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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运启那锐利的目光已经洞察到这一切细微的变化，他一只手捋着银白色的胡须，微笑着点点头。就在他的微笑中，王一民又说话了：“但是，小侄在幸福的感激之中，也有一些下情要向老人家说明。”
“什么下情？”
“在最近一个时期，小侄不能离开哈尔滨，也不能……”王一民说到这里，低下头，轻轻地说了句，“也不能如命完婚。”
卢运启持胡须的手停下了，两道寿眉也皱成个一字，他直视着王一民问道：“为什么？”
卢淑娟也睁大着焦急的眼睛，身子往前微倾着，她嘴没动，但好像也听见她在说：“你怎么在这时候违拗父亲的心愿？”
王一民现在不能离开哈尔滨，不能结婚的理由本来是非常充足的，但却苦于不能公开说出来，当亲人也不能说。真话不能说，只好说假话，这就是地下工作者最经常的苦闷。
王一民在卢运启灼灼目光的逼视下，在淑娟那焦急眼神的催问下，只好说道：“小侄现在事业上毫无成就，早已立志要晚些时候结婚。何况现在正是老伯处于困境的多难时期，小侄怎能与淑娟舍下老伯双双离去。这样做对小侄来说是不义，对淑娟来说是不孝，我们怎能背上不义不孝的罪名，躲在千里之外，去苟且偷安呢。小侄想淑娟也不会赞同这样办的。”王一民说到这里，侧过头看淑娟。
卢淑娟被感动得连连点着头，她往前走了两步，站到卢运启一旁，激动地说：“爸爸，一民说得对，在这国已破，家欲亡的危急时刻，女儿至死也不离开你老人家。至于您说的……”她停顿一下，低下头，低声说，“我们的婚事，女儿愿意在你老人家转危为安，雨过天晴以后，由你老人家亲自主持……”
“唉！”卢运启长叹一声说，“痴儿！还能有那年月吗？”
又是一声长叹后，三个人都不吱声了。
天已经黑下来。远处传来教堂的钟声，那嗡嗡的余音，更增加了这屋里的哀愁。钟声住后，又陷入可怕的沉寂中，好像空气都凝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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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运启这时猛然一拍桌子，一扶卢淑娟，挺身站起，对王一民一挥手说：“走，借酒消愁，随老夫去痛饮几杯吧！”
没等王一民回答，卢运启就昂首向外走去。卢淑娟在一旁扶持着，王一民跟在后面……
75
王一民陪着卢运启喝了几杯问酒，就借故离开卢家，赶到花园街李汉超住处，向他汇报了卢运启家发生的全部情况，也包括许婚问题。
李汉超听完后说：“看起来敌人已经对卢运启发动了全面攻势。《北方日报》已经被日本人控制住，我们可以先不去惹动它。但是对剧团，却不能放弃，要和刘勃研究一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和敌人抗争。”
王一民同意地点着头。
李汉超接着说：“现在看来，情况最危急的还是卢运启老先生。你方才当我讲述的他那股浩然正气，确实使我感动。但是越这样越会激怒敌人，说不定很快就会对老人家下毒手，所以我们要想法帮他脱离险境。”
“有什么办法吗？”王一民忙问。
“我要马上请示省委。‘”李汉超一边思索着一边说，“可不可以让他悄悄地离开哈尔滨。到我们的游击区去？如果你同意的话，还可以把淑娟也带上……”
王一民疑虑地摇着头说：“怕不容易吧？如果这样做，就要和老人家正式摊牌。他能否立即点头和我们走一条路？再是安全问题，他是棵大树，树大招风，说不定敌人很快就会在明里暗里对他采取监视措施，如果万—……”
王一民话没说完，李汉超就挥挥手说：“送他走，我已经有一个比较现成的方案，不然也不会提出来。倒是你说的第一个问题，应该慎重对待，不能贸然摊牌。我的意见是不是你先试探他一下……”
“可以。”王一民点点头说，“如果有办法送他安全出境，我可以想法做工作，淑娟也可以帮我做……”
“那好。我一定尽快地请示省委。如果省委同意，我们就马上行动。”
“走的办法可靠吗？”
“你还不放心？”李汉超微笑着说，“我只好把底交给你了。我相信，你听见后不但会高兴地赞成，说不定还会向我提出要求呢。”
“要求什么？”王一民不解地问。
“你先听我讲吧。”
接着李汉超就讲了下面一段情况。
汤北大捷，使我游击队声威大震。日酋玉旨雄一及吉山将军那报复性的狂轰滥炸，并没有伤及我们的部队；陆军的“扫荡”，也以失败而告退。在这青纱帐起，草木葱笼的季节里，正是游击健儿逞英豪的大好时光。
