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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唤醒国魂。民族存亡，在此一举，幸诸君勉力图之。”他不仅肯定这个运动的伟大意义，并开始表示，不再是只靠他一个人，也要靠爱国学生一起来“唤醒国魂。”①另外一个材料说，孙中山“立即表示对学生的支持”。他在给上海和天津学生联合会的回信中鼓励学生开始走上革命的前途。②一个当年五四运动的积极分子罗家伦（他后来向右转并成为国民党的大官）谈到孙中山的态度时说，“他以极大的热诚把曾参加五四运动的青年吸收入他的党。每次接见北京的学生代表，他总要同他们谈三、四个小时，并且越谈越有兴致。”③
①《论人民民主专政》，载《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1页。
②见前引金冲及文。
③周策纵着《五四运动》（英文），第125、247页。
有人把五四运动对孙中山的影响说成是“共产党夸大其辞”。罗家伦本人的政治倾向使他的这段证词更有力地驳斥掉这种说法。
当时大学校园里的另一位积极分子许德珩在一篇文章中回忆道：
“那是1918年的暑假，为成立全国学生统一的爱国组织——学生救国会，我和另一位同学作为北京学生救国会的代表，南下活动……我们去莫利哀路会见了孙中山先生。中山先生和我们谈话时，客厅的一隅，坐着宋庆龄同志在打字。……1919年8月，我和参加全国学联工作的几位同学，再一次拜会了中山先生。这次访问，我们与中山先生就国家大事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宋庆龄同志仍然坐在那里打字……她并没有以中山先生夫人身份参加我们的讨论，这种稳重谦虚的风度，令人敬佩……”①
①见周策纵书引用1920年罗家伦着《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的成功与失败……》1943年重庆重印本。1943年时罗已是国民党高官，以后曾任台湾
但人们可以设想，庆龄的青年热情同样为这些学生——他们同她年纪相若——所激发，而且其程度并不下于政治上更为成熟的孙中山。正是在这一时期，孙中山越来越认识到宣传工作的重要，为使革命思想广泛传播，创办了《建设》杂志①和《民国日报》副刊《星期评论》。
①许德珩着《高风亮节、大义凛然——记宋庆龄同志》，原载1981年5月23日《光明日报》，收入《宋庆龄纪念集》，第68页。
1919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八周年纪念日，孙中山再次改组他的党，名为“中国国民党”。他在10月18日在上海寰球中国学生会发表的、题为《救国之急务》的演讲中指出：
“吾人欲救民国，所可采者唯有两途：其一，则为维持现状，即恢复合法国会，以维持真正永久之和平也；其二，则重新开始革命事业，以求根本之改革也。”
在阐述“重行革命”时，他强调辛亥革命“虽革去满洲皇统，而尚留陈腐之官僚系统未予扫除”，所以现在要把窃据国家最高权力的“官僚、军阀、阴谋政客”驱除殆尽，才能使人民真正成为“民国之主人”①
①这本杂志的名称无疑同30年后宋庆龄为她创办的对外刊物取名《中国建设》有着某种联系，后者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2年1月创刊的，以多种文字向全世界发行，至1990年1月易名《今日中国》。
（四）作为非常大总统的夫人
1920年，在新事件和新思想交织而成的时代大漩涡中，孙中山得到了一个机会，再次离开在上海法租界的栖身之所，回到在广州的自己的基地。
在1917—1918年间先迎孙中山到广州、然后又排挤他出去的桂系军阀，这时受到了滇系军阀的压力。同时，孙中山看来也终于有了自己的军事后盾——粤军陈炯明部。陈早在1909年就加入了同盟会，对革新和进步的目标表现出热心，并且在孙中山前一段任广州护法军政府大元帅期间显得忠心耿耿，所以为孙所信任。此时，他的部队驻在福建，孙中山通过他的助手朱执信劝说陈炯明回”师广东，为重振护法运动开辟一个牢固的基地。广东民众苦于外省军阀的盘剥压迫，对陈部回师很是欢迎。孙中山偕庆龄及一些政界老友在1920年11月再度乘军舰离沪返粤。
孙的第二次广州政府时期是繁忙而又多事的。
国会重新召开，建立的政府不再称军政府而是宣布为民国的合法政府。
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并同宋庆龄一起检阅了10万广州市民的庆祝游行队伍，随后又亲自参加了游行。晚间，他们一起观赏了广州人喜爱的灯会，各色精致彩灯竟放光辉。
但到下一个月即6月间，游行改成了打仗。
孙中山决心要打倒桂系军阀陆荣廷的势力，广东和广西两省之间爆发了战事。孙的军队迅速攻占广西主要内河港口城市梧州，向省会桂林挺进。在广州，庆龄发动妇女，组织了一个“出征军人慰劳会”，支援前线，何香凝任总干事（她们俩人以后在各种不同情况下多次合作，从事革命辅助和救济工作）。
1921年12月，孙中山移驻桂林，设大本营，准备挥师北伐。庆龄随同行动，负责红十字会救护伤兵的工作。
