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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热气的吊壶和屋里凌乱的痕迹，告诉他们房子的主人刚刚离开不久，也许并未走远。
医生李治一来到茅屋，就着手准备接生，但手边什么医疗设备和器械都没有，只有一把用来剪断婴儿脐带的剪刀。钱希钧和钟月林作为医生的助手，在贺子珍呻吟的时候，她们在身边为她擦去满脸的汗水和泪水。
贺子珍是坚强的，她没有大叫大喊，只是默默地忍受着，等待着那最强烈的疼痛时刻到来。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不知道过了多久，等在外面的人们终于听到了一声婴儿响亮的啼哭，长征路上的又一个女婴诞生了。这个婴儿应该是幸运的，她有着不凡的母亲贺子珍和伟大的父亲毛泽东。但又有谁能预料生命？这个原本应该是领袖子女的生命，却在一个不恰当的时机提早地来到了这个世界，于是她的命运就因这一不恰当而被改变。直到今天，也不知这个苦命的统帅之后花落何家。
孩子生出来后，女人们找来茅屋主人用的瓦盆，用清水洗净了婴儿身上的血污，然后又用白布将孩子包好。贺子珍仅仅看了孩子一眼，泪水就溢出了眼眶，模糊了视线。她很想知道自己生下的是男孩还是女孩，但由于当时情况很危急，没有人顾得上回答她的问话，也许大家根本就没有听见她微弱的声音。
弥漫硝烟中的倩影四渡赤水（2）
此时已是夜半时分。指导员李坚真已经带着队伍走远了，留下陪护贺子珍的只有侯政、董必武、钱希钧、钟月林和医生李治。据侯政回忆，当时在场的还有毛泽东的挑夫丁良祥。孩子包好后，就放在了火炉旁边。在孩子的包裹里，有董必武写的一张字条，上面写着，红军要出发打王家烈，为“干人”报仇，这个刚生下来的孩子寄养在这里。包裹里面还有三十块大洋和吃饭用的大粗碗那样大小的两碗烟土。
后来据邓颖超回忆，贺子珍生的确实是个女孩，她还曾给这个女婴和几乎与贺子珍前后脚生的陈慧清的女儿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双凤”。邓大姐说是为了以后便于寻找［1］。
“寻找”，谈何容易。已经有过此种别离经历的贺子珍一定清楚，回过头来寻找自己曾经留下的骨肉，这是一个多么美好又不切实际的愿望呀！在这条路上行进的人，有谁能预料到红军最后胜利的日子？自己能否活着走出去还是未知。
解放后，在四川省古蔺县的白沙镇一带，曾流传张二婆收养过红军小女孩的故事。20世纪80年代，古蔺县党史工作者认真地调查了这一传说，认定确有此事。近几年，许多党史工作者在进一步深入调查中认为，张二婆收养的小女孩，正是贺子珍所生。
离别时撕心裂肺的伤痛远比生育时的痛楚更让人心灵受伤。贺子珍几次生育几次别离，不仅伤害了她原本就很瘦弱的身体，更在她的心灵上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也成了她以后生活和工作上最大的负担，这种阴影一直跟随她的左右，成为永远的心痛。
战火中的婴啼就在贺子珍生女儿的这天白天，陈慧清也恰巧生了一个女婴。
一家三代工人出身的陈慧清，家在广东番禺，参加省港大罢工后，在香港省委同当时的工运领袖邓发结婚。后来又随邓发一起前往苏区，在国家政治保卫局任党总支书记及邮政检查员。部队出发时，考虑她身怀有孕，没有安排她工作，而是跟随总卫生部一同休养。部队四渡赤水的时候，由于她肚子越来越大，行动不便，邓发曾要她留在当地老百姓家里。但她拒绝了，她不懂当地语言，这里又不像苏区那样有群众基础，留下不就意味着死亡？正在此时，党组织决定派陈云转道香港前往苏联，组织上考虑陈慧清曾在香港工作过熟悉那里的情况，派她一同前往，但由于徒步急行军对于分娩在即的女人来讲，实在勉为其难。不得以，陈慧清走了几十里路又折转回到了大部队。
清晨，部队刚刚离开宿营地开始急行军，陈慧清就面临分娩。怎么办？军情紧急呀！董必武、侯政和医生孙仪之带着陈慧清的担架走出了行进中的队伍。匆匆商议了一下，没有别的办法，正好路旁有一个草屋，陈慧清被抬进去等待分娩。董必武和侯政站在屋檐下等候。
陈慧清是难产。如果孩子在母亲子宫中的位置不佳的话，孩子长时间生不下来，有的母亲在经历痛苦之后大出血而亡，也有的孩子因难产还没有离开母体就夭折。如果放在现在，这样的危险会很小。在医院里，每个女人生产的同时，还备有手术，如果出现难产，医生会对产妇实施剖腹产，顺利地从母体中取出婴儿。
