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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春天，我父亲生天花，不能劳动，我就失学了，那年正好我家建新房，我天天和雇工一起劳动，因我从小体格健壮，到十多岁，就成了家里的整劳力了。我能扳动骡子驮粪的大驮篓，还能扛起二百多斤重的麻袋。应该说是本村同龄男孩中体力最棒的一个，受到邻里的好评。
重新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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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夏天，镇上成立第二中学，大哥任教导主任。当时母亲让我上学，我还有些犹豫，一方面失学时间太长，恐怕跟不上班，另方面在家里劳动习惯了，在村里当民兵，晚上站岗放哨，和青年人在一起，说说笑笑打打闹闹也感到挺开心的。可是母亲说话，一言九鼎，谁也不能违抗，我到学校很长时间才适应过来。当时的时局并不太平，日本鬼子尚未投降，国民党地方区队经常来袭击骚扰。有一次国民党五区队同莱阳驻军｛县独立营｝交火了，同学们正在上课，突然枪声大作，一颗颗手榴弹在学校附近爆炸，大哥带领师生从后院冲出去，一直跑到夹河入海口，在沙滩上休整了一下，又继续上课。
｛那天我和几个男同学是从教室的后窗跳出的，不知谁在慌乱中打碎了女同学闫小绮的石板，过了两天，我给她买了一块新石板，还在背面写了对不起之类的话。那时候，学生家境都很穷，我们都用石板和石笔演算数学。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一块石板，使我们成为夫妻。｝
那时候，学校的老师们晚上和民兵一起睡觉，生活十分艰苦，每人每月靠挣几十斤小米维持生活。直到1945年8月日本鬼子投降，胶东人民才过上了太平生活。
｛关于大哥：大哥于栽是个多才多艺的青年，他的讲课富有诱惑力，有名的于铁嘴，他把抗日救国的歌曲教给同学们唱，把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编成快板，每次演出都招来了许多当地的老百姓。闫小绮是演唱队的骨干分子。后来我才知道，大哥在《新亚日报》的副刊上发表了很多抗日救亡文章，影响很大。｝
升入胶公中学：
1946年春天，大哥让我到胶公中学考试，当时去了八个同学，全部被录取。学校按照军队编制，生活上也是军事化，学习内容突出时事政治，搞生产运动，军事训练。有时也上一部分文化课，培养目标是党政军干部，吃的玉米和地瓜干都生了虫子，同学们俩人一组拿着分配的玉米到老百姓家磨面，磨完后不扫磨底，回食堂称了不够称，后勤人员批评我们对工作不负责任。可是扫了磨底老百姓不愿意，下次就不让去磨了，搞得学生苦不堪言。晚上睡觉，冬天冷还好受一些，到夏天就遭了殃，蒲草里跳蚤虱子咬，上面有蚊子叮，宿舍里没有蚊帐，学生整夜睡不着觉，第二天上课打瞌睡，生活会上挨批评不说，还要写检查。弄得学生稍有怨言惊动了领导，就要说思想政治上有问题。
1946年秋天，国民党进攻平度的枪炮声在学校就听到了，为了安全起见，上级决定学校搬到海阳发城，一架老式钢琴，几十个棒小伙子搬了三天，一步一步硬是抬到了发城，抬到新的学校，我们十几个男同学全累趴了。
由于大哥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因此我养成了读书看报的习惯，有好几年不见大哥的面，只能在他激｜情飞扬的文字中找寻他的踪影。有一天我翻看“胶东日报”见到报纸上有滨北师范招生的消息，主要是为了培养滨北地区的师资力量，生活费每人每月九十斤小米，当时，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因为柳娘患了严重的疾病，把家里的财力基本掏空了｝所以我极力申请学校，请求转到滨北师范，通过多次申请，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滨北师范：
来到滨北我才知道，这个学校是由诸城北部和胶南南部新建立的一个新县，校舍及其简陋，借用老百姓的草房作教室，我的个子高，进出必须低头，好几次不小心，把脑袋碰了大包。教师的素质水平也很差，比原来的学校更原始落后。至于伙食，就更糟糕了，每天两顿饭，上午是小米和地瓜干混会饭，下午是干菜叶和小豆腐。胶东人到这里很不习惯，每天都吃不饱。招生广告上每人每月供给六十斤小米，根本就不能兑现。记得有个同学回胶东老家，母亲让他带给我一瓦罐酱豆，不等走到学校，全吃光了。母亲知道了这件事，就让父亲赶着骡子，送来了两驮篓粮食和一大坛子酱豆。｛很多年以后，我的一个同学成为军界重要人物，还念念不忘母亲腌制的酱豆｝
