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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和我方拉关系，又做些抗日的事，也算不上铁杆汉奸。不过，总起来说，叛徒给我们造成的危害是非常大的，甚至比日本人对我们的危害都大。他们大都是本地人，本乡本土，又熟悉我们的情况。谁是什么干部，家住在哪，一般的行动规律等他们都知道。有了这些个叛徒，本来是两眼一抹黑的日本人，就仿佛养了一群嗅觉灵敏的恶狗，我们的人跑到哪他跟到哪。家里藏不了身，到别的村，太红的抗属、干部家也不敢去。要想生存下去，是越来越难了。
那么，当时在原地坚持斗争的干部们，又是如何躲避日本人和汉奸的追杀的呢？当年在冀中坚持斗争的齐岩老人的经历，很有代表意义，她回忆说：1943年，春节刚过几天，母亲有病，托人捎信让我回家去看看。周景陵也回去了，住了一天。本来，吃晚饭后要转移到别的村去，因母亲病情加重，只好在家里住一夜。半夜里，忽然听到房顶上传来鬼子说话的声音，我们立即钻了地道，地道口就在炕里边，睡觉前都要把地道口打开，以防万一。下面的地道四通八达，我和景陵爬着爬着失去了联系，周围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我经常不回来，不熟悉地道的走向，里面是那样静，仿佛世界上只有我一人存在了。不知道在下面呆了多久，也不知道自己爬到了什么地方。上面的敌人走了没有？母亲怎么样了？这一切我都不得而知。在一个地道的拐弯处，我摸到了一个向上的脚蹬的坎，我猜想这是通向地面的，因搞不清是什么地方，也不敢贸然呼叫。等了好半天什么情况也听不到。突然“噔噔”响了几声，心想，这下糟了，敌人挖洞了。但好长时间，什么声音也没有了，又恢复了死一般的寂静。在地道时间长了，又冷又缺乏氧气，憋得实在难受。心想：憋死在洞里，也不能让敌人抓去。这时，上面又微微传来咔吃、咔吃的声音，我这才恍然大悟，洞口上边可能是牲口棚，噔噔的声音大概是牲口踏蹄子，咔吃咔吃的声音是牲口在吃草。
设在地道内的医务所又等了一会，上边依然没有嘈杂的声音，我肯定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就轻轻地敲了两下洞口的盖。上边有人问：谁？我说出我在家中的名字：我是英华呀！很快揭开了洞口，让我上来，原来这一家是在我家西南边二三百米处，和我家隔了一条胡同。给我揭开洞口的是我本家侄子齐迈，他赶快叫过来一个姑娘齐琪华，领我到她住的房子去。按辈数排，她叫我姑姑，我立即脱下泥糊糊的衣服，换上了琪华的衣服。琪华对我说：“姑，敌人正在你们家掘洞口，乱翻东西那！”至于其他的情况，她也不太清楚。这时，听到胡同里面有敌人喊叫开会的声音，我再下地道来不及了，敌人已经走进琪华家的院子里。我急忙拿起火柴蹲在锅台前，低着头装作点火做饭的样子。敌人进屋用枪逼着让去开会，我就随着琪华一家人往会场上走，正好穿过我家的前院，我偷偷地看到敌人正在我家出来进去抢掠东西往外抬。会场就在我家门外的场院里，已被敌人强迫赶来了好多乡亲，几乎全村的人都在这里。我熟悉那一张张可亲的面孔，我熟悉那一副副慈祥的心肠，当然乡亲们也非常熟悉在他们身边长大的我，对我突然出现在人群中也感到万分惊恐，心中为我捏着一把汗，担心着我的安全。我从乡亲们表情中可以看出，这种惊恐是短暂的，很快就平静下来了，显然是为了不被敌人看出破绽。他们明白，被敌人包围就是因为我回来了。
我来到人群中，好心的乡亲们赶快把我按下，蹲在他们脚下。他们人靠人的站着，像密不透风的一层层人墙，不分排，不分队，又挤又乱地站着。乡亲们暗暗地告诉我会场上的动静，一会儿说我家的箱子抬出来了，一会儿又说柜子抬出来了。敌人的叫喊声我也听得一清二楚，大概敌人发觉我已钻入地道无法抓捕，就声称要找“齐家老太太”。我想母亲到哪里去了呢？景陵又到哪里去了呢？一会儿听到有人说房子烧了，又说敌人快走了，正装车拉东西哪！正在轻轻地议论中，啪啪两声枪响，敌人走了。我家的一位帮工和村里的一位老百姓都被敌人打死了。是我连累了他们呀！疯狂的敌人，没有抓到我就在两个无辜的老百姓身上报复啊！
齐岩说的这个村，是高阳县庞家佐村。这村在冀中，算是个中等村，有400多户人家，齐家在村里是大户。是个抗日力量很强的老根据地，她那天和丈夫周景陵——《团结报》社社长给堵在家里，一来是因为村里有个叫齐平庄的汉奸悄悄去边渡口据点告了密——这个汉奸1947年已被处决；二来是因为那天大雾，对面不见人，等发现敌人，鬼子已扑进村来了。在危难之中，齐岩就是靠地道，靠村里父老乡亲们用性命、用自己瘦弱的身躯掩护，才活了下来。那天被打死的两个人，一个是齐岩家的长工，一个是“甲长”齐小生，他们既交不出“齐家的闺女”，也交不出“齐家的老太太”，而日本人这趟出来，二死一伤，其中还死了一个军曹，心中好不窝火，心想中国人打死我们二个，我们也得打死二个中国人，否则是“大大的不够本。”
