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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东县最初将这个合资项目报到市里时，全称为：“中外合资紫东玻璃股份有限责任公司”。郑向洋市长看到这份报告后，眼睛一亮，略作思忖，拿起炭素笔，将紫东的“东”字勾掉，改作一个粗粗的“雪”字。然后在材料上面批了一段话——
“紫东县依托优势资源，下大气力加快对外开放步伐，在招商引资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为我市各县区、各行业、各部门带了一个好头。紫东县‘不求所有，但求所在’的经验和作法值得我市各级各部门学习，以使我市招商引资工作跃上一个新台阶，打开我市对外开放工作新局面。”
这段话写在紫东县上报材料的天头。随即郑市长又将那支吐水流利圆润的炭素笔像“浏阳河”一般一勾，绕了几道“湾”至“地角”处，再批一段话：
“省对外开放、招商引资工作会议召开在即，请市政府办公室与玻管局共同组成联合调查组，即赴紫东县，尽快拿出一份有分量、有高度、有说服力的经验总结材料，一周后报我。此事由玻管局牵头，市政府办公室出人参与。”
市政府办公室出的人是郑向洋市长的秘书小雷。
玻管局高度重视此项工作，迅速成立两个组。两个组“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第一个组是联合调查组，老板亲任组长，郑市长秘书小雷任副组长，组员是我和李小南。第二个组是材料组，郑市长秘书小雷任组长，我任副组长，组员为李小南。
市长批示第二天一大早，老板就带我们直奔紫东县。按照老板的安排，材料须在第六天呈报郑市长，比市长要求提前一天。为啥不迟不早提前一天？这里有讲究呢！若刚批示一两天内就将材料报上去，即使材料写得好，也会给市长留下“不认真”、“敷衍塞责”的印象。若超过了市长要求时间，市长又会觉得“工作拖拉”、“不紧凑”、“误时误事”。任何事情，一旦脑子里留下“印象”，再要消除就困难得多。
白衬衣若沾上墨水，用超强力洗衣粉洗涤，要想不留一点痕迹也非易事。我凭什么在老板那儿受宠？就是因为老板包括老板妻子都对我印象好。冯富强为什么被贬“邓州”，就是因为前任老板（指亲爱的阎水拍局长）对他印象差。阎水拍局长向马方向局长交接工作时，一句话就葬送了冯富强一生的前程。这句话有点像海湾战争中美军发射到伊拉克境内的“飞毛腿”导弹，一下就钻进冯富强瘦弱的身躯里，将这个皮笑肉不笑的家伙炸了个粉碎。令人尊敬的阎老局长这句话是这样说的：“这个人意识差一些！”
当年范仲淹贬居邓州，写出了《岳阳楼记》这样气象万千的美妙文章。冯富强连南开大学在哪儿都不知道，他像“滕子京谪守巴陵郡”一般“谪守”在局工会，能写出什么狗屁文章。恐怕只有“满目萧然”，只会“感极而悲者矣”！
可见“印象”之重要！陶小北从我认识她那一刻起，就给我留下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印象”。此“曲”只应天上有，此“人”宛若画中来——天上掉下个“陶妹妹”，立脚就在玻管局。李小南给我的印象也不是太差，但与陶小北相比还是差一点儿。至于康凤莲那张莫测高深的脸，从一开始我就不大喜欢。好在后来发现这个女人心眼儿尚可。否则我做了政秘科长之后，真敢让她“谪守”到门房与老乔为伴，甚至“贬居”到炊事班与小高相依。
所以人对人的“印象”好恶是不以某种意志、某种常理而转移的。这种好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那种“第一印象”。第一印象好，两个人便开始恋爱；第一印象不好，两个人见一面便“拜拜”。陶小北之所以像一根线，始终紧挽在我心头，不能说与我的“玻管第一天”她给我递小本（她是多么地善解人意啊！）没有关系。从那天开始，她那个小本便变作一根金线，一头拴在我心上，一头扯在她手中。从此无论天涯海角，无论她在何方，都会牵得我心痛！
老板将这份材料在第六天呈报上去，目的就是为了给郑向洋市长留下那种“恰到好处”的良好印象。虽然老板也明白，郑市长永远不会对他“印象”好到哪里去，但只要勤勉一点，谨慎一点，总不至于“坏”到哪里去。好比一个学习很差的学生，明知考不上大学，可还是想去碰碰运气。郑市长若是“考场”，马方向就是那个忐忑不安的考生。
