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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设便宴招待。张兆林同陆专员举着酒杯到各席巡回敬酒，孟维周紧随其后打招呼。但张兆林只沾沾嘴唇，表示表示。省里同志笑着，表示有意见了，说：“你张书记的酒量谁不知道？今天怎么这个表现？”陆专员忙解释说：“张书记这几天状况欠佳，饶了他吧，我奉陪各位一口干。”
陆专员一桌一桌解释着，基本可以过关。可是工商银行的胡行长不依，他仍记着当年一箭之仇，硬是不肯放过，就由孟维周代喝了。宴毕，欢然而散。
客人全部送走后，吴秘书长才赶了回来，精疲力竭的样子。吴秘书长说：“人总算送走了，但工作太难做了。”
张兆林说：“辛苦了，辛苦了。先吃饭，休息一下。下午我同陆专员出去活动，你就不去了，挂个电话回去，把我们上午研究的意见同在家的几位领导衔接一下，要马上落实。”
第二天一早，张书记同陆专员匆匆踏上归程。平时跑长途，张兆林喜欢听听音乐。可是这次，马杰照例开了音乐，张兆林沉着嗓子说：“关了吧。”
张书记是个讲感情的人，对柳韵一定心怀负疚，或者有更复杂的心情吧。孟维周在柳韵的追悼会上隐隐感觉到些什么。致悼词的是陆专员，张书记只做了不到三分钟的简短发言。短短几句话，用词朴素，字字真切，感人至深。像这样的追悼会，孟维周跟随张兆林参加过多次。他见张兆林往往只是礼节性的肃穆，不会大悲过恸。也不是什么冷漠或虚伪，人之常情罢了。倒是通常说的因为谁的逝世哀痛至深，要化悲痛为力量，完全是客套话了。可是这一次不同，孟维周看出张书记真的很悲痛。张书记后来好长一段时间都不太畅快，孟维周却是劝慰不得的，只做视而不见。
二十四
张兆林问孟维周：“刘禹锡有首诗，说什么什么桃千树，尽是什么刘郎栽，读过没有？”孟维周早已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便说：“没有读过。”原来，张兆林终于开始调整人事了。孟维周听说，陶老书记对前段县处级领导班子调整有些看法。几位对安排不满意的原县委书记和部门领导牢骚满腹，有的跑到陶老那里诉苦。如南县的雷子建被安排到地委党校任校长，气得骂娘：“他妈的张兆林太会玩人了。刚上去时，到处安抚人心，让大家都觉得张书记待自己不错，把自己当做他的心腹。事实上到底谁是心腹？只有他姓张的心中有数。好了，现在他根基牢了，一切都明朗化了，原来陶书记培养的全部靠边站！”陶老不准他们乱说。这些人一乱说，难免让人误会是陶凡在操纵。中国政治同西方不同。尼克松下野后，从卡特一直批评到里根和布什，那是很正常的事，既不妨碍哪位在位总统的威信，也不妨碍他自己死后享受国葬。中国国情不同哪！但这些同志若硬是要嚷几句，他也只是安慰他们一下，不作什么评价。有次在陶老家中，好几个人在场，有人又提到了最近干部调整问题。陶凡摇摇手，说，不要议论这事，不要议论这事。接着随口念出了两句诗，说是刘禹锡的。在座的听不明白，却感觉到可能同人事问题有关。不知谁给传了出来，但传得不全。孟维周听到后，对那诗有点印象，但也记不清了。回去一翻书，方知原文是“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说的是刘禹锡被贬官十年后，应召回到京师，见朝廷又扶植了一批新贵。刘禹锡有感到此，作诗讥讽。孟维周明白了这个曲直，当然说没有读过这诗，省得惹麻烦。有些事是要装聋作哑的。
张兆林问过孟维周后，便作平淡的样子，其实仍疑云不散。孟维周忽发一念：干脆效法前人，以今典古，就说那两句诗我虽没读过，但从字面上看，用现在的话讲，应该指事业后继有人，欣欣向荣。细细一想，算了算了，不要自作聪明。
那些对安排不如意的，有的韬光养晦，伺机再起。像林业局的陈清镜，这次也下来了，安排到科协当副主席，却没事似的。有的英雄气短，怒发冲冠。农业局的朱来琪也下来了，到地区农委任副主任，他同雷子建一样，到处发怒气。没有谁想到位置变动是因工作需要，或者自己能力不济，或者自己问题太多。一般想到的原因是失宠，被划入谁谁一线的。
孟维周很想弄清楚，张书记对这些人的真实态度如何？却不得而知。他终于发现，张书记其实并不把外头的怪话放在心上，依然我行我素。孟维周再也没有听见张书记说起过干部调整的事儿。读书人说沉默是金，老百姓说咬人的狗不叫。说的都是一个道理。
二十五
