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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吴永成对这个喷灌并不太感兴趣，可既然现在这成了永明县委李书记亲自抓的点，公社和大队干部又这么热心，估计村里的社员们也知道了。说不定也和张庄人刚听说要搞喷灌一样，又新鲜又兴奋，盼着早点闹起来，也过上旱涝保收的好日子呢！那也不能再说什么了。泼点冷水只怕也起不到多大作用，他们这会的头脑热得都快到100摄氏度了，降不下温来了！那只能多想点办法，让这个项目尽量更完善，更实用。
照搬人家晋东南地区张庄大队地做法是万万不可取的！他们在东南方向，而吴永成他们的永明县却跑到了高寒的西北冷凉地区，气候、降雨量、日照时间等等。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这一点吴永成在火车上就和胡云珍、马柳平讲过了。他们都是农村长大的，对种地都不陌生。让他们总结个什么种地经验写成论文发表。是太难为他们。但这些简单的道理，他们却都是一触即通。甚至比吴永成知道的还要多。所以他们也都同意吴永成的想法，把喷灌改成渗灌和滴灌。让吴永成抓紧时间画出个草样来，他们回去找县机械厂的技术员，再帮助搞一下具体设计、研制。
不过胡云珍提出，在地地中央必须要搞一个喷灌，他的理由还很充足：“照你这么搞，你也刚才说过，咱搞地是什么滴的灌和渗地灌。喷不出多少水，也肯定喷不高。可人家县委的李书记去年到晋东南的张庄大队参观时。看的可都是喷灌，咱们三个也都看见了好看，喷出来的水又高又多。就是五儿刚才说的太费水，咱用不起。咱回去搞成这些你说的那个，对，叫滴灌和渗灌，李书记下来咱村时，看不见喷水，肯定要发火。这可是他亲自抓的点，让咱还专门参观了一次，县里水利局又给出钱，咱还啥球也搞不成，这个帐谁也交不下去呀。干脆在地中间，咱闹上一个喷灌，李书记也好，参观咱大队来地人也好，谁来了想看，咱就让它喷一会，其它的都按你说地闹，行不行？”
这老胡真不愧是多年的农村干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一套运用得炉火纯青。这个点子虽然带有农民的一点狡黠，但相当管用。如果地里种的不是庄稼，而是鲜花，那就是十几年后，大小城市随处可见的街心公园呀，相当有创意的一个点子。
吴永成完全赞成他的这个想法，并且建议要闹这种应景式的喷灌，就搞五个。中间一个，四角各再装一个。这五个喷灌，必须单独装上开关设置，有人来参观时再打开，绝对比张庄大队的喷水景观还要好看。
“到底是大学生，脑瓜子就是好使！”胡云珍拍着吴永成的肩膀夸奖：“你要是大学毕业了，就冲这活泛劲儿，肯定那个当领导的也喜欢，当个好秘书是没问题的，没准过不了几年，也和我一样，能当个公社的副书记！”
吴永成笑着不置可否。秘书、公社（乡镇）副书记，这些在他前世当得早都腻烦了。五年的县委秘书、十年的乡镇副科，包括像胡云珍一样大的副书记七年，当得还不够数吗？他也是刚当上几天，等过了这个新鲜劲儿，七、八年后再谈感受吧！
至于那活泛劲，嘿嘿，毕竟在政界也混了近二十年，什么不懂呀？虽说是个小县城，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呀！大、小，规格不同，道理却是一样的。
三姐夫的信里提到渗灌和滴灌，在县里机械厂和水利局的大力帮助下（当然他们得大力帮助了，这可是县委李书记抓的点，谁敢马虎？！除非他不想要头上的那顶乌纱帽了），已经很快完装完毕。试水的那天，县里和公社的领导们都来了。县委李书记还请来了地委分管农业的副书记郭天明和地区水利局的领导。整个村子里就像过年似的，挤得水泄不通，觉得连气也透不过来。几个邻村的大队干部和社员们也都赶来看热闹。当鞭炮响起、开闸喷水的时候，在空旷的田野里，五个喷灌一，那个壮观啊，现场一片轰动（看来三姐夫这个高中度
再具体的描写就难为他了）！眼红得其他村的社员也、县里的领导在场，喊着名字骂自家大队的干部，说他们啥球也不干，就是眼红人家鱼湾大队的干部到公社去当官，到了年底肯定谁也不再选他们当干部了。三姐夫写到这儿，得意之情溢于信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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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里写到大队的农工商贸易公司办手续时倒是挺顺利。他们拿着大队和公社开具的介绍信，到了县里工商部门一上午就办了，没费多少时间。