“难道，五年抗战就这么完了”（7）
或许有人要说，齐岩毕竟是在自个家里，情况熟悉，又都是乡里乡亲，遇到危难，大伙自然要帮上一把。那些家不在冀中，或者是有家难归的干部们怎么办呢？没别的法子，只有自己到百姓中去找一个家。这就是当时所说的“救命户”，也叫“堡垒户”。和这家人同吃同住，生死与共。老人们说，这种堡垒户，得找那种家里人口少、小孩少的人家，以免互相串门走漏风声；得找那种地理位置好，最好是独门独院，靠近村边的人家。当然最重要的一条，要找对抗日有较高认识的人家，但也不能太红了，太红了也危险。据说这种人家，“仅饶阳一县就有一千几百个，”而一旦敌人发现某家“窝藏八路”，“一家人可能被抓被杀，房子财产可能被烧被毁。”真是血海般的干系啊！抗日的干部，受伤的战士以及干部的家属，就都是这样靠“救命户”生存了下来。甚至连日本反战同盟的成员，也是住在“救命户”，一住一年多，学了一口安平话。
妇女们向地道内送饭这些素不相识的人住在一起，朝夕相处，结下了深厚的感情，百姓想尽办法为抗日干部的生活和安全操心操劳，干部们则帮房东干点活，帮孩子学点文化，亲如家人，多少年也忘不了。收留日本反战战士的郭大娘，在送走在一起住了一年多的“日本儿子”西村、津田、吉冈等人后，迈着一双小脚，走了三十多里，到关系家打听西村等人走后的情况。解放后任石家庄专署专员的韩启民，刚有一月9元的津贴费，就想起老房东，买些东西寄去。她说“实行工资制后，我的工资也多了，每逢过年过节，我都捎几十块钱给二位老人，从未中断过。”直至近些年，当年的老房东虽已过世，但与他们的子女还一直有联系，经常像亲戚一样走动。抗日干部与百姓如此血肉相连，令日本人头痛不已，日华北派遣军作战主任曾在谈话中说，冀中“军队、农民混成一片，组织极为坚强。”日军41师团参谋铃木重雄中佐也说：“冀中之战是地地道道的政治战。”
不过，不管是住在自己家里也好，还是住在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堡垒户家里也好，因为鬼子、汉奸到处乱窜，仍不免闹些玄事：韩启民老人曾回忆起这么一件事：1942年初冬，抗日战争进入最残酷的阶段，党内个别不坚定的人脱党了。分区文建会有一个人就是因为怕死，回家了。他住在饶阳县三区的一个村庄，地委让饶阳县委副书记李太转给我一封信，叫我去找那个脱队干部做动员工作，使他重新回到革命队伍中来……当天傍晚，我就出发了，与我同行的是三区区委书记乔民。为了缩小目标，乔民在前，我在后，拉开老远的距离。
我那时是女扮男装，头上扎个白头巾，个子又大，不注意根本看不出是女同志。走到王岗村南边，迎面来了一个人，又高又大，40岁左右，面带一副凶相，与我擦肩而过。这个人大约过去了三四步，啪地转过身来，厉声说道：“站住！干什么的？”
我迅速用手枪逼住了他，反问道：“你是干什么的？”
这时，那人也用手枪逼住了我，说道：“你是八路吗？”
从问话中，我料定他是敌人。没有什么好说的了，想来个先下手为强，扳动了枪机。万万没有想到，子弹臭在枪膛里了，没打响。那人见我先发制人，连忙对着我也扳动了枪机。巧得很，他的枪也是个臭子，没打响。他怕我退膛再装子弹，我也怕他退膛再上子弹，于是，他抓住我的枪头，我也抓住他的枪头，在一起扭打起来。从路南的打谷场边，打到路北的房根底下，又从路北的房根，打到路南的场边，不分胜负，难解难分。在滚打的瞬间，我瞅了一眼乔民，他还大踏步地向前走，我高声喊道：“老乔，老乔，有特务！”
乔民听到我的喊声，急忙赶回来。我对乔民连声喊着：“他的枪不响，没有子弹。”在距我和特务六七步远的地方，乔民朝着特务开了枪，乔民的枪响了，但子弹卡壳了，没有打出来。
那特务一看他们是两个人，忙不迭地爬起来跑了。如果韩启民是一个人遇到这个特务（据说是九分区部队的一个司务长，是个叛徒），如果那个特务子弹没卡壳，如果乔民的子弹打出去了，但不幸打中了自己人，那么……没想到三个人居然都是臭子，真是玄之又玄啊！老人们告诉我们，那个年月，比这更玄的事情也有的是，有的说，一次屋里没洞口，却误以为有洞口，一有情况，敌人都快进屋了，这还没找着洞口呢。有的说，一次敌人都上房压顶了，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