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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这样被你们蹂躏的。
来源： 作者博客 ｜ 来源日期：2011…10…27 ｜ 责任编辑：程仕才
17邱立本：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新中国
。cn 2010年11月26日 1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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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寻回追求物质的权力，也追求精神家园的权力。中产阶级举重若轻的翅膀，飞向新中国。
……
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今天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最新总结，也是对全球华商的期许，在市场经济的魔力中，发现了一个过去所不敢想像的新中国。
这个新中国不再靠革命和意识形态，而是释放人性的欲望，回归市场的基本面。过去马克思理论对“拜物教”的谴责，成为时代的笑柄，代之而起的是全国鼓励消费的广告热潮。上海街头巨型的名牌LV的广告傲视全球，让香港人吓坏了。而中国的全国广告的预算，也在每年上升。
即使在全球金融风暴和量化宽松的危机下，全球华商一千排行榜的表现亮丽，企业的纯利上升了两成多，而主要的推动力量，在于中国内部需求的上升。
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买得起LV的的产品，但谁也不能否认，中国的中产阶级越来越壮大。在百货公司，超级市场，汽车展，餐厅，戏院，中产阶级都是最重要的消费者。他们不是买最贵的，用最贵的，但却是总体上最有购买力的群体。他们释放出的市场力量，也显示中国启动内需经济的重要性。
对很多中国人来说，生活无论多么折腾，生命无论多么痛苦，但只要有消费的意愿，只要有消费的本事，人生就拥有最好的补偿。
他们尤其要补偿历史的缺陷。在革命的年代，也是禁欲的年代。物质欲望被压抑，但权力才是最稀缺的商品，多少的纵欲，都是在权力面具的背后进行。今天寻回消费的力量，也是要寻回被剥夺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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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使中国奏起了消费时代的主旋律。它代替了政治的全能主义，让市场有机会发育成长。即使政府和政党的手伸进来，即使有多少的权钱交易，但市场改变了政治，让垄断的权力不再那么垄断，让一元化的世界变得多元化。
这也改变了整个社会的世界观。中产阶级的世界观成为了主流，好好过日子，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像张爱玲那样享受生活，而不是每个人都要变成富豪巴菲特。
更重要的是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也从城市向农村延伸，而最终也会让八亿农民成为中产阶级，打破了城乡户籍的界限，尤其全国交通和通讯日趋发达，高速公路，高铁，手机，互联网，微博，都让过去只有少数人所能拥有的生活，在全国扩散。
而中产阶级并不是只沉迷在拜物教的氛围中。在物质的基础上，他们也孜孜于理想的追求。中产阶级往往是志愿者的先锋，他们参与汶川大地震的救援，也参加厦门抗议PX的污染的“散步”，也当然前往上海大火的街头悼念，带一束白玫瑰，展现中产阶级难掩的优雅气质。
正是寻回了物质追求的权力，他们也要寻回追求精神家园的权力。这是中产阶级的光荣与梦想，掀动市场举重若轻的翅膀，飞向他们心中的新中国。
给理想一点时间2 2012年01月02月 晚21：00 311寝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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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军的高铁遗产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加藤嘉一 【作者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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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初到中国的时候，刘志军刚刚当上中国铁道部长。八年来，我无数次乘坐中国火车到各地旅行，既坐过又脏又乱的普通列车，也坐过现代化的“和谐号”，将来肯定还会坐世界领先的京沪高铁。不过，中国高铁之父刘志军却没有机会以铁道部长的身份看到京沪高铁的开通了。
