白仙鹤。喜爱丹青文辞的孟昶忙命人宣黄荃进殿，让大画家为这六只仙鹤图形写真。黄荃落笔如飞，浓点淡染，不大功夫，六只仙鹤或理毛、或整羽、或唳叫、或翘足、或惊恐、或啄苔，“体态鲜活，有愈生者”，喜得后蜀末主孟昶大叹不已，把作画的偏殿也命名为“六鹤殿”。画幅悬于殿中，这位皇上朝夕临视，流连不已。
于黄荃而言，可幸也可悲！可幸的是，两个君王皆是彬彬文士，品画作诗的高手，言语谦谦，和蔼可敬；可悲的是，两人都是盛世亡国之君，只知沉湎于“艺术”，不知体恤政情民意，真个是“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丹青”，其结果，皆是国破家亡，命丧人手！
前蜀末帝王衍与后蜀末帝孟昶第67节 前蜀末帝王衍（1）
说起王衍，不得不交待他老爹王建。
王建，字光图，许州舞阳人。此人隆眉广面，状貌不俗。但王建年少时是个远近有名的无赖之徒，以杀牛、偷驴、贩私盐为生（很像黄巢，不过规模不如黄巢大，文化修养方面更比不上这个给唐王朝致命打击的“强盗头子”），当时，邻居都送给王建这位“混混”一个绰号：“贼王八”，可见当时他是多么地讨人憎厌唾弃。后来，赶上唐末乱起，王建也趁机投军，从小兵做起，渐成队将。黄巢攻陷长安，唐僖宗奔逃于蜀地，恰值王建当时为都头，与忠武军将领鹿晏弘一起西迎僖宗，喜得仓惶如丧家狗似的唐皇如捞救命稻草，号王建等诸人所率军队为“随驾五都”。大太监田令孜（当时任十军观军容使）也收王建为养子。唐僖宗还长安后，王建一下子跃为御林军宿卫将领。
僖宗光启元年，大将王重荣和大太监田令孜争权夺利，兵端又起。王重荣举大兵直攻长安，唐僖宗依旧又是“三十六计走为上”，向凤翔狂奔。
光启二年，僖宗又逃往兴元，任命王建为“清道使”，背负玉玺以为开路前锋。一行人跑到当涂驿时，栈道被焚，王建冒死牵控僖宗御马，从浓烟中一溜小跑，刚刚奔离，身后栈道轰然塌断，落入万丈悬崖之下。夜晚露天宿营，唐僖宗枕王建膝方能安眠。半夜醒转，悲从中来，这位荒唐半辈子的帝王忽然被眼前这位出生入死的将军所感动，解身上御衣赐与王建。
兵乱稍息，大太监田令孜觉得自己在皇帝身边不安稳，就以皇帝名义下诏，自己委派自己去给当时任西川节度使的同母兄弟陈敬瑄当“西川监军”。当时王建正拥军在外，带着一帮八千之众的亡命之徒在西川一带攻城掠地，这让陈敬瑄很忧虑。田令孜知道此事后，对陈敬瑄说：“王
八吾儿也，派人召他来可为我们效命。”
王建闻召大喜，忙选精兵二千奔往成都。骑兵到达鹿头关时，陈敬瑄又后悔“引狼入室”，派人阻止王建。王建大怒，也顾不得什么干爹田令孜的情面，攻破鹿头关，取汉州，攻彭州，大败陈敬瑄五万兵，俘掳万余人，横尸四十里。陈敬瑄惊吓过度，亲率七万兵与王建相持三个多月，双方久攻不下，互有胜负。此时，唐僖宗已死，有名无实的唐昭宗连忙派人谕和，又派韦昭度为西川节度使，替换陈敬瑄。唐廷又分邛州、蜀州、黎州、雅州为永平军，拜王建为节度使。
陈敬瑄当然拒绝听命。唐昭宗命韦昭度和王建一起讨伐。韦昭度是个文臣，没什么本事，数万兵马在他指挥下，向陈敬瑄发起数次攻势，皆无功而返。王建趁机让韦昭度回长安继续做他的“太平将相”，劝说“师久无功，您远在蜀地又没什么好处”。
韦昭度迟疑不决。王建就派遣军士把韦昭度从长安带来的一帮师爷亲兵一骨脑抓住，在军门内捆上，碎剐了下酒。然后，王建自己冲进帐内禀报韦昭度：“军士饥饿，正需这些人当饭吃！”韦昭度这种京官哪见过这阵势，吓得差点拉一裤子，马上把符节等等拱手相让给王建，单人匹马慌忙离开四川。待韦昭度离去，王建派兵把守剑门，四川由此同中原完全隔绝。
转回头，王建集中注意力收招陈敬瑄、田令孜两个“瓮中之鳖”。很快，资州、简州、戎州、邛州等诸多州府相继降附，王建包围成都。无奈之下，陈敬瑄与田令孜开门出降。王建先把干爹、干叔囚于雅州，不久就派人把这有老二的干叔和没老二的干爹都干掉了。接着，王建又降黔南节度使王肇，杀东川节度使顾彦晖，又降武定节度使拓拔思敬，于是并有两川兼三峡之地。唐昭宗乾宁三年，唐廷封王建为蜀王，不得不承认这位割据一方的地方枭雄。
唐昭皇帝天佑三年（公元907年），朱温灭唐，派使臣谕晓王建。王建不纳，并驰檄四方建议各地军事势力会兵讨梁，“共复唐室”。“四方知其非诚实，皆不应”，可见，王建当时的名声确实不怎么样。
同年，闭起山门、恃险而富的王建也在秋天九月即皇帝位（比朱温晚五个月），封诸子为王。由于中原战乱不已，唐末许多士人名族都逃入四川避难，所以王建的大臣“皆唐名臣世族”，虽然王建“起自贼寇，人多智诈”，但他善待士人，善于量才授用，一时有明帝之称。
王建晚年，逐渐昏庸奢侈。太子王元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