对郑市长来讲，在任何一天拿到这份材料，都不会有第六天拿到心情好。若是第二天拿给他，他皱皱眉头，随手扔到案头一大堆材料上面，转身便跟着像鱼在河一样工于心计的梅如水秘书长到哪儿剪彩去了。待他一周后想到这份材料时，这份材料上面早又摞上了许多份材料。他好不容易找到这份材料，翻了两下便生气了：这个马方向，工作一点也没方向，随便拿一份材料来搪塞我！
如果再晚一点，到第十天才报上去。郑市长看也不看就扔废纸篓里了——因为省上的招商引资会议已经开过了。
只有在第六天拿给郑市长，他才会笑眯眯地端起茶杯喝口茶，认真地翻着材料看起来。
对我来讲，这份材料至关重要，因为这是我打开郑市长心头那把锁的一把金钥匙！
《背叛》45（2）
材料组架子一搭起来，我就意识到了这一点，这就是我的过人之处。我总是那么清醒，从未犯过糊涂，这对一个有志青年是多么重要！陶小北曾对我说，我这个人吸引她的是这一点，令她气恼和失望的也是这一点。这话别人也许听不懂，我能听懂。可我听懂也不向她解释，因为我不能解释，也无法解释！我已义无反顾地掉头东去，她却在夕阳西下的地方等着我，我俩怎能重逢？她期待着我解释，期待着我幡然悔悟，像当年那些掉队的士兵一样，追赶她至夕阳西下的地方，然后在灿烂的晚霞中和她忘情地拥吻。可这怎么可能！她欲用她的人生观改造我，就像建国初期党和政府改造那些国民党散兵游勇、妓女、社会无业游民一样。我当然不能接受她的“改造”，若我接受，那我不成“国民党散兵游勇、妓女、社会无业游民”了吗？可我不是！我是紫雪市玻璃制品管理局政秘科科长——一颗必将在紫雪政坛冉冉升起并大放异彩的新星！
在我们这个材料组，捉刀的将是我，我说的至关重要就是指这一点。郑向洋市长派秘书参与材料组，只是为说明他对这份材料是多么重视。毛主席当年赴重庆谈判，周总理寸步不离跟着；毛主席返回延安，张治中又亲自送回去。谈判的是毛主席，他们跟着干什么？就像写材料的是我，组织一个“材料组”干什么？答案只有一个——以示重视！
毛主席、周总理、张治中当年水｜乳交融般“融合”在一起，是因为他们之间有着共同的理想和崇高的政治利益，缔结了“利益共同体”（张治中当时已“身在曹营心在汉”）。而张学良犯傻就在这一点，西安事变后执意要送委座回南京。结果怎么样？如果我们这个材料组是去紫东县写一份揭发郑向洋市长的材料，郑市长会不会派秘书前来参与？即使前来参与，会不会带来几个公安局的同志？就像蒋委员长当年那样，一下飞机就将张学良囚禁起来。
可以这样想，若郑市长第六天翻看材料时，突然有一种惊喜甚至惊奇之感：这份材料写得多么扎实！比梅秘书长的笔法都老辣，比田副秘书长（市政府专门负责起草市长材料的副秘书长）的高度还要高，比水副秘书长的文笔都要精练！若郑市长有了这样的感慨，会不会产生一个小小的念头，这份材料是谁写的？正像我们在夏日大街上的人流中走，突然迎面走过一个步态袅娜、身段妖娆的小媳妇。忍不住回头张望：谁家这么个妖娆的小媳妇？向前走两步忍不住再次回头张望：怎么长得有点像戴娆？于是干脆转身追上去，并给别人说：戴娆来了！咱们看看去！
我说的至关重要是指：我就是那个戴娆，市长有可能追上来看我！
因此，为了让郑市长有“惊艳”之感，我必须使出浑身解数写好这份材料！
重任扛在肩，机会在眼前；抓住机遇，加快发展。那天早晨，我们这个材料组奔赴紫东县时，一上车我就开始思考材料的切入点和角度。别人则在轻松地观赏景色。当年唐僧师徒一行四人赴西天取经，真正对那些经文虔诚到顶礼膜拜程度的只有一个人，其他人都是跟着晃悠晃悠去玩的。有趣的是，我们这个材料组一行也是“师徒四人”：老板、鱼在河、李小南、小虎。雷秘书临行前给老板打电话，他有事晚来几天，让我们先把材料“弄出个模样来”。仿佛我们是结伴去紫东县生一个孩子——只有孩子一生出来才有“模样”，材料什么“模样”？
我坐在副驾驶座上，老板和李小南坐后边。老板那天心情特别好，我虽然看不到老板的面庞，但我能感觉到，老板的好心情早已化作了一缕春风，向左就轻轻吹拂到李小南脸上，向前又吹拂在我的后脑勺上。
老板开始跟我说话。这样我就无法再去思考那份材料的切入点，只能思考和老板说话的角度。我和老板配合十分默契。老板若是一条小狗，不停地冲我汪汪叫；我就是那个带狗的孩子，耐心地捋着他光滑的毛。老板总是站得很高，由高处往下说；而我则总是站得很低，由低处往上说。老板若是一股强有力的水，从屋檐上飞溅而下，我就是一个拎着水桶的孩子，一边擦着脸上的水花，一边让那股水准确无误地注入我拎着的水桶里。那股从屋檐上流下来的水，既不是黄果树瀑布，也不是壶口瀑布，但我却对老板说，我看到了“飞流直下三千尺”的壮观景象。为证明所言不谬，我一直仰着脑袋，用这种“形体语言”告诉老板，我真的已“疑是银河落九天”。
我全神贯注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