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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很容易得到娱乐偶像，因为他或她直接刺激了我的欲望，人们支持他们、喜欢他们其实是变相地支持或喜欢自己的欲望，而思想上的偶像却不复存在了，鲁迅曾替他们那一代有个性的人说过“一个也不放过”，现在演化成了一种更加极端的个性：“一个也不相信”。
这叫我想起瓦格纳的乐曲《诸神的黄昏》，还想起同一时代的尼采所说的“上帝死了”。瓦格纳通过乐曲传递出的信息，被尼采发展出一种明确的结局，在我眼里，尼采在暗示人们终将杀死上帝，自己取而代之，更加暗示出一种物质的力量将使延绵千年的古老的价值体系崩溃，尼采猜对了吗？谁知道！有人管他叫先知，还有人管他叫疯子。在中国较晚时期，也有一种思想获得了较多认同，叫做“人民当家作主”，很多人为此流血牺牲，然而人民所形成的社会仍旧需要一种社会结构，这结构无论如何地变形，仍趋向一种旧酒新瓶式的权力结构。唉，就像王朔说余秋雨，“前两句说对了，说到后面又错了”，呵呵，现实总是这样，有时候我觉得这不仅因为众生平等，还因为众生迷茫，更有时候，众生也想懒惰与腐败一阵儿呐！
在我们所见的宇宙里，黑暗无处不在，光明星星点点，众生怎样看待自己呢，多半还是把自己归在光明那一边儿吧，至少也是追寻光明那一种存在吧？
唉，能不追寻吗？没有光明，众生可怎么办啊！
作家像赌徒
原来计划在厦门住一年，现在因为各种原因，不太可能了，人生总是充满各种变数，个人意愿一般都难以成真，我年轻时最大的愿望就是想当一名作家，后来竟实现了，不过，现在想想，当时的愿望是多么宽泛啊，以至于我现在觉得当作家这件事几乎就算不得是什么愿望，因为有各种各样的作家可当，就像有各种各样的经理可当一样。
现在越来越觉得作家十分像一名赌徒，赌注就是自己手里的一本书，赌的就是受不受公众欢迎，赢了的时候，有很多好处，输了以后少人问津，我个人就经历一个完整的小周期，我是说，从莫名其妙的走红到莫名其妙的过气儿，别说，在在这一个曲线里，叫我看到很多人与事，这对我是很有价值的，我懂得外界力量的强大与盲目，也懂得个人在受到摆布时的心境起伏的盲目，我敢说，我人还是那个人，这种一贯性我想我还是有的，但人们对我的看法却在改变，想想真是很有趣，犹如一片飘在水上的树叶，穿江越河，见到两岸不同的风景——然而什么是作家呢？作家对别人有什么可说呢？别人想从作家这里听到些什么呢？这些真是一个迷。
总在厦门这地方，看到的都是些平凡而朴素的人，叫我对人的面孔所发出的信息都发生了改变，以前时不时地会遇到一些娱乐圈的人，以为那些表情都是正常的，丰富的，现在看看电视里逗人开心的主持人，或是广告片里的演员，分明可看出一种压力，一种急于想引人注意，并生怕无法取得效果的迫切，夸张的惊叹、快速的说、最有效率的取悦于人的笑，那是多么忧伤与焦虑啊！
一场表演
关于韩寒，我也有几句话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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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应该用开放的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他现在是个小闹闹，小淘气儿，他在抖机灵瞎炫耀，这很好嘛，很可爱嘛，他对于生活的枯燥与井井有条很不耐烦，试图以自己的表演为生活添油儿加醋，请大家注意，他一点恶意也没有，我们的态度是，应该让他闹下去，好使我们得到乐趣，如果我们有责任感，我们甚至应该为他创造条件，我们要不动声色地煽风点火，使他的表演更加生动有趣，场面更加火爆，要弄成集体狂欢，我们才算成功，不要老想着自己，那样又自私又不明智，我们是过来人，连自己都舍不出去，哪儿谈得到对新人的爱护与尽责呢？
当有一天，韩寒厌烦了胡闹，我们应该使他可以安全的离场，为了他对社会的贡献，我们应保护他，使他高枕无忧，并且，在他之后，我们要找到同样有意思的表演者，使这个社会多一点活力，这才是我们的应该做的事情，我们都知道，好演员是很难找的，如果我们自己行，我们也应毅然登台，豁出去大干一场，为社会做些奉献，当然，我们也必须有点自知知明，当我们不行时，我们就当观众好了，但我们必须合格，不要嫉妒台上的演员，那样子很傻，就如同长得不行的人嫉妒偶像明星一样，那是不恰当。
