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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二十二年后，朱棣儿子明仁宗朱高炽继位，才下诏称：“建文诸臣家属在教坊司、锦衣卫、浣衣局及习匠、功臣家为奴者，悉宥为民。”
建文帝忠臣惟一善终者，只有魏国公徐辉祖一人。朱棣召见，徐辉祖不出一语。由于他是功臣徐达之子，家有免死的誓书铁券，其弟徐增寿又因想投降朱棣被建文帝杀掉，朱棣才免其一死，革其禄米，把他一直软禁在家。
残暴如此，坐稳龙椅后的朱棣很想又换张脸皮以“仁德”形象留诸后世。特别可笑的是，永乐二十二年的甲辰科举考试，本来第一名状元是孙日恭。考试官员最后把录取名单呈给朱棣过目，这位流氓皇帝一反常态，细细研读，竟咬文嚼字起来：“孙日恭第一名，不行！日恭两字合起来就是‘暴’。（古文是竖版，所以两个字看上去就是“暴”字）朕一向以仁心为本，平生最恶残暴苛刑，隐暴于名的人断断不能为我大明状元。”老混蛋批来批去，从三甲之中点了一个名叫邢宽的人为状元。邢宽，乃“刑宽”的谐音，以此来显示永乐皇帝治下轻刑薄赋、仁德四海的“太平景象”。动辄诛臣下“十族”、杀人过万眼都不眨、处心积虑把忠臣妻女送入窑子每日定量供人轮奸的凶戾变态之人，临老又忽然变成似乎连只蚂蚁都不愿踩死，连一“暴”字都堵心碍眼的“仁德”之人，不得又让人佩服职业统治者的演戏才能，已臻乎炉火纯青之境。
朱棣“半由人事半由天”的帝王之路第97节 盖棺论未定
——明成祖朱棣一生功业得失
后世讲起朱棣，大多褒大于贬。对外方面，特别是他五征漠北，先后击败瓦剌和鞑靼诸
部。同时，他又在西北设“关西七卫”，增设贵州布政司，在安南设交趾布政司。对内方面，他发展经济，休养生息，使国家岁粮收入大幅增加；同时剥夺藩王实权，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文化方面，他授命臣下编纂《永乐大典》（当然主要目的是为了给他自己歌功颂德和篡改史实），对文化典籍进行系统整理。因此，《明史》中对他赞扬道：“文皇少长习兵，据幽燕形胜之地，乘建文孱弱，长驱内向，奄有四海。即位以后，慕行节俭，水旱朝告夕赈，无有壅蔽。知人善任，表里洞达，雄武之略，同符高祖。六师屡出，漠北尘清。至其季年，威德遐被，四方宾服，明命而入贡者殆三十国。幅员之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
然而，深入细致地研究明代历史，却可得出这样一个惊人结论——虽然明朝之亡追根溯源是亡之于万历，但一切深祸至忧其皆肇自这位“启天弘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的文皇朱棣。
对内，明朝正是从朱棣起开始大用宦官。因为正是建文帝的宦官向朱棣报告金陵空虚的实情，朱棣才一反一直在河北、山西诸地兜圈子的常态，直捣京师，得登帝位。篡弑成功之后，朱棣大用太监，其间有郑和下西洋（这倒不是什么大坏事），李兴充当前往暹罗的国使，马靖镇甘肃，马骐镇交趾。特别是永乐十八年，明祖又开设专由太监负责的东厂——由此，宦官拥有了出使、专征、监军、坐镇、刺探等诸多大权。明太祖本来有祖制：“内臣不许读书识字”，朱棣却一反其制，听凭太监们“学文化”，到了明宣宗更是在内廷设内书堂，派大学士教小内侍们书写。这些太监们时间充裕又无青春期烦扰，明古今、通文墨，如狗添翼，更能在关键时刻运用筹算智诈，欺君作奸。所以，明朝太监之祸日烈，如王振、刘瑾、魏忠贤等，积重难返，直至明亡。
对外，朱棣主要防备蒙古，尽坏朱元璋边疆政策的成制。本来谷王在宣府，宁王在大宁，韩王在开原，辽王在广宁，沈王在沈阳。朱棣自己篡位后，深恐兄弟蹈习自己前路，尽迁五王于内地，致使东北无边备强兵，边疆严重内缩，山西等地也逐渐失去屏依。虽然朱棣在朱元璋所设辽东都司的基础上又设奴儿干都司，但却用女真族太监亦失哈掌管大权。太监贪财重货，每每骚扰女真各部，种下矛盾多多，又激使女真各部相互联合重组。至明朝中后期，奴儿干都司仅是一空名机构，满洲日益强大，而建州附近又无重镇，致使连连败绩，直至于亡。明朝最终未败于蒙古，而亡于明初不知名的满洲，细究原由，正是基祸于这位明成祖朱棣。
当然，“涂金”工作一直有条不紊地进行。朱棣生前就一直很注意“宣传”工作。建文四年六月他攻入南京，同年十月他就下诏第二次重修《太祖实录》（建文帝修过一次）。他任命两个降臣李景隆和茹瑺为正、副监修官，以大才子解缙为总裁。同时，朱棣对修史官员奖罚分明。对听话有意袒护朱棣篡改史实的，如胡广、黄淮等人，升官；对直书无隐不避朱棣忌讳的，如叶惠仲，族诛。仅仅花了九个月时间，这些“深体朕意”的奴才们就献上了篡改完毕的《太祖实录》。