看到这，吴永成不禁和他前世所在的时代作了一个比较：现在的办公司手续一切都比较少，既不需要验资，也不需要搞什么法人代表验证，企业代码填写等等。程序的不完善，导致了后来的几年“皮包”公司的泛滥。谁都可以提着个皮包，号称公司总经理了。这也给不少骗子提供了可乘之机。不过在十几年后要想办个公司，就没这么利索了，一大堆公章、手续办完，没有一两个月，别想公司开张。这还是比较快的，有的公司一、两年手续也办不下来。
信里写道，鱼湾大队农工商贸易公司是正式成立了，还正儿八经经过公安局批准刻了一颗公章。可公司里除了经理马柳平外，就再也没有一个人——他现在还是光杆自令。按照我原来的吩咐，他亲自拿着公社和大队的介绍信，去历程县请那位郁郁不得志地商校高才生薛红。却遭到了意受不到的挫折。
薛红的家境比吴永成原来的估计的还要艰难。一家五口人，没有一个壮劳力。老婆要照料三个孩子，不能随生产队上工；他没有恢复公职前，地里的农活什么也不会干。久而久之，生产队干脆把他当半个劳力使用，当然也只能和妇女、未成年男子赚一样的工分了。每年下来分红、口粮，就只有半个劳力的，而家里四、五口子张着嘴要吃。其窘困程度可想而知。幸亏当时社会主义地优越性有一条，那就是不能让饿死人。于是几年来他家欠大队的口粮款，就达到了一个惊人的数字。
薛红去年恢复公职后，一切工资，待遇、级别只能按开除公职前的连续，每月仅有三十七块五毛钱。别说还欠大队以前的口粮款了，就连现在眼前的光景，也难以难持。
马柳平进了他家，立刻觉得像走进了二十年前鱼湾大队最穷、最苦地一家：住的是人们废弃的一眼破窑洞，炕上仅有一片破席子和几床烂铺盖，屋里不安玻璃。窗上糊的麻纸还黑呼呼的，上面还有不少破洞；三个小孩除十岁的大闺女衣服还算完整外，剩下两个小的光腚在院里玩；窑洞里除了有一口箱子外，再无其它家俱。那还是薛红老婆出嫁的时候，带过来的嫁妆。
薛红戴一副镜片破了半片、用白胶布粘着的近视镜。身上穿着可能十几年前结婚时地蓝布干部服，用怀疑的态度接待了马柳平。
当马柳平拿出公社、大队地介绍信。并说明来意时，薛红刚开始时一口就拒绝了。说什么他是国家干部，赚的国家地工资，哪能再去给什么大队企业兼职打工，影响不好！有损国家干部的形象等等。一套大道理说得言正辞严的，闹得马柳平当时就有些下不来台，不知道该怎么再说了。
幸好薛红他老婆在旁边，听说这个平时最没本事（笨得他连地里受苦也不会）的男人，竟然还有外县的大队来。要高工资请去当什么老师、顾问，还答应帮他们还请这十几年欠队里的口粮款。天神神。从哪来的这好事啊。高兴得立马从箱子底拿出不知放了多少年的红糖（说不定是生最后一个小孩，她坐月子时留下来地一点），给马柳平恭恭敬敬倒了一杯水。
薛红刚开口拒绝，她就火了：好不容易天上掉下来个财神爷，你还扭三捏四的装什么牛逼，还国家干部有损形象呢！你不就是一个卖肉地，还不好好给人家卖吗？牛逼什么？你国家干部的形象能当饭吃吗？她把杯子往马柳平身边的炕沿上一放，就连枪带棒朝薛红开了火，也不管客人在不在乎。
薛红在老婆的一通臭骂后，才开始有些正视现实。表示可以认真考虑一下，马柳平还想趁热打铁再劝劝薛红，争取一两天内，先把他老婆和孩子和户口办过去。
没等他开口，薛红老婆马上就替薛红作主了：“不用考虑了，我们现在就定了，马书记，你说什么就什么，我们娘们几个跟你走，户口也迁，家也搬！这穷日子我实在一天也过不去了。到了现在，可怜那三个孩子连一件囫囵的衣服都没有！别听他的，这个家我作主。这些年，要不是我娘家看我们可怜，时常给我们一些接济，早就饿死了。靠他，哼，他连他自己也养不活！他还是吃的我娘家的饭呢！”
就这样薛红彻底败下来。两三天内，户口迁移、搬家，全部办妥，薛红因为工作还在历程县，他是国家干部，非农户，那时户随人走，他的户口暂时难动；而他老婆和孩子们是农业户口，对方大队恨不得你能马上就办走：省了几口子的分粮、分地，还有人替他们还清历年的亏欠，这种好事多来几桩才好呢！
薛红也向工作单位——公社食品站的卖肉铺请了长期病假（反正也不扣工资），随一家人定居到了鱼湾大队。
最后马柳平写道：前几天从SX回去后，公社就同意了他的要求，让他兼鱼湾大队的大队长和代理支部书记。大队长是去年群众选的，还没来得及罢免，就省事了；代理支部书记，是因为他还是预备党员，距转正有一个多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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