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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同上。
②黄平着《往事回忆》，第67页。
1928年6月，她年轻的弟弟来，住在她寓所里。（这看来是指宋子安，她在家中最喜欢他，当时20岁出头。）
6月和7月，他们同去巴黎，接着又去维也纳，说是去看病。
9月3日，她从巴黎回柏林，迁居夏洛滕堡区韦兰德尔街18号格尔姆赖希太太家。
12月18日，她去海德堡旅行。
据记载，她曾对警方说，她想在柏林住下去，以便学习（可能是在她申请再入境或延长居留期时）。
作为情报，这些东西卖在是太可怜了。但它们保留了有关她行踪的一些材料。如果没有这些材料，在年深月久之后要弄清她在柏林的行踪将很困难。
据章克回忆，德国政府也想同宋庆龄有些直接接触。反对党社会民主党也要求同她交换意见。她对两者都回避，实在推不掉时就请邓演达去同社会民主党人谈谈。
中国（蒋介石政府的）驻柏林的外交官也通过中间人求见宋庆龄。章克记得宋庆龄对他说，“他们不代表真正的中国。真正的中国是工农；这些人站在杀害工农的人一边。他们没有资格要求见我。”
她没有蒋介石政权发给的护照，也不去申请。她的护照是武汉国民政府发给的，由陈友仁签署——这是他当外交部长所办的最后一件事。
在柏林的倾向进步的中国留学生倒是经常见到宋庆龄，同邓演达一起。她鼓励一些留学生学好现代技术，将来用于建设一个强大独立的中国。常来的留学生中有一个航空工程师。
就住在柏林的中国共产党人而言，她同他们的关系如同在莫斯科时一样，由于派系纠纷和当时盛行的极左思潮而相当复杂。（这些共产党人中有的是中共党员，有的是德共党员，当时德共有一中国特别小组。）1928年12月，国际反帝大同盟在柏林开会，宋庆龄虽然是这个组织的名誉主席，却没有像上几次会议那样被邀请。中国代表黄平和余飞两人是由中共驻莫斯科第三国际代表团派出的。黄平在讲话中不但攻击帝国主义及其同盟者南京国民党右派政府，而且攻击任何形式的左派国民党，说它们更具欺骗性，所以比右派更危险，等等。他在一家餐厅用餐时曾见到宋庆龄，但却不理她。所有这一切他后来回忆时感到很可耻。①
①据访问沈其震大夫的谈话。沈约在此时在德国学医，后在叶挺将军部下任新四军军医总监，对叶挺很熟悉，经常交谈。叶屡遭不幸。1941年“皖南事变”（国民党在新四军移防时对之进行突然袭击）中他被俘后被关入集中营，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在此后同蒋介石的谈判中，共产党坚持释放叶挺。叶获释后不久，在从重庆赴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与妻女及其他一些共产党领导人同时罹难。具有悲剧性讽刺意味的是，诺依曼在斯大林30年代的清洗中就在苏联被处决了。他甚至于没有像叶挺那样活着去抗击法西斯。他和叶挺对法西斯都是极端痛恨的，尽管在如何同法西斯战斗的问题上过去曾有分歧。
宋庆龄的基本政治活动并没有因为这些复杂情况而“出轨”。她同邓演达和后来到达的革命者一起，进行这些活动。
在这些后到的革命者中，值得注意的是叶挺。这位生气勃勃的英勇的军官曾在广东同邓演达一起上过少年军官学校，当然这两个孩子当时都没有想到他们后来会作为革命同志重逢。叶挺的生活道路同宋庆龄也一再交错。1922年在广州，作为孙中山总统府卫队的一员，他抗击军阀陈炯明的进攻，保护了孙中山和宋庆龄的出险。后来，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1925—1927年的北伐中任团长，所部号称“铁军”，在占领武汉及向黄河推进的许多战役中功勋卓著。蒋介石1927年叛变后，他是南昌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年底，他在著名的广州公社起义中作战。广州公社是为了扭转反革命浪潮所作出的最后一次在城市中以工人为主体的武装斗争——一次英雄的战斗、也是一次悲剧性地在错误时机进行的战斗。
但在1928年，叶挺陷入极度的困惑和精神痛苦之中。在广州公社失败之后，他取道前往莫斯科，却被共产国际前驻广州代表、德国人海因茨·诺依曼指责犯了“失败主义”和“逃跑主义”的错误。事实上，他是在战斗已告失败之后带着部队一起撤出的，为了把部队保存下来，以后东山再起。使公社失败并不必要地使许多十分需要的革命者（包括张太雷）牺牲的是对革命低潮时期成功可能性的错误估计——在克里姆林宫、在中国国内都作了这样的错误估计。但当时莫斯科听信的是诺依曼而不是叶挺，①因此他去了德国。在那里，他在政治上长期韬光养晦，但没有放弃他的原则。
①王安娜着《中国——我的第二故乡》，第388—389页。
宋庆龄和邓演达并没有像有些人那样躲开叶挺，而是要他一起参加关于中国革命新的前景的讨论。10年以后，他将再度为之而战斗，他的共产党党籍将被恢复，他的政治信念和军事活力及技能在抗日战争中任新四军军长时丝毫未减。
