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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材料。而她作为新来乍到的人、又是这个国家的客人，不便说话。关于她被邀请去中山大学的事，说法不一，就我们所知，她去过一次。邓演达曾代她去过一次，据说被轰下讲台，轰他的是托派还是新教条主义者则谁也说不清。
使她感到同样痛苦的是，莫斯科的政治风浪影响到了她同曾在广州和武汉同过事的俄国挚友们的关系。前面已经谈到，她同鲍罗廷的见面机会越来越少了。
她所主要关心的事始终还是中国本身，而不是利用中国局势的变化作为在苏联和共产国际内部打击对手的大棒。
她用更多的时间同邓演达和陈友仁一起检讨国内的局势。他们自省：真正忠诚的国民党左派领袖们应该得出什么经验教训？需要采取什么行动？他们最终认为，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国民党组织不善，以至受封建分子的侵蚀和欺骗。因此，首要的任务是把余剩的国民党健康力量——开辟未来的核心——很好地组织起来，不让机会主义分子混入。
因此，在1927年11月1曰，他们宣布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并联名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在此之前，他们曾争辩过要不要用“国民党”这个名字，因为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之后，它已染上血腥和被玷污。但他们最后还是决定不让孙中山创建的党的旗帜落入叛徒手中，而是要把孙中山的最后遗教作为建党的重心。“行动”一词则是表示，斗争决不仅仅是口头的交锋。
宋庆龄在苏联期间，经常把自己说成是“国民党左派”或“革命的国民党”，两者交叉使用。①
①《青年与革命）（1927年9月），载《为新中国奋斗》，第23—24页。
这时，在中国国内已经在共产党领导下开始了宣言所要求的行动。在1927年9月19日所写的《中国目前的形势》一文中，她指出，“我们已经听到在名义上受反动派控制的地方发生暴动的消息。在目前，这些暴动似乎是分散的，这里一起，那里一起。但是酿成这种暴动的酵母却遍布国内各地。”①
①她在1927年9月3日《向苏联妇女致敬》一文中的提法是“我以一个中国妇女和中国国民党左派的代表的身份”；同一天《写给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青年一代〉》一文中的提法是“我代表革命的国民党”；在9月6日发表的三个声明中，其中一个的提法是“革命的国民党一，另两个是“国民党左派”。见（为新中国奋斗》，第12、13、14、17、18、19页。
这些暴动中有两次——虽然为时短暂——后来证明成为燎原的星火。
一次就是前面已经谈到的八一南昌起义，中国红军——现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前身——由此诞生。奇异的是，这次起义的地点南昌就是几个月前蒋介石建立他的第一个自立山头的右派总部的同一个城市。起义后成立的革命委员会25名成员中——这里不妨重提一下——有宋庆龄。
几乎同时发生的是在湖南省由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参加者是各地农会幸存下来的骨干分子和安源煤矿罢工工人。他们很快同南昌起义部队中幸存下来的、经过锻炼的战士们会合，组成红军的核心，并在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农村根据地，制定“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这个战略最后导致中国革命在1949年的胜利。①
①上引书第20—21页。
但对于当时来说，这个胜利还是很遥远的事情——还要经过以后长达22年的三大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在1927年和1928年之交，整个局势是革命遭到惨重的失败，抗争的星火还极微弱。这使宋庆龄在1927年冬在莫斯科讲话中所充满的对最后胜利的信念更加突出。这一信念的来源是1924－1927年革命中中国人民的重要阶层的觉醒——这一点对她来说是不可能抹掉、也不可能逆转的：“过去两年来，在广州、长沙、武汉和华南、华中数十个大大小小的街道上游行的妇女，已经不是两年前的妇女了。
“现在的工人和两年前不同了。他们懂得组织了，并且一度得到过政权。农民也不同了。他们懂得了靠自己团结的力量，可以防止地主和军阀的剥削……中国人民大众都懂得了悲惨的日子不是注定的，通过革命可以换来另外一种生活方式。”
“就是这一种认识保证了胜利。”①
①在斯大林一托洛斯基争论中，关于中国的某些观点双方都有缺陷，但托洛斯基关于中国革命的前景的看法证明基本上是错误的。他认为，中国革命在1927年失败后，几十年也恢复不过来，而且否定农民在革命中的决定性作用（当革命在城市中受挫之后），因此他嘲笑1927年的南昌起义和湖南秋收起义，把它们说成是毫无希望的拼命行动。
