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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听了，都说好。于是啊，这个商店就起了个名字，叫振华食品店。怎么样，哥们有才吧！”二子炫耀地说。
“你就吹吧！还不知道是人家谁给起的。你就瞎捞功劳？也不看是什么事，你丫的也往里搅？”高保平一针见血地指出。“就你丫的，那初中刚毕业地水平，还给人家起名哪？哄鬼去吧！别再在这里臭美了！快忙你的去吧，没看见你们地那些人，都忙得四脚朝天？一会下了班，当心你们的头，扣你丫地工资。有你丫哭的时候。到了那个时候，可别赖哥们几个，耽误了你的工夫！”
“扣我的工资！他谁敢！？哥们正不想在这里干了！这也是我们街道办的那几个老太太，每天跑我们家，动员了好几次。磨得我都烦了，实在是磨不开面子，才给他们来这里帮忙的。要不，就凭哥们的这几刷子，那能瞧得起这破地方。这就不是咱哥们干的活！”
“二子，你丫地不想干了，就早点走人！在那磨什么洋工呢？你伺候日本人哪！？”一个像他们的头模样地人，喊了二子一声。
“鬼叫什么，哥们现在有朋友来了！我这里，不是也在忙着呢。给他们服务，也是咱们的职责。”二子高声回了一句，又悄悄的对我们说：“这是我们的一个头，特讨厌。今天你们在，我给他面子。要不然，早就给丫的难看了！瞧着吧，一会你们走了，丫的要不给我说好话、陪情道歉，哼，我捶扁他小子！看他的那德行！”
大家给了二子一大哄。
“走吧，咱们也再去别的地方转一转。别打扰二子的工作了。他也挺忙的。”吴永成站起身，对大家说。
“没事。我不忙！哥几个，就在这儿再呆一会吧。哥们请几位吃糕点，别走啊，哥几个。再陪我聊一会吧，好不容易碰到你们，干嘛就急着走啊，你们也太不够哥们意思了吧！”二子急忙留客。见大家都走了，有点气急败坏，大声地嚷着。
“哥们，好好地为人民服务吧。我们就不耽误你了。拜拜。”高保平回头给他做了个鬼脸，走了。
吴永成他们又来到了隔壁的前门茶点合作社。里面买吃喝的游客们，还真不少。对面的墙上，挂着红彩布，下面是白纸红字：大碗茶供应处。茶座上人坐得满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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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穿着铁路制服的老工人说：“没想到啊，这里以前是一到节日游行时，不戴布条条、就不能进来的地方。咱们如今逛累了，还能坐在这里，吃点、喝点，这可真方便啊。”
“那是。北京现在开放了，中南海可以进；人民大会堂也可以进去看；天安门前也能坐着喝茶。咱们的首都在进步哪！”一个穿戴像老干部模样的接上话茬。
第二卷 发展 第二十九章 大碗茶背后的苦与甜
吴永成他们几个，坐在前门茶点合作社的茶座上，听着人们议论北京这两年以来的变化。
“前门茶社的这个经理，我认识。是我们的老街坊小。姑娘挺不容易的。”一位年龄在六十多岁的老人，感慨地说：“当时她初中刚毕业，也就是十四、五岁的样子吧。就到了东北去插队。七九年，才和一大批插队青年回到了北京。就已经变成了二十五岁的大姑娘了。那时侯，满北京城，都是没工作的大小伙子、大姑娘，全是插队回来的。国家一下子，那能安排了他们呀。每天大街上打架、闹事的，就是他们。派出所的，也拿他们没办法。唉，这些孩子们也苦啊，想当年，一个个年纪小小的，一个人跑到了天难地北的。受尽了罪，吃尽了苦。好不容易从大老远的地方回来了。也由出去时的小孩子，变成了大小伙子、大姑娘。可回家了，反倒没有自己能干的一点活了。挺大的人，只能呆在家里吃老人，这是怎么说的呢？”
“谁说不是呢！我家就有两个插队回来的。一个闺女，一个小子。回来呆了半年，就憋屈得怎么也受不了。”一个五十岁左右的大娘接上话茬，“那个闺女毕竟是个女孩，还好说点。每天，只是在家里和我们吵闹，也不出去。嫌留在城里、了工作的同学们笑话；那个小子，就让人操心得受不了。二十多岁地大小伙子。每天出去喝得醉熏熏的；要不，就是和人出去打架。不是他头破血流的跑回来，就是让人家派出所的找上门来。骂他们吗？孩子们心里也挺苦的；任由他们胡闹吧？这要是出了个乱子，可怎么办？我和我家老头愁得几宿没合眼。后来，就找了一些关系，花了不少钱，我们两个就办了病退，提前退休。让两个孩子接了班。也少了我们的一块心病！”
“那是你老两口运气好，正好有两个工作的位位给了孩子们。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茶社地经理——张英姑娘，她那有什么能让她接班的爹娘！她爸早早的就下世了，就剩她妈一个人，在家里呆着。她还得靠闺女养活呢！”那位大爷接着说：“那个闺女也是个要强的姑娘。到处跑着找工作。可那会报纸上就说了：光北京待业青年，就有四十四万。一多半是插队回来的知识青年。咱北京这么大的地儿。那有那么多地工作，等着孩子们呀？！谁家没有一、两个呆在家里、混吃喝的大小子、大闺女？！没法呀。”
