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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必须冒险置身其中。
有人在药家鑫案的节目后问“你们为什么要选这么敏感的题目?”,我想起村上春树在毒气事件中,没有采访那些投下沙林毒气的人。可能是条件限制,他虽然意识到了那些狂热信奉者的某种特点“最可怕就是由特定主义,主张造成的类似精神囚笼,多数人需要那样的框架,没有了就无法忍受……一旦陷入原教旨主义,就会失去灵魂柔软的部分”,但他还是没有在真实世界里穷尽一切努力,去感受囚笼中的灵魂,不能揭示这狂热背后的“为什么”,“不能忍受”的是什么。
可见一个作家也会遇到这种痛苦的选择……要不要认识人,要不要认识那些被认为是恶棍的人,甚至不为任何改造性的目的,只为了认识人的本来面目?
陈虻以前要我宽容,说宽容的基础是理解,现在我体会,理解是要有基础的,这个基础是感受。
采访花甲背包客时,两位老人说年青时被教育要解放三分之二的全人类,现在出了国,在澳大利亚看到土著人的生活,政府给他们提供了住房和物质,他们不高兴,就是喜欢睡在野地里。这对夫妇感慨“我俩才讨论,幸福到底是什么,幸福是能过自己愿意过的生活……这话很简单,但你没有感受的时候,你就体会不到”。
他们说,“单一就会狭隘。”即使是善,强加于人,偏执一端也会如此。
托尔斯泰在写安娜卡列尼娜时,他已经知道什么是必然性的悲剧结局,但这与道德无关,他只是浸没在生命之流里,在每一种相互冲突的感觉中,精确地秤量出其中的分量,看见哪一方具有压倒性的影响,在这个社会的秩序与结构中,什么将是无可避免的“何事不得不发生,何事无法完成或不可能完成”。
我有一个阶段,勒令自己不能在节目中带着感受,因为我认为客观的前提是不动声色,真相会流失在涕泪交加中,但托尔斯泰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客观是对事件中的任何一方都“投入其中”,对生活在此侧与生活在彼侧的人都要有所感受,相互冲突的感受自会相互克制,达到平衡,呈现出“客观”的结果,露出世界的本来面目。
13 (载《东方文化周刊》)
春秋时期的鲁国朝政一直由三桓把持。三桓,即鲁桓公的后代孟孙、叔孙、季孙三个世家大族,其中季孙氏势力最大。而鲁国国君,就成为受制于三桓的“虚君”。……在这种以下制上的不正常政治状态发展到极致时,季孙氏这类大族又由内部的家臣如阳虎控制,此谓孔子所言的“陪臣执国命”,可见一个完整继承周礼的国家,政治规矩隳坏已到了何等的地步。
臧武仲亦是鲁国的大臣,他是一位智者,官声也不错,然家族势力不大,无法与三桓相匹,在如此政治格局下,一个贤明的大臣要想生存下来,难度可想而知,他只得凭自己的智慧和那几个蛮横霸道的世家大族周旋。
邾国是相邻鲁国的一个小诸侯国,常尾随齐国欺凌鲁国,因此两国可说是世仇。鲁襄公二十一年(公元前552),邾国的大夫庶其因国内矛盾,带着自己的封地以及家族来投奔鲁国。这对鲁国来说,当然是件大好事,执政的季武子把鲁襄公的姑妈嫁给庶其,并厚厚地赏赐了跟随庶其来鲁国的臣仆。
为了本国的利益,鼓励敌国的大臣背叛国君来投奔自己,现在看来这种挖墙脚行为很正常,但在还残存贵族社会种种礼法的春秋时代,这是缺德至少是不厚道的行为,性质和鼓励儿子举报老子,破坏最基本人伦秩序差不多。
那时候,鲁国民间盗贼四起,季武子找来臧武仲责问:“你为什么不卖力抓盗贼?”因为当时臧武仲担任鲁国的司寇,相当于现在的政法委书记,主管该国的治安与司法。臧武仲回答说:“没办法整治盗贼,我也没这个能耐。”季武子说:“我有四方边界,在这个范围内抓盗贼,有什么不可以的。再说,你是司寇,抓盗贼是你的职责,有什么不能做的呢?”
