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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正面回答了一个挑衅性的问题：“你们要求释放绑票匪吗？”
“我们的答复是：绝不！绑票匪和匪徒们是今天统治中国的制度的一部分，我们必须反对这一制度。……正如美国匪帮棍徒的经济基础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和私酒的贩卖上，中国匪帮棍徒的经济基础就奠定在帝国主义和封建的政权以及鸦片的买卖之上。而且，我们所反对的是正在全国及租界中进行的对反帝战士的绑架和逮捕，那是中国人和外国帝国主义分子干的，而且常常由他们的工具——棍徒们来执行。……害怕跟这些罪恶作斗争的人们最好不要参加本同盟。”
在前面提到的《告中国人民——大家一致起来保护被捕的革命者》一文中，宋庆龄称罗登贤等五位被捕的革命者是“中国的反帝战士，他们全都是中国人民应该为之骄傲的典型”。她引述罗登贤在法庭上的慷慨陈词：
“‘你们给我的罪名是“反动分子”。我要告诉你们我的经历。我在1925年帮助组织与领导了香港罢工。我现在刚从东北回来，在那边我同义勇军一道作战，打击日本强盗。我曾在上海日本纱厂帮助组织罢工。那些全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难道这就是我控告为从事“反革命活动”的理由吗？’”
罗登贤未经审判就在8月间被枪决，年仅29岁。他是中国共产党中很少几个出身工人的领导人之一（在香港的英国太古造船厂做工10年），曾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宋庆龄还指出在中国的外国当局所扮演的可耻角色（主要是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巡捕房，他们忙于搜捕革命人士，送给蒋介石去屠杀。在这方面，捕房督察长英国人吉文斯和法国人若贝兹都是臭名昭著的）。
“租界的法律规定，在引渡被告前没有表面证据，使控告他的案子能够成立。……在处理杀人犯、绑票匪、鸦片贩与一般流氓的案件时，租界当局是热心地维护它的司法权利的。然而昨天，并无真凭实据，只凭巡捕房眼线的一句话‘我认识他们，他们是共产党’，五个革命志士就过了堂而且被引渡了。……而法庭上的国民党代表却全副武装……据说在开庭之前他还对人说，‘全部事情已经安排好了’。”
她说，被帝国主义者誉为“安全与公正的岛屿”的上海公共租界实际是“卖国活动的大本营”。“在此地，蒋介石政府的代表们正与日本侵略者的代表们忙于公私酬酢，准备签订秘密条约，把我们的国土和千百万人民奉送给外国帝国主义侵略者。正当这阴谋进行着的时候，中国工农革命运动的工作者和领袖们却因为反对祖国被瓜分和奴役而受到了逮捕、酷刑、处死、在中世纪的牢狱中活受罪。”①
①同注30。
在另一件要案、即邓中夏的案件中，宋庆龄坚持不懈的营救努力未获成功。邓中夏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和最有实绩的劳工领袖之一。他被上海法租界警方逮捕时是用的假名“施义”，身份没有暴露，只是涉嫌。宋庆龄委托进步的女律师史良向法租界交涉释放。但后来一个叛徒指认他是邓中夏，蒋介石获悉后坚持要求引渡给南京政府，法方照办了。
像邓演达一样，邓中夏拒绝了高官厚禄的引诱，在1933年9月被枪决，年仅39岁。
邓中夏之死使中国共产党失去了一位杰出的人物。他曾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参加过同孙中山的谈判，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1923—1925年期间，参加领导中国最著名的铁路工人和海员大罢工。1927年后他帮助老朋友毛泽东在农村地区建立新的红色根据地——如果不是牺牲得这样早，他肯定还会有更大的成就。
在白色恐怖下保护革命者是很危险的。很快，民权保障同盟本身就成了打击的目标。1933年6月18日，同盟总干事杨杏佛在法租界距宋庆龄寓所不远的街上被蒋介石的“蓝衣社”分子所暗杀。杨有学者风度，又有无畏精神。他早在1912年就在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的总统府秘书处任职，后到美国康奈尔大学和哈佛大学留学，口国后在南京任教。1925年孙中山灵梓迁葬南京，他是丧事筹备处总干事。遇刺时，他是蔡元培任院长的中央研究院总干事。遇刺的地点在他的办公室和住所之间，①和他同行的儿子小佛腿部也中弹。他是一个非共产党的自由主义者，国民党的老党员，学术上很杰出，是安装技术专家。但这一切都未能使蒋的蓝衣社刺客们发善心。
①杨杏佛之子杨小佛1985年在上海与本书作者会晤时曾对出事经过作了详细叙述。
杨的遇害对宋庆龄和她的事业的打击可以从当时流传的一句话中表达出来——“邓演达之死使她失去左臂，杨杏佛遇害使她失去右膀”。①
①同上注。