后来，解缙因储君事得罪了朱棣，心态多疑的朱棣又三修《太祖实录》，派心腹姚广孝主管监修事宜。此次修史更加“仔细”，费时五年，删除一切对自己不利的史料，增加不少朱棣自以为是的“史实”。永历十六年，书成献上，朱棣“披阅良久，嘉奖再四”。并对跪伏于殿下的几个奴才文人高兴地说：“庶几少副朕心。”
此次修史，主要是为朱棣篡位的合理性制造理论依据，不仅明白地写明朱棣是马皇后亲生子（其实他是硕妃所生），还编造了马皇后梦见朱棣解救自己的故事；此外，史臣们又编造了老皇帝朱元璋在临死前一直咽不下气，反复问“燕王来未？”——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一直相信父子家天下的朱元璋，如果临死前念叨燕王，肯定是告诫皇太孙和大臣们要提防这位四皇子，绝对不会在临崩前想把皇位传给他，更不会说什么“国有长君，吾欲立燕王”。况且，建文帝即位时已经成年，根本不是什么不懂事的娃娃“幼君”。
所以，文字这东西的力量绝不可小看，加诸史书上更是可以颠倒黑白，混淆视听。大家有时评价一个皇帝，都是往往听信史臣的史书，以为风骨文人们会直笔铺陈，所谓“国亡而史不亡”。
其实，真正的情况往往大相径庭。比如，明朝的正德皇帝，后人一讲起此人就觉得他荒淫昏庸、荒唐至极——究其原因，恰恰是因为他死后无子，皇位由他在湖北当藩王的堂弟朱厚璁继承。旁支入嗣的自卑以及与臣下的“大礼仪”之争（即大臣们坚持朱厚璁应该依礼以正德父亲明孝宗为皇父，而不能以其生父兴献王为皇父），使得这位世宗皇帝在修《武宗实录》时，心怀隐恨，大暴正德皇帝这位堂兄的短处，满书都是丑行和淫暴，一点也没有“为尊者讳”的意思，使得这位并非特别坏的皇帝成为明朝“坏皇帝”的最高榜样。由此，可知历史的涂脂抹粉和歌功颂德是多么的重要！
朱棣“半由人事半由天”的帝王之路第98节 有样学样（1）
——朱棣死后的“高煦之叛”
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春天，鞑靼阿鲁台进犯大同、开平。朱棣于四月间举行盛大阅兵仪式，率众大将第五次亲征。同年八月，朱棣病死于榆木川，终年六十五岁。“遗诏传位皇太子。”
明仁宗朱高炽自幼就以聪慧仁德著称。“靖难”起兵时，朱高炽常常居北平留守，并曾以一万之兵拒李景隆五十万明军于北平城外，保全了朱棣的大本营。朱高炽两个弟弟也都不是吃干饭的，朱高煦以军功有宠于明成祖，朱高燧以慧黠见喜于明成祖。当初建文帝听方孝孺之言，赐朱高炽秘诏，使“反间计”欲离间燕王父子，多亏朱高炽仁孝如一，忙派人把建文帝诏书和诏使一齐驰送朱棣，才免却父子相残的悲剧。
朱棣篡位后，朱高炽为皇太子，朱高煦、朱高燧“与其党日伺隙谗构”。永乐十六年，宦官黄俨诬称皇太子擅赦罪人，邀德名于天下，有不臣之心，东宫官员坐死者甚众。朱棣命侍郎胡滢暗中察访实情。胡侍郎禀公密奏，陈列皇太子“诚敬孝谨七事”，才免却本性多疑的朱棣猜忌。后来，宦官黄俨等想弑朱棣谋立其三子朱高燧，事发伏诛，还是皇太子朱高炽力保朱高燧不知情，救了这位一直倾陷自己的三弟一命。
朱高炽即位后，任用贤良，友爱二弟，轻刑薄役，核查冤狱。“在位一载，用人行政，善不胜书”，确实是明朝历史上罕见的仁德皇帝。可惜天不假年，明仁宗当了一年皇帝就病死，时年四十八。
明仁宗长子皇太子朱瞻基继位，是为明宣宗。
见年轻的侄子登基，一直觊觎皇位的汉王朱高煦“反谋日甚”，很想再把他爸爸朱棣篡夺其侄建文帝的“靖难”大戏再演一次。《广韵》曰：煦，温也，所谓“煦而为阳春，散而为霖雨”。偏偏人与名不符，朱高煦自少年时代就“性凶悍”，“言动轻佻”。
靖难之役，勇武善骑射的朱高煦不仅在白沟、东昌等战役中立有大功，江上之战，朱棣本来都要撤兵返走，多亏朱高煦亲率生力军赶到，喜得朱棣当时连骗带蒙又附有二、三的诚意对他说：“吾病矣，汝努力，世子多疾，”婉言有立其为储贰之意。狂喜之下，朱高煦拼命死战，大败明兵，奠定了燕兵攻克南京的最后胜利基础。
虽说“君无戏言”，但朱棣的话也属高级而严肃的“逗你玩”。“吾病矣”——一活又活了二十二年；“世子多疾”—一活又活了二十三年，多疾不等于立马就死，只要活着，嫡长子就该是皇太子。
朱棣称帝后，封朱高煦为汉王，国云南；朱高燧为赵王，国彰德。朱高煦怏怏不肯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