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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她要一个人向荒野里走去，乌云与道路交接之处，路的尽头，她就向那尽头走去，明知其实是没有尽头的尽头。路无止境伸延，总有天地相接的那一点，路就从那里爬过去，她无非顺着云影下那条荒凉的路，信步走去。那漫长的路的尽头，等她好不容易熬到，又伸延了，她无止境这样走下去，身心空空荡荡。她不是没产生过死的念头，也想就此结束自己，可自尽也还要有一番激｜情，她却连这种激｜情也消失殆尽。人结束生命时总还为谁，还为点什么，她如今却到了不再为谁和不为什么的时候，也就再也没有力量来结束自己，一切的屈辱和痛苦都经受过了，心也自然都已麻木。
45
“你要走了？”她问。“不是早晨七点的车？”我反问她。“是的，还有一会，”她又像自言自语。我在收拾背包，把没洗的脏衣服全扎在一起，塞了进去。我本打算在这县城里多歇上两天，把衣服全洗了，也恢复一下疲劳。我知道她就站在我背后，正望着我，我没有抬头，怕受不了她的目光，我可能就走不了，还会有更多的自责。
这小客房里，空空的，只有一张单人木床和靠窗口放着的一张小桌子，我的东西全摊在床上。我刚同她从她房里过来，昨夜就在她房里过的，躺在她床上，一起看着窗户泛白。
我是前一天从山区乘汽车出来，傍晚才到这小县城，在窗外这城里唯一的长街上碰上的她。店铺都上了门面，街上行人不多。她在我前面走着，我赶上了她，问文化馆在哪里？我是随便问问，想找个地方住下。她扭过头来，算不得漂亮，却有一张讨人喜欢的白净的脸盘，艳红而厚实的嘴唇棱角分明。
她说跟她走就行，又问我去文化馆找谁？我说找谁都行，能找到馆长当然更好。她问我找馆长做什么？我说我收集材料。收集什么材料？又问我干什么的？还问我从哪里来？我说我有证件，可以证明我的身分。
“能看看你的证件吗？”她挑起眉头，看来要过问到底。
我从衬衫口袋里掏出那个蓝塑胶皮面的作家协会会员证，向她出示。我知道我的名字早已上了内部文件，从中央机关发到省市地县各级，党政和文化部门的主管都可以看到。我也知道各地都有那么一种好打报告的，可以将我的言行根据文件所定的调子，写成材料上报。我的一些有过这类经验的朋友告诫我，外出得绕开他们，少惹麻烦。可我进苗寨的经验表明，有时出示一下这证件，倒还有些方便。特别对方是这么个年轻姑娘，没准还能得到关照。
她果真盯住我，看我和证件上的照片是否相符。
“你是作家？”她问，眉头松开了。“更像找野人的，”我想同她开开玩笑。“我就是文化馆的，”她解释说。这就更巧了。我问她：“请问你贵姓？”她说她的姓名不重要，还说她读过我的作品，还非常喜欢。她们文化馆里就有间客房，专供乡镇上的文化馆干部进城时住宿，比上旅馆省钱，也还干净。这时候人都下班了，她可以领我直接到馆长家去。
“馆长没有文化，”她开始关照我了，“可人还满好，”她又补充道。这位上了年纪矮胖的馆长先要过我的证件，看得非常仔细，照片上盖的钢印自然不会有假，随后慢吞吞考虑了一番，满脸这才堆起笑容，把证件还给我说：
“上面下来的作家和记者，通常都由县委办公室和县委宣传部接待，再不，就县文化局长出面。我当然知道这县文化馆长是个清水闲差，安排到这职位上的干部就像人老了无人关照被送到养老院一样。他即使看过那一类文件，未必有那么好的记性。碰到这么个没文化的老好人算我运气，我便连忙说：”我是个小作家，不必惊动这许多人。
他又解释道：
“我们这文化馆只开展些当地业余的群众性文化普及活动，比如说，到乡里去收集民歌呀……”
我打断他说：
“我对民歌最有兴趣，正想收集些这方面的材料。
“馆里楼上那间客房不是正空着吗？”她于是提醒他，恰到好处，眼光向我闪烁了一下她那份机灵。
“我们这里条件差，也没有食堂，吃饭你还得自己上街。”馆长说。
“这对我其实更方便，我还想到四周乡里去走走，”我接过便说。
“那你就只好将就些了，”他倒很客气。
我就这样住下来了。她把我领到文化馆楼上，打开楼梯边上客房的门，等我把包放下，又说她的房间就在走道尽头，请我到她房里去坐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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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间充满粉脂香味的小屋，靠墙的小书架上放的一面圆镜子和好些小瓶小罐，如今连县城的姑娘也免不了这类梳妆用品。墙壁上贴满了电影招贴画，想必都是她崇拜的明星。还有一张从画报上剪下来的披透明轻纱赤脚跳着印度舞的女演员的剧照。蚊帐里叠得整整齐齐的被子上坐着个黑白丝绒的小熊猫，这也是如今的一种时髦。唯有屋角里一个用本漆漆得朱红光亮精巧的小水桶还显示出这小城特有的气息。我在大山里转了几个月，同村干部和农民在一起，睡的草席子，说的粗话，喝的呛嗓子的烧酒，进到这么个充满粉脂香味明亮的小屋里，立刻有点迷醉。