1929年，在这些起义所发动的力量生存下来并不断增长之后，他仍然这样写道，“……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人起来反抗？朱德的反叛看起来是贺龙和叶挺（两人都是南昌起义和广州公社的指挥员）冒险主义行动的翻版。……这一起义——在没有战争或革命的情况下——为今天处
在这里没有一点关于所谓“中国革命的悲剧”的暗示。这场“悲剧”是当时许多论著的主题，对于中国革命的假设的死亡，有的作者伤心、有的作者高兴。对宋庆龄来说，他的长远观点是，中国革命尽管备受挫折、也犯过错误，但它的生命力是决不会枯竭的。任何政治力量在行动中表现出这一点，她就将在此后加以支持。任何对此反对或动摇的政治力量，她就要加以谴责。
她在苏联的6个月勾留，总的说来，给了她无穷的鼓舞。但在这段时期内，她也遇到了复杂的情况，还由于在苏联和在中国的一些事件而使她个人受到了深重创伤。特别使她感到不安的是，她希望加强中国革命力量的团结并获得苏联方面的一致支持，但现在在苏共党内、共产国际内部、在苏联的她的同胞们中间都出现了不团结。
因此，她开始感到莫斯科在当时对她来说不是最适宜的地方并在1928年春前往德国。
在不少著作中都记载着在此之前她曾短期离开苏联，于1927年12月去布鲁塞尔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及殖民压迫斗争大同盟”（简称“反帝大同盟”）的一次国际会议，这个组织还推她为名誉主席。在它的主席团名单中还有爱因斯坦、尼赫鲁等世界名人和高尔基（苏联）、巴比塞（法国）、罗曼·罗兰（法国）和辛克莱（美国）等名作家。
这次旅行过去都认为是事实，但本书作者核查了当时出版的两份布鲁塞尔报纸，证明宋庆龄在1927年12月并没有到那里去。共产党报纸《红旗》和资产阶级报纸《晚报》在12月13日出版的一期上都报道说，宋庆龄发来了一个电报，本人没有出席。①她只是在精神上与会，因为大会讨论到正处于反革命苦难中的中国时，总要提到她和她的英勇抗争。
①《中国目前的形势》，载《为新中国奋斗），第20页。
由此可见，她第一次认识尼赫鲁也不是像有些书上写的那样，是在这次大会上。尼赫鲁自己回忆，他在20年代曾见到“这位高雅的夫人。自从中国的革命之父逝世之后，她一直是中国革命的火焰和灵魂”，他只同她谈了“短短的半小时”，但从此“一直抱着同她再见的愿望，因为她是全世界的上乘人物”。在给他姐妹的信中，他也写到了宋庆龄给他的印象如何深刻。①本书作者研究结果，弄明白了他们的相识不是在布鲁塞尔，而是在莫斯科，也是在1927年。尼赫鲁1938年给宋庆龄的一封信中写道，“我有幸在莫斯科时同您短暂相见，已有11年多了，但从那时起我一直保存着关于那次会见的生动而愉快的记忆。”②而在他的自传中记录着他“在（1927年）11月对莫斯科作短暂访问，那是在庆祝苏联国庆10周年的时候”。③他们两人一直到50年代中期才又再度相见，那时尼赫鲁已是印度总理，他访问了北京，而宋庆龄则是在1955年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的身份访问印度，受到尼赫鲁为她举行的官方式的隆重欢迎。
①这两份报纸的复印件承比中友好协会提供给本书作者。26尼赫鲁着《中国、西班牙和战争》（英文）。27尼赫鲁自印度阿拉哈巴德致孙逸仙夫人（在香港）函，1938年12月27日。尼赫鲁致宋庆龄五信、宋致尼三信及他们互致的一封电报承尼基尔·查拉瓦尔德（一位老新闻同业）在1989年复印后寄赠给本书作者，这是其中的一信。
②《尼赫鲁自传》（英文），第164页。
③尼赫鲁先后赞助了宋庆龄于30年代初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和40年代的“保卫中国同盟”。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他们的合作促成了印度国民大会党派遣医疗队来华。
但在此之前，他们曾在若干进步活动中合作。①他们也断断续续地保持着通讯联系，信中所表达的热诚从下面这段话可以看出。尼赫鲁1938年给宋的一封信中写道，“您也许记得，大约11年前您曾寄给我一幅您和孙逸仙博士的照片，我一直视同珍宝，挂在我的房间里，只要我在家（指在阿拉哈巴德的阿南德巴汪家宅），我每天总要看它。”②这些往来信件在本书中会多次提到，它们是关于中印人民友好历史的宝贵文献。
①尼赫鲁自印度阿拉哈巴德致孙逸仙夫人（在香港）函，1939年10月13日。
②除另行注明者外，本节所引章克的回忆均据他于1988年11月在北京与本书作者的谈话。
至于在莫斯科的中国人处境之艰难可以用邓演达的经历做例子。
在同共产国际和苏联官员们会谈时，他过分坚持中国革命进程的独立性，因此得不到正统派的好感——即使他始终坚定地主张中苏结成革命的联盟。很明显，曾经作出巨大的努力争取他赞同在莫斯科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观点——莫斯科有许多人（包括斯大林在内）敬重他的政治和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