吴永成他们几个，在旁边听着也直点头。对于插队的知识青年，他们并不陌生。他们的年龄，让他们刚刚滑过那一个坎。现在想起来，也觉得侥幸。到了农村，受苦受累不用说，回来就成了被忘记的一代。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还要和小弟弟、小妹妹们在社会上抢饭吃。真是太无奈了。
特别是吴永成，他在自己的前世，看过不少关于知识青年归城后、尴尬遭遇的作品。刚开始是找不到出路。艰难挣扎；好不容易从绝境中走出来，不少人到了中年。又遇到私生子问题。颇为尴尬呀！
这个张，在这么艰难的时候。那又是怎么起步的呢？现在国家政策可不让自己领照单干！得详细问一问。要是个人才，说不定以后能用得着。咱现在缺地就是人才啊。
“大爷，那你能给我们说说，她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吗？您是她地老街坊，应该知道她的不少事吧！”吴永成往老人面前凑了凑，态度谦恭地问。
“当然知道了。从她领着几个和她一样地小青年，开始摆茶水摊，我就一直跟着他们。可以说。我是看着他们的小摊子，变成了大门面。从他们在前门哪会。一直到了现在的这地界儿。我一直追着喝他们的茶，就为了给孩子们一个支持。哎，孩子们不容易哪！”
在这位大爷的慢慢叙述中，吴永成他们几个知道了、这大碗茶背后藏着的一段艰辛。也是几个归城后的插队知识青年，创业的一段血泪辛酸史。
一九七九年初，张英带着东北生产建设兵团地十年风尘，回到了久久盼望的家乡——首都。但在她回来后却发现，这个自己原来十分熟悉地城市，现在变得好象不怎么欢迎他们这种人的回来：住的地方没有——家里原来就小，现在弟弟、妹妹们长大了，都没自己的立足之地了；工作也没有，近两年，北京初中、高中毕业的有十几万学生，都在等着就业；就连说的话，也和城里的人说不到一起：自己这伙人，十多年在外，原来地道的北京话，也掺进不少南腔北调，人们看自己的目光，就像看外地人一样，那么陌生！
张英在跑了街道办事处十几次，要求找工作没有结果后，并没有灰心。她仔细地考察了当时北京的各个行业，发现首都的服务行业，在全国来说是很落后的。到了一九七九年，城区人口已增至五百多万，服务网点却只有一万多个。就拿饭馆来说，整个北京城区只有八百多家。当时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吃顿饭，真叫难。站着等，坐着看。饿得肚子咕咕叫，人们急得团团转。”
至于旅店，那就更少了。国营的旅馆有十几家，铺位太少；有几家大一点的，档次太高，一般人又不让住。来北京办事的人又多。往往是人还没到北京，就得提前预定旅馆；没有房间，都不敢来。就是这样，在当时，也平均每天有上千人，夜无安身之地。
张英和街道办事处的人商量后，决定就搞服务行业。
可是搞饭店和旅馆，需要太多的钱。街道办事处也拿不出来，只能先给他们能拿出十几块钱，还得领导批示。
十几块钱能干什么？张英和几个伙伴想了几天，决定先摆个茶水摊子、小发展。干着，总比闲着、等着要强！不然还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街道办事处才能给他们安排
就靠着街道办事处借给他们的十几块钱，他们又从各家找出一些小桌子、小凳子。凑出十几个水杯、几把暖瓶，买了几包茶叶。大碗茶茶摊就在前门大街上，摆起来了。当时他们的人马，总共有十三个人。年龄最大的有三十四岁，有男有女的。
几个老街坊们，记得清清楚楚。开张的那一天，是一九七九年四月十三日。
“他们刚开始摆起小摊的时候，有不少人还笑话他们。”大爷接上吴永成给他递上的一枝烟，笑着朝他点了点头。把烟点燃后，吸了一口，继续说：“你们想啊，十几个小伙子大姑娘的，每天就围着个大碗茶摊子，见人就吆喝‘大碗茶、大碗茶，二分钱一碗’。人们看见了，说什么难听话的也有。可人家这几个孩子，硬是咬着牙，给坚持了下来。听他们说，那个小摊，第一天就卖了三十多块钱。头一个月下来，挣了六百多块钱。不仅归还了从街道办事处借的那十几块，还又添置了锅炉、保温桶、和其他的一些消毒用具。每个人还发了一天一块五毛钱的工资，还有草帽毛巾。嘿嘿，他们的日子，也就比较好过了。”
吴永成听到这里，又仔细打量了一下这个茶社，极力想从这里、能看出它当年的一些影子。
是啊，不要小看这两分钱一碗地大碗茶。创业，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谁又能想到多少年以后，张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