孟维周最近提了个正科级。参加工作才三年多，就正科级了，这在地委机关没有先例。“这个孟维周爬得快呀！”一个“爬” 字，很不好听，可不管你是谁，不管你官有多大，别人在背后总是这么议论你的，你有意见也没有用。说来也怪，谁也没见哪位官员爬着走，大家都是昂首挺胸勇往直前的样子。但人们都讲他们在爬。想想也真是那么回事。孟维周本人没有听见谁讲他爬得快。恭维他的，一般都说，进步真快呀！“进步”用在这个地方，既明朗又含糊。你明白别人是在恭喜你提拔了，又可以理解为别的许多意思，比如政治觉悟、工作水平、知识修养等等都提高很快。正因为这些话含糊，你也就可以含糊地谦虚一下，说哪里哪里。别人若是直露露地说你提得真快呀！你就不便说哪里哪里了。因为这等于说你嫌提拔得慢了。这就不对了。对组织的培养，人民的重托，只有感激的道理，怎么能有看法？不过，一般很少有人直来直去说你提得快，免得彼此尴尬。
孟维周也真的有春风得意的感觉。县市和部门的领导原来都叫孟维周小孟，慢慢的有人觉得叫小孟不太合适了，开始叫孟科或者孟老弟。尤其叫他孟老弟的那些同志，表情十分灿烂。 孟维周每天都要为这种热情感动好多次，有时分明感觉到心脏空悬着极舒服地晃悠一阵。但他学会了不流露这种感动。易喜易悲都是不成熟的表现。可是这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意思绝对不同。那是古人情怀，早过时了。现代社会了，晋身官场，于喜于悲，需要的是老成。说得文气些，该叫沉稳，或者刚毅什么的。如果要说这是冷漠无情或者麻木不仁，就是故意完全是贬损了。这不奇怪，人们看问题总是各有各的角度的。这也是辩证法！孟维周有次与同学聚会，有的说他成熟多了，有的就说他冷淡些了。孟维周只是笑笑，说老样子老样子。但他越是注意表现得老成持重，越是为内心下意识的感动而羞愧。自己看似成熟实则不成熟啊！这是否就是外强中干？
孟维周有意无意间研究了张兆林的晋升轨迹，看上去是那么容易，三蹦两跳就到了地委书记的位置。如此想想，孟维周的心脏又忍不住空悬着，极舒服地晃悠起来。他发现自己前面霞光万道，像练气功的人开了天眼。孟维周看报纸，最留意的便是人事变动，官场上走马换将他了如指掌。有时张兆林同其他领导闲扯，喜欢议论某人到某省当书记，某人到某省当省长。如果场合随便，孟维周也插几句话，将那些外省领导的出身及经历讲得一清二楚。张兆林就点点头，说：“啊，啊，是的。”其实他并不清楚这些。张兆林好几次表扬孟维周政治觉悟高，政治敏感性强，是不是就指他这方面的见识？后来，孟维周连外国总统的情况也感兴趣了。外国领导人访华时，报纸上总要登一段来访者简历。孟维周特别喜欢研究这玩意儿，比如这位总统毕业于什么大学，学什么专业，属于什么党派，有什么特点和爱好，什么政治主张，主要对手是谁，从事过哪些职业，当总统之前奋斗过多少年等等。他最喜欢琢磨的是这些政治家每跨上一个台阶所花的时间，看别人多少年之间共升了多少次，平均几年升一次。每一位政治家的升官图在孟维周的眼里似乎都是寥寥几笔，简单明了。从政是多么容易而又惬意的一件事！
那天，孟维周在马杰面前做的有关“精神”的演讲不能自圆其说，也让孟维周感觉出一种危机。这是他目前觉悟到的惟一的前进障碍。现代政治演说才能太重要了。当领导的谁张口不要讲三点意见？古人说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这种看法早不合时宜了。做领导只要会讲，不一定要会做。太重视做了，往往事必躬亲，陷入事务圈子。这几年官员们不都呼吁要超脱，要跳出事务圈子吗？君子不器啊！领导同志不能在琐事上太过用脑，而应用宝贵的智慧去想大事谋难事。一旦谋出个什么宏伟蓝图之类的东西，就号召群众来实施。这可不是只讲空话不办实事的意思。领导的职责是什么？除了用干部，就是出主意。这可是毛泽东说的。你的主意要让群众理解，就得长于演说。列宁教导我们说，理论一旦掌握了群众，就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列宁不就是一位杰出的演讲家吗？全世界无产者通过他的演讲，知道了一种伟大的理论。我们就是用这种理论来搞革命的。革命可不是闹着玩的。在这场革命中，我们失去的仅仅是脖子上的锁链，而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有人说西方政治，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演讲政治。政客们从竞选议员到竞选总统，所有的高官厚禄都是咿里哇啦喊出来的。选民们明明不信他们那一套，但还是看谁讲得动听，就投谁的票。那些国家文化发达，人都不蠢，但在大是大非面前，就这么没有觉悟？原来有人说，那些国家的人民再也没有什么可以相信的了，就只有相信谎言。人就是贱，总要信点什么心里才熨帖。
孟维周的思维也像那次关于“精神”的演讲，有些蒙太奇的意思。
“我们要号召群众啊，就得学会演说。”孟维周开始有意识地锻炼自己的口才。准确地说，是恢复这种能力。他在工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