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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大多数的食蟹者（包括缺乏上述工具以及对这些工具缺乏耐心者），或者说那些全心全意享受大闸蟹的人，基本上还是选择直接用手剥食。《红楼梦》里的薛姨妈不仅不缺工具，还有人把剥了壳的蟹肉专程送到嘴边，但是她却对负责剥蟹的凤姐说：“我们自己拿吃香甜，不用人让。”
用手剥蟹的种种乐趣，非三言两语可以穷尽。李渔说：“凡食蟹者，只合全其故体，蒸而食之，贮以冰盘，列之几上，听客自取自食。”我相信李渔说的“自食”就是动用自己的手指。不然的话，晋人毕茂世就不可能以“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之言而名垂中国之“食蟹名人”榜首。若讲究身段，依赖工具，恐怕“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就得改写为“一手持蟹螯，一手持‘蟹八件’”了。
当名士的姿势已成奢侈，用手剥蟹的另一种实用性仍然值得重视：假冒的阳澄湖蟹大量上市，加之纯种的阳澄湖蟹近年间来饱受杂种河蟹毁灭性的“种族大兜乱”，致使两者在外观上已难以分辨，剩下惟一可信的求证之法是，吃过之后闻一闻自己的手指，若有强烈之蟹腥且经久不散者，为真，反之则为假。《红楼梦》第三十八回的菊花蟹会上，贾宝玉做咏蟹诗即有“指上沾腥洗尚香”之句。此法虽最为简单可靠，可怜竟要等到事后。眼下正是持螯季节，诸位不妨于食蟹后自测一番。若在集资的手指上得不到那“沾腥洗尚香”的结果，也可夺邻座之手狂嗅，若两手皆落索，就是“执手相看泪眼”的时候了。
非“染指”不可之食物，除虾、蟹，还包括禽畜的个别部分（如鸡腿、鸡翅、猪手），某一部分的瓜菜水果，大部分的坚果以及像寿司和馒头、包子这样的米、面制品。
若对此等食物再做细分，就不难发现，除其中一部分因体积上的细小或形态上的完备而无需动用工具切分之外（尽管已有人发明了剥瓜子的机器），皆可借助于各种各样的食具将其顺利送入口中，换言之，就某种意义，例如礼仪或个人卫生而言，这决不是说若不动手在技术上就无法把它们吃到嘴巴里，除了贪图方便这一人类本性之外，“动手真的要比不动手好吃”似乎是唯一可信的理由。
反过来看，北京烤鸭和羊肉泡馍的娱乐性及其在中国各种地域文化中经久不衰的受欢迎程度，也与进食者在进食过程中受到鼓励的“插手”有关。这种快感一方面来自于日常禁忌的暂时被打破（可悲的是，即使偶尔碰上这种机会，例如吃手抓肉，竟也不得不和大家一样戴上一副手套，闷在透明的塑胶套子里安全地一逞轻狂）。与此同时，也极有可能使进食者潜意识地回忆起幼年吸吮手指的快乐。事实上，在饮食的整体感受层面，口舌并不是惟一，味蕾所能感知到的味道也只有甜、酸、苦、咸四种。除了嗅觉之外，手的参与极为重要。手部的血液回圈极为丰富，且微循环密集，有极为丰富的毛细血管网和神经末梢，尤其是手指，每平方英寸所含的神经末梢数量高达五万。因此，用手直接触摸食物，不仅可以更加真切地感受到食物的温度，而且能够体验到唇舌所无法探查到的食物的机理和质地。手直接的参与，无疑使饮食所带给大脑的感受来得更为全面和丰富。佩里·加芬克尔写道：“手的活动为大脑提供了极多的资讯……打个比方来说明：如果你大脑里感觉中心相当于美国国土面积的话，通过手传递给大脑的咨询在感觉中心所占的比重约相当于阿拉斯加、加利福尼亚、得克萨斯三个州的总和。”
中式的表达方式，可以是“食指大动”，或者，“十指连心”。
六祖曰：“仁者心动。”
当然，就形而下的饮食行为而言，不管动的是心和手指，都须是自家的才好。
曲水流觞
一九八零年初，心情郁闷的厦门灯泡厂女工舒婷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在时间的流水线里
夜晚和夜晚紧紧相挨
我们从工厂的流水线撤下
又以流水线的队伍回家来
……
一切我都感觉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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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着一种共同的节拍
在时间的流水线里，舒婷离开了工厂的流水线，上了岸，而在整整二十年之后，就连鼓浪屿上的厦门灯泡厂的最后一只眼虫也被彻底拆除。
不过，流水线以及以流水线为标志的工业化进程却始终没有停止过一分一秒，并且从工厂扩展到饮食，从厨房延伸至餐桌。近十年来，寿司之所以能在日本及亚洲各地变身为一种像MTV那样广受年轻人欢迎的食品，并且使他们感受到“一种共同的节拍”，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流水线的推波助澜所促成的生产、消费上的变革，即回转寿司店的出现。