这位瘦高个子、口衔烟斗、充满活力、沉静而勇敢的人早就接到过许多恐吓信，如果他不解散民权保障同盟、不停止“干预”反动派的乱捕滥抓，就会被置于死地。但他没有被吓倒，因此反动派就决定对他实行暗杀，借此不仅可以摧毁民权保障同盟，并且警告宋庆龄，她将成为下一个目标。为了加强这一警告，还给她寄去了“经典性的”象征物——一颗子弹。
她的回答是发表声明，给以有力回击：
“这批人和他们所雇用的凶手以为单靠暴力、绑架、酷刑和暗杀就可以把争取自由的最微弱的斗争扼杀。这就是他们统治人民的武器，也正说明了他们整个政权的面目。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就代表这样一个争取自由的运动，杨铨（杏佛）也就是因为他在这个组织中的活动而被残酷地杀害了。
“但是，我们非但没有被压倒，杨铨为同情自由所付出的代价反而使我们更坚决地斗争下去……杀害杨铨的刽子手们要明白，政治罪行必然会给他们带来应得的惩罚。”①
①载《宋庆龄选集》，第79页。
她在毫无防卫的情况下亲往参加杨杏佛的丧礼，一方面是表示对敌人的蔑视，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有“孙夫人”在场，丧礼可以得到一定保障。当记者问到民权保障同盟的会务时，她说，“当然继续进行”。但其后不久，同盟被迫解散，因为杨铨的遇害不仅使一些人感到恐惧，也说明了应采取另外的方式继续斗争，而不是使同盟的领袖和积极分子遭受同总干事一样的命运。
在同盟存在的半年时间内，它所完成的业绩是很多的。除上面已记述者外，它还曾派出工作组去北京，成功地救出了因抗日爱国活动而被国的人士，其中有北京大学教授、五四运动积极分子许德来，还有不到20岁的中学生。许获释后立即加入同盟北平分会。
老新闻工作者刘尊棋是这些获释者之一。他的回忆录叙述了这次营救活动是怎样开始的，从中反映出宋庆龄的品格和行动的迅速。①
①刘尊棋着《庆龄同志，感谢你的救援！》，戴《人民日报》，北京，1981年6月4日。刘以后曾任多家报纸的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任重庆美国新闻处中文部主任、建国后在50年代任外文出版社副社长、80年代任英文《中国日报》总编辑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副总编辑。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及“文化大革命”期间，有20年他因受极“左”路线之害，不是坐牢，就是被剥夺正常的工作权利。在彻底平反后，他除上述职位外还任全国政协常委。
在狱中，从偷送进来的报纸上，刘尊棋看到了宋庆龄领导下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的消息以及上海英文《中国网》报关于同盟的介绍。他就同狱中难友（包括以后成为中共中央委员的薄一波和刘澜涛等其他共产党人）商量，打算写信给宋庆龄。大家同意后，推刘起草，因为他的英文很好。信中揭露他们被关押的所谓“反省院”实际上是一座军人监狱，犯人们都是未经审讯就被无限期关押在这里的。他们受到残酷的折磨，不能读书和写家信，也得不到医疗。犯人们要求释放他们出狱，让他们上前线去抗敌救亡。
这封信冒着巨大风险被偷送出去。宋庆龄收到后不但立即交给《中国网》报发表，并派出小组到现场调查，由总干事杨杏佛带领，成员中有同盟北平分会主席胡适。他们去向当时掌握北平军政大权的“少帅”张学良陈情。张因日本强占了他的故乡东北，深为悲愤，所以对抗日运动表示同情。他派了一个部属参与调查。几个月后，刘获释。
在这次营救活动中，北平分会主席胡适表现动摇，因而被同盟开除。胡愿意请求释放这些犯人，但却实用主义地为犯人所受到的非人待遇加以粉饰。宋庆龄指出：“中国有许多所谓‘知识分子’，胡适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个，除非酷刑在他们的眼前施行，他们是不相信监狱中施用酷刑的。可是，有哪一个犯人敢在狱吏面前公开说话呢？有哪一个狱吏会让调查者看一看刚受过酷刑的囚犯或者让他亲眼看看酷刑的场面呢？”①
①关于这些事件的记述请参阅《宋庆龄纪念集》中许德珩、胡愈之等人的文章。关于开除胡适，宋庆龄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任务》一文中已作了解释。据许德珩说，胡“大耍两面派，表面上同意民权保障同盟的宗旨，暗中则和丁文江通过反动政府和驻德领事馆撤销了史沫特莱的（《佛兰克福报》）驻华记者的名义”，“当民权保障同盟提出监狱黑暗的问题时，胡适……竟向外国记者吹嘘监狱中如何自由……为反动当局粉饰罪责。”
作为一种在犯人们中间制造不和和互相怀疑的诡计，国民党警方释放了一部分人，而继续监禁了另一部分人，从而埋下一颗“定时炸弹”。刘尊棋还在狱中时，他们把他的名字偷偷写在一份“自首书”上（实际上他自己从未签过字）。这使他蒙受了几十年不白之冤，直到最后查清了事实，证明“自首书”是伪造的。
同盟还成功地向全世界揭露了国民党绑架著名女作家和女权运动者丁玲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