当时形势十分紧张，国民党对山东展开重点进攻，大哥调离了珠玑，到了济南。很长一段时间，与老家失去了联系。因为战争需要，学生提前毕业，全部分配到党政机关工作。
参加革命工作：
1947 年春天，滨北全体同学到专署驻地培训半个月，有专员作形势报告，动员同学们一切服从战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最后，大部分同学分配到了滨北专区各县市机关工作。我和董岳被分配到了高密县的户镇粮所。当时所有机关工作人员必须配合当地群众搞土改复查，我亲眼看着有些所谓的地主富农被活埋，还有的被剃了阴阳头，死在贫农的乱枪和棍棒之下，由于受极左路线的影响，有相当一部分干部实行宁左无右的路线，认为越左越是革命派，所以伤害了很多勤劳致富的农民。
记得那是一个夏天的夜晚，呼镇的一家大地主被活埋的场面永远刻在了我的脑海里，地主的儿子年龄和我差不多，临死前偷偷地掏出了一支金笔塞到我手里，希望我能救他。可是，我的家庭出身决定了我不能挽救他的生命，眼看这地主一家老少被活埋，心里感到了土改的残酷。我悄悄对董岳说，你赶快去对面山上放几个爆竹，以后我再给你解释。
董岳和我是老乡，我们俩谈话比较投机。因此，他不多问什么，就跑到山上大声喊抓特务！埋人的民兵听到喊声，抗着锨镢一起往山上跑。我回头看了一眼，那个土坑里的人几乎都死了，在活埋之前，地主和他的几个老婆都趴在地上了，还有一个不满周岁的小孩，也被锋利的铁锨砍削去了半个脑袋。唯一能活着逃出来的，也许就是那个十七岁的青年。我看到土已经埋到了他的脖子，他的眼睛闭得紧紧的。
由于高密离地战区青岛比较近，国民党派出大批间谍、特务和土匪对解放区进行残酷的报复。机关人员晚上必须配合群众民兵进行防范，有时候是周夜巡逻，上级发给机关人员每人三尺雨布，困了就铺在地上打个盹。
那天晚上我们没有抓到特务，却抓到两个罪大恶极的汉奸，这些家伙给日本鬼通风报信，杀人放火，天生就不会有好下场。后来，我把那支金笔给了董岳，骗他说是老家的人用一头骡子换来的，董岳象得了金娃娃一样高兴。
过了半个多月，县粮局下调令调让我和董岳立即到滨北专区支前司令部做粮食供应工作。由县粮局的李局长带我们到诸城报道。那天下着大雨，我们吃了一点饭，就冒雨往诸城出发。到了晚上八、九点钟，去诸城的一条公路被洪水冲了一条大沟，也不知水有多深。李局长说我先过，如果我过去了，我就喊你们，如果我不喊你们，就说明我被冲走了，你们就不要过了。
我和董岳含着泪点点头。过了一会儿，我们听到了李局长的喊声，他说你们不要急，我回去接你们。李局长从河的对岸淌着深水游过来了，他说你们一人牵住我的一只手，咱们一起过吧。约计走到沟中间，因沟底不平，我一只脚踏空了，身子一翻，落到一个漩涡里去了。李局长大声喊，小于不要急，等漩涡向上旋的时候，李局长随着水的力量，把我拉出来了。当时我惊魂不定，全身发软，好容易过了那条大沟，休息了片刻，李局长说，今晚无论如何也要到支前司令部报道，我们三个人又冒雨前进了。
我们到达诸城时，天还不亮，一问才知道，夜里两点支前司令部已经向莒县出发了。李局长让我们睡点觉，等天亮再出发。
第二天早晨，李局长费了很大的劲才把我叫醒，我迷迷糊糊地吃了一点饭，跟随着李局长向莒县走，到了莒县一问，支前司令部又向日照县进发了。当我们赶到日照县一问，有的说支前司令部向五莲县去了，有的说可能又回到了诸城。李局长说，咱们向专署机关请示一下，该怎么办。我说专署机关在何处？他说现在无法估计。在战争年代，一切大小机关都无固定驻地。李局长神色严肃地说，咱们还回高密的呼镇粮所吧，如果说我们没有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犯了错误，甚至受处分，有我个人承担，决不牵连你们。
我和董岳回到呼镇粮所不到一个月，我又接到了上级的调令，让我去高密县井沟区粮所任会计工作。当时井沟区驻地在田庄村，这里的情况比呼镇还要复杂，大批的特务、土匪白天潜伏在庄稼地里，晚上大批土匪纠集还乡团包围村镇政府驻地，指名道姓地咒骂区、村政府的负责人。
有一天我和粮所的一个小青年到区里开会，刚走进一片高粱地，就遇到了国民党特务，他们用手枪指着问干什么的？站住！我们知道情况不妙，随口胡编了几句便窜到了庄稼地里往东跑，敌人开了枪，那枪声一直追到呼镇政府。幸亏有县武装部门抵抗，工作人员才安全撤离。
区政府转移：
农历七月中旬上午###点钟，区政府被包围了。老百姓从北面大批地涌来。区政府紧急集合，区委书记说，同志们，国民党派了大批武装部队来进攻，各单位组织转移，无论情况多么危机，都不准个人行动。
区武装掩护我们转移，可是无论跑到那里，都有四面的枪声包围。当时处境十分严峻，我们盲目硬冲是冲不出去的，各单位负责人只好带领自己的同志到老乡家去分散隐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