日寇“扫荡”部队一退，游击区方圆几百里的警察机关和地主武装“大排”也都龟缩回去，不敢妄动。尤其在汤旺河一带，只要我们的部队从集镇上一过，警察署立刻紧闭大门，连个窥探的脑袋都不敢探出来。与此相反，居民住户，小商小贩，却都迎上前来，端茶送饭，热诚相迎。
游击队威望所及，使那些被日寇汉奸逼上梁山的小股“绿林”好汉，也都相率来归。我们的队伍在扩大，游击区在扩大。在这种情况下，游击队长夏云天和中心县委的委员们（夏云天兼县委书记）一商量，就准备在游击区里正式成立中国人民抗日政权，建立起巩固的抗日根据地。为此，夏云天打算亲自到哈尔滨向省委领导请示，同时也汇报一下汤北大捷前后的情况。
正在夏云天考虑用什么办法，什么身份能够安全进入哈尔滨的时候，我们一支二十人的精干小分队，在通往鹤立岗的公路上俘获了七名骑着高头大马的伪军官兵。为首的一个肩头上扛着两道金杠三个金豆的肩章，竞是一个上校，其余的有一个少校，一个上尉，四名马弁。小分队的同志一看这是一条大鱼，是这一带赫赫有名的大家伙，便立即连人带马押送回队部。经过详细审问，弄清了下面的情况：那个上校名为朱殿山，原来是鹤立岗、罗北一带的大络子头，手下啸聚了两千多号人马，报号镇黑龙。这个镇黑龙原本是佳木斯的一个流氓头子，平常吃喝嫖赌无所不好，民国二十八年半的时候，为争一个唱大鼓的女人，和警察局长大打出手，他一枪打瞎了局长一只眼睛，这下子城里混不下去了，便领着几个生死弟兄，投奔到一个报号刘单子的老土匪名下当了一名炮头。没到半年，他发动了一场匪窝政变，把老土匪头子击毙了，自己就坐上了头把虎皮交椅。两年后，当日本人吞占东北的时候，他手下已经发展到一千五百多人。伪满洲国一成立，他的心痒痒起来了，他本是从小在城市里混大的，城市里那花天酒地的生活才是他生存的好土壤，山大王的生活再好也没有那灯红酒绿的味道。他身在山寨心向城市。当溥仪在新京一登上傀儡皇帝宝座的时候，他那封建的反动脑袋立刻紧张地转动起来，以为真龙太子一登基，伪满洲国就要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如果能乘这个时机率领人马投靠过去，弄个武官当当，岂不比当山大王胜强百倍！如果时来运转，被哪个上司赏识，再打上几场漂亮仗，说不定就会当将军，成为“满洲国”的开国元勋呢。
镇黑龙朱殿山这些想法也并不是想入非非的梦幻，在伪满洲国乍一开锣的时候，正是日伪招兵买马，收罗走卒的年代，不管什么家伙，只要能向日寇举手投降，顶礼膜拜，他们便都收罗过来，加以委任。对于能够率领人马前来投靠的官兵、土匪，更是来者不拒，领多少人就封多大的官，碰着走运的，还可以多加上一两级。镇黑龙朱殿山早已弄清这些情况，但是使他迟迟不敢贸然行动的是因为那个被他打瞎一只眼的独眼龙警察局局长，在伪满成立后，又摇身一变，当上了佳木斯警务局局长。镇黑龙惧怕独眼龙，二龙相遇，必有一伤，从山上下来的草龙怎能敌得过城里的大龙，不用说“龙”，就是“地头蛇”也够他招架的。他当过地头蛇，深知那是何等难缠和厉害。
但是心毒手狠的镇黑龙，决不肯就此罢手。他挑选了四名枪法高强的小喽啰，又经过一番训练，派进了佳木斯。在早已安插好的“眼线”指引下，拦路刺杀了警务局局长独眼龙。
独眼龙归天，镇黑龙进城。朱殿山率领那已经发展到两千多人马的胡子兵，携带着抢掠来的大批金银财宝，向日寇投降了。日本人对这样大股络子的来降，当然喜出望外，何况还有金银财宝的贿赂呢。于是立即赏给他一个上校衔旅长当，编为黑龙江省陆军步兵第五旅，驻兵鹤立岗，接受整训。
来执行训练计划的是五个伪满军官，没有日本人。日本人不敢贸然进驻这不摸底细的胡于窝，必须由伪军官打好底子，日本人才能前来“占领”，“皇军”的命值钱哪。
这时乍穿上黄呢子军装，戴上金灿灿上校军衔的镇黑龙，正是高兴得天灵盖都开缝的时候，他乐得把那群胡子兵扔给五个新来的教官和手下的团长们，自己带上原来的炮头——新任命的少校副官和四名马弁，上佳木斯游逛去了。旧地重游，他真有衣锦还乡之感。那些往日的狐朋狗友，地痞流氓，都从四面八方向他围来。他大摆了几天筵席，又包下了几座技院，把当日的哥们儿吃得满嘴流油，喝得醉眼蒙陇，舒服得骨软筋酥。在一片喝彩声中，这些惯于捧臭脚的混混们，便异口同声地把镇黑龙捧成了天神，说他是顶着星星下来的福将，将来一定能成为大将军，等等。为了和这未来的高官相衔接，混混们都不管他叫旅长，而叫司令。由司令又联想到黑龙江省很快就要成立军管区，能进军管区将来就可以成为真的司令了。因此这些抬轿子的又都撺掇他拿上金银财宝，到哈尔滨去挖门子搬窗户，运动到军管区里去。
镇黑龙朱殿山是相信有钱能使鬼推磨，钱可通天的道理。何况他久已不去哈尔滨，非常想到这东方小巴黎去吃喝玩乐一番，于是他办好了一切手续，开好了护照，又从一所中学里花重金聘来一个名叫许文礼的日语教师，发给他一套上尉军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