“我身上也许都长蚤子了，”我有些抱歉。
她不以为然笑了笑，说：“你先洗个澡，水瓶里还有我中午打的热水，满满的两瓶，就在这屋里，什么都有。”
“真不好意思，”我说，“我还是到我房里，可不可以借用一下澡盆？”
“这有什么关系？桶里就有清水。”说着，她从床底下把一个朱红的漆过的水澡盆拖了出来，就手把香皂和毛巾都准备好了。“不要紧的，我到办公室里去看一看书，隔壁是文物保管室，再过去是办公室，最那头就是你那房间。”
“这里有什么文物？”我得找点话说。
“我也不清楚。你想看吗？我这里有钥匙。”
“当然，妙极了！‘
她说楼底下是图书报刊阅览室，还有一个文娱活动室，排些小节目，她一会儿都可以领我去看一看。
我洗完澡，身上散发着同她一样的香味。她来又给我泡上一杯清茶。我在她小屋里坐着，不想再去看什么文物。
我问她在这里做什么工作。她说她是本地师范专科学校毕业的，学的是音乐和舞蹈。可这里管图书的老太太病了，她得替她看阅览室，管理图书借阅。啊，她来这里工作快一年了，还说她都快二十一岁了。
“你能唱这里的民歌吗？”我问。
“不好意思，”她说。
“这里有老的民歌手吗？”我转而问。
“怎么没有？离这里四十里的一个小镇上就有一个老头，能唱许多。”
“找得到他吗？”
“你乘早班车去，当天可以回来，他就住在六铺，这镇子是我们县里一个歌乡。”
可她说她可惜不能陪我去，怕馆长不答应，找不到人替她值班，要是星期天就好了。不过，她可以打个电话到乡政府，都是熟人，叫他们关照那歌手在家等我。回来的班车是下午四点。要我回来在她那里吃晚饭。她说她横竖一个人自己也要做饭的。
她后来又讲到这镇上有个裁缝，是她小学一位女同学的姐姐，人长得特别漂亮，真是少有的美人，皮肤那么白净，像个玉雕的人儿，你要看见，准保—
“准保？”
她说她瞎说的玩的，她是说那姑娘就在六铺镇小街上自家开的裁缝铺里做活，从街上过准能看见。可人都说她得了麻疯病。
“真惨，弄得没有人敢娶她，”她说。
“真有麻疯病得隔离起来。”我说。
“都是有人故意糟蹋她，”她说，“总归我不信。”
“她自己完全可以去医院检查，取得医生的证明，”我建议道。
“打她的鬼主意不成，人就要造她的谣，人心坏呗。证明又有什么用？”
她还说她有个很要好的小姐妹，嫁给了一个税务所的，身上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
“为什么？”我问。
“就因为新婚的夜里她丈夫发现她不是Chu女！这里的人很粗野，心都狠，不像你们大城市里的人。”
“你爱过谁吗？”我问得冒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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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师专的男同学，在学校的时候我们满好，毕业后还一直通信。可他最近突然结婚了，我没有料到。当然，我同他也没有确定关系，只是一种好感，还没谈到这上来过。可我收到他来信说他结婚了，我哭了一场。你不喜欢听？”
“啊不，”我说，“这不好写到小说里去。”
“我也没让你写。不过，你们写小说的，什么编不出来呀？”
“如果想编的话。
“她真可怜，”她叹了口气，不知感叹的是镇上的那位女裁缝还是她那位小姐妹。
“也是，”我不能不表示同情。
“你来打算住几天？”她问。
“待个两天吧，休息一下再走。
“你还要去很多地方？”
“还有许多地方没去。
“你去过的这些地方我一辈子都不可能去。”
“你没机会出差？你也可以请个假，自己去旅行。”
“我也想将来能到上海北京看看，我要找你去，你还会认识我？
“为什么不？
“那时候你早就把我忘了。”
“看你说的，你也太贬低我了。”
“我是说真的，认识你的人一定很多吧？”
“我这个职业，接触的人倒是很多，可爱的人并不多。”
“你们作家都会说话。你在这里不能多待几天？我们这里唱民歌的不只六铺才有。”当然可以，“我说。
我被包围在她那种女孩儿的温情里，她在向我撒开一张网，我这样估猜她立刻又觉得不很善良。
“你累了吧？
“有一点。”我想应该从她房里告辞，问清了明天早起去六铺班车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