据孙中山侍卫长马湘（加拿大出生）回忆，在桂林期间，孙氏夫妇曾经有过一次非常难得的完全休息。庆龄有事回穗一行，她回来时，孙中山去接她，然后他们乘船游览漓江，观赏两岸的秀丽景色。马湘说，他们一连几个小时目不转睛地看着那些高耸入云、千姿百态的层峦叠嶂。孙中山足迹踏遍全球，但看到这里的山水不禁感叹道，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同这里媲美。①
①《孙中山选集》，第425页。
（五）参加孙中山与共产国际代表的会谈
这时又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1921年12月23日开始，孙中山同第三国际（共产国际）远东代表马林（本姓斯尼夫利艾特，荷兰共产党员）在桂林举行了为期5天的历史性会谈，宋庆龄参加了这次会谈。
马林曾在印度尼西亚（当时称“荷属东印度”）参与独立运动，并曾出席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有12位代表（由约50名成员选出），其中有来自湖南省的毛泽东和较为年长的董必武（他原系同盟会会员，孙、宋结婚时也在日本）。
1921年作为马林翻译来到桂林的还有23岁的张太雷。他是个学者的样子、风度翩翩、活泼健谈，据见过他的人说，他说起话来眼镜片后的目光四射、两道浓眉时起时落。他可能是宋庆龄会见的第一个中国共产党人，也是第一个对苏联有第一手知识的人。他在五四运动中是积极分子，并因此而激发起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他曾在共产国际及其远东书记处（设在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工作过一段时期。
张太雷同宋庆龄的共同之处不仅在于年龄相近（他比她小5岁），还在于两人的英语都极流利。在好几年中，英语是中国同欧洲革命者（包括俄国人）之间主要的交流工具。
英国和美国在中国推广英语教学的本来目的主要在于把户国那些有钱有势的家庭在商业上、文化上和政治上同这两个国家联结在一起。但有讽刺意味的是，英语在中国却发生了同原来目的背道而驰的作用，正像中国不少有钱有势的家庭的子女却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历史总是按它自己的规律发展的。
陪同马林从上海去桂林的还有两个国民党人——陈友仁（尤金·陈）和李禄超，以便引见他们的党的领袖。有趣的是，马林去桂林是因孙中山驻沪代表张继的建议，由国民党邀请的，而张继的认识马林则由于北京大学教授、五四运动领导人之一、中国共产党创立者之一李大钊的介绍。由此可见，国共两党的关系那时已颇融洽。而马林则在印度尼西亚曾促成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合作，所以他是最早主张在中国也实现同样合作的人。
在宋庆龄参加的孙中山一马林会谈中，马林提出两点建议，为孙中山所接受，并从而产生了历史性的后果。第一点是国民党要改组成为一个联盟性质的政党，能够团结一切社会阶层（特别是工农）的进步力量。第二点是建立一支由革命党领导并忠于党的思想的新军并创办军官学校，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为这支新军培养军官。革命不要再依靠任何一个军阀。
同马林的会谈不是孙中山同共产国际的第一次接触。一年前，孙在上海曾同格里哥里·维金斯基（中文名字“吴庭康”）交谈。①维曾帮助陈独秀（五四运动领导人之一，也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党的前导。他是1913年从沙俄移民到美国的工人，在那里学了英语、参加了美国社会党，直到十月革命后才于1918年回国，成为一个活跃的共产党员。这个年轻的俄国人当时才29岁，同宋庆龄差不多年纪。
①据马湘着《跟随孙中山先生十余年的回忆》，收入论文集《孙中山三次在广东建立政权》。
国民党人和早期的共产党人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关于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最初几次会议是在戴季陶的上海寓所举行的。在孙、宋结婚的时候，戴是孙的亲密信徒，也是孙氏夫妇的私人至交。（后来，他成为出名的国民党左派；再后来又一变而成极右派。）参与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还有邵力子。他曾是孙中山的追随者，后来参加共产主义小组，但后来又回到蒋介石阵营中去，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再度同共产党合作。第三位是法学家和教育家董必武，他参加共产党后从不动摇，参加了红军长征，逝世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1922年4月，孙中山会见的俄国人中有塞尔盖·达林——他是“青年共产国际”派来广州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达林当时年仅21岁，但已有几年革命活动的经历，并成为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成员。他们会谈时，庆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