流水线式的寿司输送带是每一家回转寿司店的主要资产。厨师站在中间，把现场制作加工好的食品不断地放上输送带，食客则工人般的围坐于四周，从被严格限制在每分钟移动五米、每六分钟“轮回”回转一圈的输送带上任意取食。回转不仅改变了寿司的呈现方式，而且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完成了对这种“性情食品”的最大限度的工业化和程序化改造。
每一次透过落地玻璃，看到围坐在食品输送带四周的那些表情快乐的年轻人，我都无法不会想起老Pink Floyd那支曾经轰动一时的MTV，《The Wall》，“墙上的另一块砖II”：一队队的学生们被送上巨大的流水输送线，在鱼贯进入绞肉机，一列列的行尸走肉便自绞肉机的另一端被源源不绝地输送出来。
我们不需要灌输式教育，
我们不需要思想被控制，
这只是墙上的另一块砖，
你只是墙上的另一块砖。
当然，这些都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时髦思想。
二十多年后，假使你在某一家回转寿司店的门口高呼“我们不需要回转寿司，我们不需要一切被程序化全球化的食品，我们不需要味觉被控制”，只怕在店主还未及招来保安之前，那几个嘴里还嚼着寿司的精壮食客就从里面冲出来将你海贬一顿。
当然，要让自己高兴起来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回转寿司难道不足以帮着你想象永和九年三月初三那个暮春，发生在会稽山阴之兰亭的那场流芳千古的“曲水流觞”吗？当然，这只是想象一下就好了。绍兴我没有去过，兰亭却在电视里看过，也是一个三月初三，一大群头戴统一制式遮阳帽的游客在导游的指挥下，七手八脚得将盛满了各种碳酸饮料的一次性塑料杯放在曲水里“流觞”。
日本人似乎对这种“曲水流觞”式的饮食方式保持着经久不衰的兴趣。据报道，在新潟县田上町护摩堂山的赏花（八仙花，称绣球花）盛会上，当地人还举办了一次“曲水流面”的活动：先是在山上用劈开的竹筒架起了一条二百七十四米长的“水道”，然后把煮好的凉面从最高处倒入竹筒，观光客们则在中途对顺流而下的凉面进行拦截。
据说始创回转寿司并且在全日本开创第一家回转寿司店的，是一位中国侨民。
吃而不喝则罔
饮食者，吃吃喝喝也，凡得其食则必有其饮，日常生活经验使我们可以对孔子作出这样的餐桌解读：吃而不喝则罔，喝而不吃则殆。
饮、食与学、思具有高度的同构性。光吃不喝，难免口腔苦涩、胃肠滞闷进而精神迷惘，一个只喝不吃的人，不消数日就会身陷危殆状态。而学习/吸收以及思考/消化，亦各具固体和流体的特征。饮、食虽独立存在，但终归要做了一处，此乃饮食者难以克服的本能和冲动。我不知道杀人者是否必须放火，拥抱者是否一定接吻，惟吃吃而不喝喝者，难矣哉！
李渔言：“有饭即应有羹，无羹则饭不能下……饭尤舟也，羹尤水也；舟之在滩，非水不下，与饭之在喉，非汤不下，其势一也。”下饭的确是汤的基本功能。政府屡屡下令限制公款吃喝，但每一次不管对菜数和人数作何种程度的压缩，规定“八菜一汤”或“四菜一汤”，被限制的是菜，汤则不在此例，永远被列在“保护过关”的名单之上。至于汤在粤菜和西餐上的程序倒错，其疏浚航道的工作同样也是为了避免搁浅，便于行舟。
汤可首发也可替补，能前置宜拖后，又能在中场活动，在餐桌以及进餐程序上的位置十分自由，惟酒及饮料与进食是完全同步的，边吃边喝，亦步亦趋，全场紧逼盯人，功能上亦非口腔及肠道的润滑，而主要用于气氛的调剂和营造。不过，中西餐饮在这一方面仍有区别，除了搞气氛，后者尤重视酒、菜在味觉上的搭配。换言之，配对了头的酒、菜，有助于促成双方的升华，是互惠互利的，是1＋1=3的。以中国之外地球上最为精膳的法国人为例，其精膳一半体现在酒菜的严格搭配：进餐前，以威士忌或马提尼与空口调情，进餐时，遇白肉（海产、鸡肉等）以白葡萄酒佐之，逢红肉（牛、羊等）则以红葡萄酒谐之，若是红、白之肉杂陈，就用玫瑰红酒（vin gris）中和。饱餐之后，送给味蕾的最好的睡前故事，莫过于葡萄牙的钵酒（porto），干邑只是次选。
这还是最公式化的配衬，事实上，要向国人解释彼邦的酒菜搭配，复杂程度绝不亚于向法国人解释一个中国国营企业在改制前的领导班子的布局。中国的餐桌上，除了偏安江南局部的黄酒，千秋万代永远是白酒的一统江山。浓烈刺激的白酒，似乎能与任何菜肴速配成功。一桌子吃吃喝喝者对于白酒的品牌和价格（包括真伪）的兴致，似乎远在酒与菜肴的搭配之上。你听听，“喝完了这杯，再吃点小菜”，音阶的辗转下行是如此自然地带出了饮、食关系的界定：喝酒是主导的、压迫性的，吃只是顺带的、善后的下酒小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