一句话，所有的人都需要热闹，需要娱乐，不然，我们外在的市俗生活也太沉闷啦，那种单调破日子没法儿过呀！毕竟，我们来到人间，与别人欢聚一场，是为了追欢逐乐的，我们不是来生气的，更不是来气别人的当然，这是都是市俗生活的内容，若是我们真的有本领，可提高自己或别人意识，用来认识宇宙更深沉的意义，那么，就令当别论了，我要说，那是极少圣人才可办到的事，他们也许对快乐与痛苦有别的解释，但我们不要搞东施效颦，记住，市俗生活这一头儿头要容易得多，所以，最好不要板起面孔，假装了不起，那是虚伪，还不如装傻装蠢装无知装坏蛋，那才更像我们自己。
想念一些精英
阴天，闷得慌，呵呵，北京的阴天有点苦。
想开车去新疆。
只是一味地开车，如同飞跑。
有时，坐在书桌前，头脑中便会出现漫无边际的景象，大多是在公路两旁，南方的小镇，凌乱而热闹是，而北方村镇，多是展开在萧瑟的风中，一团儿一团儿蜷缩在田野上，像是从土里生长出来的，我就爱这样走神儿。
读昆汀·贝尔所著《伍尔夫传》，里面的人物不是失去信仰，就是获得信仰，信仰在一段时间内，对于欧洲人是十分重要的东西，有点像是政治身分，然而，现在，对于他们，信仰已不再重要的了——生活变得越来越轻松，历史上，轻松一般伴随着无聊的痛苦，现在，这痛苦也少了，生产能力提高了，效率提高了，人们制造出大量物质商品，结果人们自己也变得越来像商品，人们对超验的事物好奇心锐减，生活越来越现实，神秘的事物被通俗化以后，人们对神秘也厌倦了——社会以一种使信息快速流通的方式改变有性格的人，使性格成为一种精神上的疾病，如今，人们可同时生活在1500、1600、1700、1900年以及目前的时尚里，按照某种健康模式，社会“向中间看齐”，谁会反对这样的社会？生存的焦虑感已转化成一些细碎的与成功有关的焦虑感，像是宣布了一个无聊而浅薄的青春宣言：小人必须得志。
其实那挺没劲的，无精英便无创造，历史上，从生活方式到科学艺术宗教，哪一样不是精英试验完了，再从上至下的传播呢？现在好了，精英在我们眼里，就如同佣人眼里的主子一样，没什么了不起的，但你可知精英们曾把生命凝聚成到一点，而长期地专注于某一件我们全无兴趣的事，从而才能侥幸取得成功吗？（看看《牛顿传》与《孟德尔传》吧），佣人们是不可能那么干的，佣人们只会说，“ 杨振宁教授娶年轻老婆，真是好风流啊——至于杨教授的理论嘛，我们可不懂，也没兴趣知道”，唉，人们只是谈论他们知道的那一丁点儿东西，也不觉得枯燥——又是令我厌烦的浅薄与狭隘，每一想到此，我便觉得那些努力的精英真是了不起，很少人对他们的努力感恩，尽管他们变相地摹仿与使用，却从未想到要了解一下那摹仿的原型是谁，在中国古代，人们还会把鲁班什么的定为祖师爷，立块牌子供着，自己有了点成绩，挣了点钱便烧上一柱香，放上几个水果在牌位前，现在成功的飞机设计师会感激莱特兄弟吗？会谢谢牛顿吗？哎，有点没良心啊。
路上的人
今天早晨下了雨，六点半在胃疼中醒来，来到外面去吃大同鸭肉粥，只有在厦门，我在才会盼着吃点什么，并且忍不住一有空就去吃，鸭肉粥就是其中之一。走了店，我在细雨中散步，渐渐地，雨大了，只好回家，胃不疼了。
除了写，就是写，中间走走神，然后就是散步。
昨天在休息时，看到两个比较特别的人。
下午两点左右，我在酒吧里走动，酒吧里座位全满，三分之一是在厦大工作或上学的外国人，三分之一看起来像是游客，三分之一是常来这里的人，人们欢声笑语，音乐也轻松，酒吧与露台隔着一道门，我发现露台上有个外国姑娘，白人，三十来岁，脸肿得吓人，长了很多红色的包，她就一个人在露台上吃沙拉和面包，间或喝一口水，样子很孤独，露台上很热，只有她一人，我不知她是因为怕自己的样子吓到大家，还是因为别的什么，总之，我觉得她一个人，在炎热的露台上吃东西的样子很酷，让人感到一种坚强，我猜这是一个能够不麻烦别人的人，她自愿把自己隔离到露台上，我想隔着玻璃窗向她笑一笑，但她的脸一直侧对着我，面向外面的烈日。
这姑娘叫我想到弗罗依德，此人晚年得了喉癌，手术后，半边儿脸的内部是空的，吃饭时东西往下漏，他坚持一个人吃饭，即使是妻子也不能靠近，这位天才心理学家也许不愿意麻烦别人，也许需要自己在别人眼里有一个不太狼狈的形象，容格说他“出于虚荣心，他愿意自己有尊严。”在他生命的最后二十年，几乎都靠可卡因止住肉体上的痛苦，并维持他的兴奋状态，让他可以像以往一样运用他的头脑想问题，这听起来像是一件与疾病做斗争的平常事，但世上其实没有几人可做到——弗罗依德晚年的著述仍然充满活力与机智，并且在数量上也不少。
另一个人也是我在我洒吧楼下散步时碰见的，一个三十来岁的年轻人，他在街上摆了九个碗，用一双饭馆里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