但在那个时刻，别说手术环境不具备，就连最基本的消毒、药品供应都不可能实现。陈慧清肚子疼得躺在草屋里满炕翻滚，疼极了，一边哭一边大骂邓发。在外面等候的董必武听到陈慧清的叫骂，马上派人去找来邓发。但这不是别的，而是生孩子难产，连医生都束手无策，丈夫来了又有什么用呢？
然而，更使人焦急的是战斗的枪炮声越来越近，敌人的追兵就快追上来了。此时，站在门外的董必武心急如焚，听着密集的枪炮声，如果再这样拖延下去是很危险的。当他得知是第五军团在堵截敌人后，马上派身边的警卫员报告军团长董振堂，有个女红军在生孩子，让他一定要顶住敌人的进攻。
董振堂听后当即表示，没有问题，让产妇慢慢生吧。
也许婴儿不想再遭受生下来就与母亲永别的境况，迟迟不肯离开母亲的体内。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陈慧清也被折磨得筋疲力尽，羊水、血水和汗水湿透了她身下铺着的毯子。
在不到一公里外的阵地上，时间也在一分一秒地过去，每拖延一分钟，战士的生命就会受到威胁，部队就有可能付出血的代价。
到了中午时分，婴儿才呱呱坠地。所有人提到嗓子眼儿的心才又回到了原位。昏迷不醒的陈慧清被匆匆抬走了。董必武亲自写了一封信留给孩子和收养孩子的人，便和其他人一起赶路去了。
同样，在弥漫的硝烟中，在敌人一路的追杀下，廖似光怀孕仅七个月的婴儿早产了。母亲来不及看孩子一眼，甚至不清楚自己生下的是男孩还是女孩，就被担架员抬起飞也似地走远了。孩子用白布或毛巾包裹，内附一张字条，放在出生的地方，似乎成了长征途中生育而又舍弃的惯用模式。但在当时那种境况下，这也许是没有办法的唯一办法。
大捷娄山关娄山关又名娄关、太平关，是大娄山脉的主峰，海拔1576米，在遵义、桐梓两县的交界处，距遵义市仅50公里，北距巴蜀，南扼黔桂，山高路险，为黔北咽喉，兵家必争之地。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的平播之役，清咸丰、同治年间的黔北农民起义，都曾全力占领此关。古有诗人曾描述此山：大楼高压万峰巅，鸟道才容一线穿。毛泽东也填有《忆秦娥·娄山关》：“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描写了红军指战员英勇鏖战的场景。
2月25日至26日，红军与黔军大战娄山关前。经过反复争夺，红军大捷。这次胜利，应该归功于兵贵神速。彭德怀率军比敌人提前几分钟占领了陡峭的娄山关，当红军登上顶峰向下俯瞰时，发现山北侧的敌军距离他们仅只一两公里。
红军的损失虽然不很严重，但还是有一些将领在这次战役中负了伤。
弥漫硝烟中的倩影四渡赤水（3）
钟赤兵就是在这次战斗中被敌人的炮弹炸伤了腿。二进遵义城的时候，他的伤口感染化脓，需要锯掉伤腿。当李坚真把医生和党总支的这个决定告诉他时，这位戎马倥偬、征战南北的指挥官一听，立马火冒三丈，指着李坚真的鼻子说：“指导员，你要是锯掉我的腿，我就枪毙了你！”如果没了一条腿，他该如何指挥打仗？如果锯了腿，被寄放在老百姓家里怎么办？当他火气消了些，便要求李坚真：“锯掉一条腿，我这个人还有什么用，不如你给我补一枪吧，倒少受点痛苦！”思想工作一时做不通，李坚真只好把情况向上级汇报。
后来，经邓颖超和周恩来的力劝，周恩来甚至给他下了保证，就是用担架抬也要让他跟随大部队行进，一定不会寄掉他，并保留他的警卫员，沿途照顾他。这样，执意不肯做手术的钟赤兵才被抬上了手术台。
当时，红军的医疗设备很落后，一时又找不到麻药。在遵义天主教堂这个简陋的手术室里，先给钟赤兵灌了点“鸦片水”代替麻药，但这起不了太大的作用。最后，战士们不得不把钟赤兵的两条胳膊和一条完好的腿绑在手术台上，医生才完成了手术。旁边的女人们都因钟赤兵的坚强，也因战争的残酷而悄悄地流下了眼泪。
在后来的行军中，这位指挥千军万马的指挥官成了干部休养连中的一名战士。一次遇敌，胆小的民夫居然扔下担架和钟赤兵跑掉了。眼看着敌人就要冲过来，连长侯政和指导员李坚真还在那里争执着都要留下来阻击敌人。钟赤兵火了，这位久经沙场的老将，实在是看不惯非战斗连队，大喊一声：“警卫员，拿枪来！”准备和敌人拼个你死我活，掩护连队脱险。
李坚真见状，深受感动。多么英勇的战士呀！她立即叫上警卫员，抬起钟赤兵大步跑开了。当他们一行终于甩开了敌人的围追堵截，放下担架一看，李坚真的肩膀被担架磨得一片红肿。解放以后，两人再见面时，李坚真还风趣地对钟赤兵说：“老钟，在长征路上，我的肩膀都快让你当路走喽［1］。”
这次战斗中受伤的还有胡耀邦。这个红小鬼出身的小个子，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