在柏林集体讨论和分析的是南昌起义、广州公社和若干继发事件，结论同宋庆龄和邓演达的看法是一致的，即：中国的革命虽然遭受严酷的挫折，却是不可征服的。问题在于如何把仍然忠于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成员集合和组织起来去完成他们的任务。计划是使他们聚集在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已在莫斯科宣布成立）之中，并尽可能早日回国。在中国国内，中国共产党已经举起革命的旗帜前进，同中共合作总的说来大家都是同意的，尽管有人（不是宋庆龄）没有去实行——部分原因是当时在共产党方面对此表现犹豫。
尽管有这些随之而来的复杂情况，宋庆龄对这一段在德国的生活是感到快乐的。她学了一点德语，后来在同外国友人谈话或写信时有时还用一下。她会唱唱或者哼哼德国歌曲，包括一些活泼的流行歌曲。在饮食方面，她对一种“土豆煎饼”特别喜欢，并且自己会做。多年以后，在战时的重庆，她到处找一种长把平底铁锅来做这种食品，因为用当地的尖底锅效果不好而平底锅在中国很少。①
①引自兰德尔·古尔德着《孙夫人保持信仰），载《民族》（“The Nation”）杂志，纽约，1930年1月22日。（中译文参考杨小佛着《宋庆龄在上海的活动片断》，原载上海《社会科学》1981年第4期，转引于吕明灼着《宋庆龄传》，第125—126页。这一声明与《宋庆龄选集》所载《关于不参与国民党任何工作的声明》的核心内容相同，发表时间也很相近。——译者）
在柏林居留一年后，宋庆龄于1929年5月回国。蒋介石政府邀请她回去参加孙中山的国葬仪式。位于南京紫金山的中山陵已完成，陵墓的奠基礼她曾参加（时在国民党分裂之前）。政府当局和她的家属派她的第二个弟弟子良来劝她回去。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在1929年3月26日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重新选举她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很明显，蒋介石——如同他过去（及以后）常做的那样——是想借用她的声望并把她罗致过去，至少是封住她的口。她对这一点很警觉，在同朋友们商量之后，还是决定走，但完全是为了相反的目的。她将展开孙中山的旗帜并揭露那些篡夺了这面旗帜的人，在国内这样做将更为危险、但也将更为有效。她公开宣告：
“我正在回国准备参加孙逸仙博士安葬紫金山的典礼。紫金山是他希望埋骨之处。
“为了避免任何可能的误解，我必须表明，我仍断然坚持我于1927年7月14日在汉口发表的声明，邵：鉴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反革命政策和行动，我宣布不再积极参加国民党的工作。
“因此，必须明白无误地说清楚，我的参加葬礼……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意味着，只要国民党领导继续违背孙博士的基本政策（即有效的反帝政策、与苏俄合作的政策及工农政策）我就不直接或间接参加国民党工作的决定有所缓和或转变。
“当这些政策作为革命的动力时，我们在实现党的主义中取得了迅速的进展。现在三大政策已被抛弃，我们的党又成为军阀及反革命的工具，从而使我们更加远离党的目标。”①
①西格雷夫着《宋家王朝》，第260页。英文原版作者注明根据尤恩森着：《宋氏三姊妹》（英文）第85更及克拉克着：《中国的蒋家》（英文），第64页。
他的弟弟不赞成她用这样直率强硬的措辞，担心引起政府恼怒和家庭不快，据说她的回答是：“是宋家为中国而存，不是中国为宋家而存”①
①上海《民国日报》在次日（5月23日）曾有报道。此处及其他有关活动的日期均见《宋庆龄年谱》。
回国以后，她不断地重复和说明她的这个启程前声明，因而她1929年的回国是短暂而又引起轩然大波的。它对当局企图使她陷入混乱或保持缄默的图谋浇了一大瓢冷水，而对所有为一个更美好的中国而奋斗的战士则带来了一线希望之光。（1930年9月20日），载《邓演达文集》，第83—88、183—191页。
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第十一章 1929年的回国：一场短暂的暴风雨
第十一章 1929年的回国：一场短暂的暴风雨
宋庆龄1929年循陆路从欧洲回国，5月6日过莫斯科，转乘横越西伯利亚的火车，在5月16日抵达中国东北的哈尔滨，次日到沈阳。这一地区的首脑、军阀张作霖之子“少帅”张学良在官邸宴请了她。日本人原来是支持张作霖的，但在1928年却谋杀了他。张学良因此转向蒋介石，希望蒋帮助他抵抗日本。但蒋却把他推上反苏的道路，这一年，东北军同苏联发生了武装冲突。
到1931年，当日本侵入东北（外国当时通称为“满洲”）时，蒋介石却下令“少帅”不抵抗。几年之后，在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