于是臧武仲说了一段大道理,来教育这位指责他不尽职的执政者。他说:
子召外盗而大礼焉, 何以止吾盗?子为正卿,而来外盗;使纥去之,将何以能?庶其窃邑于邾以来,子以姬氏妻之,而与之邑,其从者皆有赐焉。若大盗礼焉以君之姑姊与其大邑,其次皋牧舆马,其小者衣裳剑带,是赏盗也。赏而去之,其或难焉。纥也闻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轨度其信,可明征也,而后可以治人。夫上之所为,民 之归也。上所不为而民或为之,是以加刑罚焉,而莫敢不惩。若上之所为而民亦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书》曰:‘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将谓由己壹也。信由己壹,而后功可念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像庶其那样偷了自己国家的土地来投奔我国的,那是大盗。你不但收容他而且高规格礼待他,怎么能让我去禁止偷盗呢?像庶其这样的大盗,你让国君的姑妈嫁给他,还另外赏赐土地,跟随他的人重要的赏给奴仆和车马,次要者赏给衣裳宝剑和腰带,这就是对偷盗行为的鼓励呀。我听说,在上位的人应洗涤自己的心灵,一心一意待人,使人相信他自己定的制度,可以明白地得到验证,然后才可以治理别人。上面的所做所为,是百姓的归依。上面的人不做的百姓有人做了就可以对触犯者加以刑罚,也就没有人敢不警惕敬畏。如果上面的人胡乱作为,百姓跟着做,那是势所必然,谁又能够禁止得了吗?所以《尚书》说,所要强调的德行在这里,要解释的、宣扬的、推行的德行也同样在这里,唯有上帝能记住下功德。因此,自身要言行一致,自己的诚信度才一致,然后自己的功德才可能被记录下来。
这段话让季武子哑口无言。臧武仲说出了一个从古至今都得到应验的政治原理,那就是说,无良缺德的官府,单靠严刑峻法不可能拥有良民。官府和官员是百姓的表率。但在中国历史上,往往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官员层贪渎成风,却要求老百姓廉洁简朴;官员层普遍残暴,却要求老百姓仁厚;官员层奢靡放荡,却要求老百姓行为检点;官府出尔反尔自食其言却要求老百姓诚信。这种自己都不遵守的律条,让老百姓严格地遵循,怎么可能有效果呢?其结果必然是:再完备的法律法条都是摆设,官府的宣传不管如何美妙动听,而现实必定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道德隳坏。
14 杨照:理解风险,对付风险
进入专题: 风险
● 杨照
假想一下:如果你身上带有一种特殊的病毒,一旦发作起来会严重致命,但是发病几率相对很低的病毒。如果都不吃药,每天这种病毒发作的几率是0。5%。另外有一种特别针对防治堵截这种病毒而设计的药,吃下去之后每天病毒发作的几率,可以降低到0。05%。
现在要问你:你会不会乖乖按照医生的嘱咐每天服药?尤其如果吃这个药很贵、又很麻烦的话?
用一种乐观的方式来考虑:吃了药,今天99。95%的几率不会有问题,可是就算不吃药,今天也有99。5%的几率能够平安度过。
99。95%和99。5%,真有那么大的差别吗?你真的能感受、体会到这两个都几近百分之百的几率的差别?99。5%,我们一般人不就觉得很安全,不会有事了吗?
这样看,你八成不会按时吃药,至少稍有借口就会省掉一天、两天、有几天不吃药吧!
然而换一个方式看,你可能会有不一样的决定。99。5%的几率,意味着在一千个染有病毒的人当中,每天会有五个人发病死掉。99。95%,则是一万个染有病毒的人当中,每天有五个人发病死掉。
这里有两群染有病毒的人,一群按时吃药,一群却不吃药,2010年1月1日,两群各有一万人,依照这样的感染比率,到12月31日,吃药的那群人剩下八千三百人;可是不吃药的呢?啊,只剩下一千六百人。
那你还吃不吃药?
累积乘以倍数的风险
一天一天分开看,几率没什么差别;单累积一年,那差距不但看得到,而且还大得惊人。
风险危机最关键的地方就在这里:再怎么微笑的几率,一旦累积乘以倍数,就变得显著了。所以短时间的风险评估、控管是一回事:长时间的风险评估、控管是另外一回事。还有,个人的风险评估、控管是一回事;众人团体的风险评估、控管又是另一回事。
孙中山先生说的:“政治是管理众人的事。”这句话在风险评估、控管上,至今不只颠扑不破,而且值得反复被强调,值得回到根本上重新理解。
政治必须管理众人,众人具备数量的因素,这事政治考虑上无论如何不能遗忘的原则。在我们个人层次看来微不足道的风险,一旦乘以众人倍数,可就不得了了。
每个人每天在路上遇到死亡车祸的几率,微乎其微。没有任何一个人出门开车或走路时,会去预想:啊,我今天要用什么方法避免遭遇死亡车祸?因为微乎其微,所以绝大部分的人,几乎是所有的人,都不会做任何事来予以预防。可是道路上有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车,数量累积之后,再微小的几率乘以巨大倍数,就还是会造成死亡车祸出现。
每个人都不会遭遇,但事实上以台北市而言,一年有近百人死于车祸中。这样的情况,比前面举的吃药例子,更难让人自愿为了降低几率而去做些什么。
政府要解决整体的风险
就是这种状况,烛照出政府的重要性。政府关照的,是那一整幅众人的景象。正因为面对那么小的风险,正常状况下没有人会有警觉,没有人会愿意麻烦做些什么,大家的基本想法都是:“反正不会是我。”“多做少做反正没差。”那么当然也就不可能倚赖个人层次的努力,来控制风险、降低风险。
政府的思考方式,就是一种“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