根据报道，他因在铁路建设中的“严重违纪行为”而落马下台，有永远出不来的可能。一直对中国高铁寄予高度关注，也确实没少加以表扬的世界媒体，在这个爆炸性的消息面前多少有些震惊。不过，作为新干线旁边长大的日本人，我倒觉得此事不值得大惊小怪，它只是把日本的某段历史重演了一下而已。正如《国际歌》的第四段歌词，“矿井和铁路的帝王，在神坛上奇丑无比”，中国和日本都一样。
1955年，曾参加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十河信二被任命为日本国有铁道总裁，相当于铁道部长。当时日本的铁路和火车全是战前留下来的旧货，其水平连印度的都远远不如。国际上，铁路界因为受到汽车和飞机的竞争而越来越边缘化，成为典型的夕阳产业。但是71岁的十河信二从一上台就决定建造一条新的高速铁路，把东京和大阪之间的路程从8小时减少到3小时。这条铁路将采用电力作为动力，两条铁轨之间的距离也与之前的标准完全不同，因此被称为“新干线”。此前日本不但没有建设过这样的铁路，连试验都没搞过。再加上根本没有人投资，从总工程师以下的日本国铁所有职员都不相信新干线的可行性。
但十河还是决定一意孤行，他上台的第一件事就是赶跑了铁路总工程师，任命自己的亲信岛秀雄接任。面对国会议员的质疑，十河一面辩护说“只是在进行原有铁路的改造工作”，一面利用媒体大作广告，最终争取到了新干线项目。后面的事情更为惊人，根据岛秀雄的设计方案，会计师计算出新干线需要3800亿当时的日元才能建成，远远超过日本的承受力，国会不可能通过预算。
十河则命令会计师做一份假账交上去，欺骗国会说只需要1900亿，而且有办法借到世界银行的贷款。世界银行本来明确禁止投资新干线这种试验性项目，但十河把国铁在其他项目上的开支挪用过来秘密用于新干线项目，让世行相信新干线的修建异常顺利，于是贷款顺利到手。新线于1959年开工建设，建到一半时资金就用完了。正好此时十河信二的任期已满，他对首相池田勇人说：好了，世界银行的钱都借了，你看着办吧。
十河的行为有严重违法嫌疑，池田当然知道。不过由于借了世行的巨款，日本的面子问题让他别无选择，于是只好从国库中拿出巨额资金用于新干线。在进行了3800亿日元的投资后，世界上第一条高速铁路——从东京到大阪的“东海线”于1964年10月1日通车。已经79岁的十河没有出席通车仪式，因为他已于此前被赶下了台。他的新干线和特有的“光”号列车却从此成了与富士山并提的国家象征，70年代从日本寄往欧洲的圣诞贺卡上，有一半都印着新干线的照片。
1978年，邓小平坐上了“光”号列车，他评论说：“速度很快，就像推着我们跑一样，我们需要跑。”但他并没有在中国引进这种技术，因为日本铁路正在亏本运营。1987年日本国铁民营化改革时，国铁负债已经高达2270亿美元，负责铁路建设的国企“日本铁道建设公团”也欠了410亿美元，两个公司的总负债超过全国GDP的7％。不过，政府未必为此感到后悔，因为便捷的交通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目前，日本正在推动建设一条采用更先进的磁悬浮技术的“新新干线”，它将把东京到大阪的时间缩短到仅一个小时多一点。当然，5年建成新干线的奇迹是不会再有了，新新干线最早也要到2027年才能建成。
刘志军堪称中国的十河信二。2003年我第一次坐中国火车的时候，感到火车又脏又乱，十分落后，而且真正要坐车的时候总是买不到票，与新干线有几十年的差距。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媒体上不断展开宣传，我才开始注意到铁路的变化。2007年发生了中日关系中的大事，日本川崎重工的E2高速列车克服中国“愤青”施加的强大压力，落户中国铁道，成为“和谐号”动车组CRH2型。按照媒体的宣传，“和谐号”都是由中国自行生产的，日方合作伙伴也没有表示反对。但我登上CRH2列车一看，发现洗脸盆上贴着塑胶纸，纸上写着“水”和“洗手液”。偷偷揭开，洗脸盆上原来的日文说明漏了出来，让我感到十分亲切。洗脸盆毕竟是一个简单的部件，从这个细节可以猜测，这列火车的国产化率不会很高。这个情况显然不是我一个人发现的，左派也把刘志军当做“汉奸”“买办”，把CRH叫做“耻辱号”，指责刘不买中国研制的“中华之星”等高速列车而买日本货。现在刘倒台了，“乌有之乡”的左派们非常高兴。
川崎和西门子的股东们也有理由感到高兴。2004年中国引进第一批时速250公里的动车组之前，刘志军把全国铁路装备制造商召集到北京——铁道部保持了计划经济体制，这些人全是他的下属——并告诉他们，这次的谈判由我领导，你们谁敢跟外国人接触就不要干了。在谈判中，刘志军成功使供应商相信，自己手里将掌握全世界一半的铁路建设资金，能决定每一个的前途。
为了取得更多的订单，日本人、法国人、德国人和加拿大人在夏天的北京互相批斗，把几十年来互相搜集的情报提供给了铁道部，价格越降越低。最后，西门子公司的代表成了唯一不能与中方达成共识的人，而最终结果是——日法加三国各得一部分订单，德国人一点没有，于是西门子的代表回国后就遭到了解雇。三年后铁道部招标购买时速350公里的真正高速列车，西门子报出的价格竟比三年前的250公里列车还便宜，还承诺以8000万欧元的价格出售全车制造技术，这样刘志军就可以向媒体宣布“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了。刘志军还按西门子出的价格买了川崎的车，也买了全套制造技术。
2010年7月，铁道部下属的工厂推出了中国第三代动车组CRH380，世界上最快的有轮子的火车。这种车又分ABCD四种型号，其中A型来自川崎，B型和C型出自西门子的技术。与前面两代，这种车理论上是中国自行研制出来的，川崎和西门子除了出售中国还不能自制的一些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