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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进人十二月中旬，财政局办公大楼里就变得热闹起来，各单财务处人员和分管财务的领导纷纷涌往财政局，无论是分管支出的财政局领导的办公室，负责支出的处室的门里门外，以及过道走廊甚至厕所里，都挤满了人，好像财政局有金子可拣一样。或者说得好听一点，叫做人气正旺。
预算处当然更是首当其冲。行政事业、社会保障、工业、农业、商业、外经各处室的资金都得从预算金库拨出，预算处自然无法回避。不过沈天涯还是能够理解各单位领导和财务人员的，他们也不是来给私人弄钱，如果不是为了本单位的利益，谁愿意来凑这个热闹？
一般有三种钱得在年底前弄到各单位户头上，一是年初预算安排给单位而没拨到位的指标；二是有关市领导在经费申请上签了字的临时追加的资金；三是想方设法到上一级财政或主管部门要的戴帽下来的指标。说实话，这三种钱，单位就是不到财政局来跑动，也是应该给人家拨到户头上去的。年初预算安排好的自不必说，这是单位人头经费和少得不能再少的公务费，单位就指望这点钱把职工的工资兑现了，把欠缴的购置费水电费打印费这费那费给偿还丁，财政不该拿吗？有关领导点头签字的钱都是相关项目经费，有些项目钱还没到位，单位就已经办了事，只是钱仍然欠在那里，财政不该给吗？至于到上级主管单位和财政部门要来的指标，也不知跑了好多夜路，赔了好多笑脸，求了好多关系，更是来之不易，财政不该拨吗？
回答当然是肯定的。只是如今政府的事情，并不是说该拿就有拿，该给就有给，该拨就有拨的，除了上面所说三个方面，另外该给没给的，该拿没拿的，该拨没拨的，多得是呢。有人对此会产生质疑，年初预算一经人大通过，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怎么到了财政局就失效了？领导是有权威的，领导布置的工作做了，要财政出钱却兑现不了了？至于从上级部门和财政弄来的钱，又不是你昌都市财政局的钱，你财政局好像过水丘一样，不过从你这里过一过，也不吐出来了？
这些质疑句句都是非常有道理的。可有道理并不见得就有情理，这就是中国的国情，是谁也奈何不了的。你的钱该给，我的钱该拿，他的钱该拨，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说一千道一万，最后还得落到一个钱字上。用这几年国民常挂在嘴上的话说，叫做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那么钱到哪里去了？是财政局自己吃了喝了贪污了？说实话，昌都市本级每年四个来亿的财政收入，光财政局三百多号人是不容易吃掉喝掉贪污掉的。何况财政收入都是些死钱，报表上一笔笔写得非常清楚，多动一分钱都有体现。财政局三百多号人的人头费业务费什么的，跟别的单位一个标准，在本级财政里是不会多占的，惟一的出路只能依靠各职能处室到省财政厅对口局处室弄点业务费回来花一花。
所以问钱到哪里去了，其意义不大。要问问、钱从哪里来。别的地方不去说。沈天涯在预算处呆了多年，知道昌都市财政收入的来源是非常有限的，主要还是传统意义上的一二三产业，包括各种类型的企业和经济成分。近来工薪阶层人员也实行了所得税代扣制，似乎又多了不少的纳税人。可举目四顾，才发现我们的纳税环境是何等的低劣。工厂里的机器都生了锈，工人都养不活，哪有钱纳税？农村里的农副产品都卖不出去，还有好多钱交统筹和提留？个体老板交了钱享受不了纳税人的待遇，拿钱找准靠山和买通税务干部，成本低效益高，把税交给财政有什么好处？工薪阶层的所得税好收，由财政在工资表上代扣就是，可工薪阶层的工资那么低，又纳得了几个税？
凡此种种，极大地制约了地方税收的增长，而财政供养的人却在一天天往上增，财政还不成了地地道道的吃饭财政？而且不是饱饭财政，是饿饭财政。中国是个官本位最严重的国度，都想做官，不想为民。可官谁来养活？还不是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只有做官的，没有为民的，官吃什么？穿什么？
沈天涯曾经看过一个资料，我国历史上官民之比，西汉为一比七千九百四十五“唐高宗时为一比三千九百二十七，元成宗时为一比两千六百一十三，清康熙时为一比九百一十一，新中国成立时为一比六百，到了现在全国财政供养人员与总人口为一比二十八。而且经济越落后的地方，财政供养人口越多，有些地方的官民之比创下了一比九的惊人记录，也就是九个民供养一个官。
再拿昌都市来说，全市包括县区人口一千一百多万，财政全额拨款人数三十八万，差额拨款人数六万，‘靠红头文件收费发工资人数五万，还有银行、工商、税务、邮政、电信等部属省属部门在昌人员，估计也有六万左右，几笔加在一起超过了五十五万。这五十五万人，男人也好，女人也好，能不能学母鸡撅撅屁股就可下美元欧元，没谁注意过，但人民币是一分钱也下不下来的，都是一千一百万昌都人用各种税费养活的，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五十五万跟一千一百万相比，正是一比二十，读过小学的人就算得出，即二十个纳税纳费的养一个吃税吃费的。
第十九章（2）
中国人时下对吉尼斯世界纪录特别热衷，放个响点的屁也叫着要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也不知谁将这样的官民之比申请过吉尼斯世界纪录没有，如果申请的话，人家洋人在膛目‘结舌之余，那是一定会恩准的。
那么官从何而来？当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香港就一个行政长官，连副职都没有，总共一个“港级领导人”。美国联邦政府一个总统，一个副总统，就两个“国家领导人”。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多少？“省级领导人”“市级领导人”“县级领导人”“乡级领导人”多少？恐怕谁也搞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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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正儿八经的政府官。再看看部门的吏。沈天涯他们经常要研究税收成本问题，曾经做了一个比较，当前全国税官已逾一百万人，而美国税警是十万，日本税警是五万。这就是税收成本。应该说，国人多，税官也多，税收就多，换言之，成本高收益就大，可我国的税收才一万五千多亿人民币，人家美国是两万多亿美元，日本的税收总额为我国的八倍。人家税多税警少，我们税少税官多，这一多一少两相比较，还不能说明问题么？
而问题远不在此。官多嘴巴多，嘴巴光吃空气不行，还要吃饭喝酒。官多屁股多，屁股不仅仅坐板凳，还要坐车。这就是为什么官字要有两个口，上面一个下面还要一个。沈天涯看过一个统计数字，我国每年嘴巴和屁股吃掉的财政收入高达六千个亿，这恐怕也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俗话说，天上龙多不治水，地上官多不太平。官多工作多，躲在“脱衣间”里制造出来的工作多，呆在宾馆里设计出来的工作多，坐在小车里构思出来的工作多。工作多，自然就文多，会多，电话多，干扰多，内耗多，收费多，浪费多。怪不得社会上经常用三句话来形容政府和各职能部门，说工作就是开会，管理就是收费，协调就是喝醉，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
沈天涯想，中国的问题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两个字多。财政的问题千头万绪，归根结底也是两个字：钱少。
官多钱少，因此该给的给了就给了，该拿的拿了就拿了，该拨的拨了就拨了，如果该给该拿该拨的时候没给没拿没拨，尽管你是法律规定该给的，领导签字该拿的，上面下指标该拨的，恐怕也是过了这座山就没了那道坳，以后就很难说了。如此说来，这钱一定要到了自己单位的户头才算是自己的钱，否则一切都是镜中花水中月，看得见摸不着。大家于是把眸子鼓得比加大后的乒乓球还大，死死盯住出钱的地方，财政局也就别想安宁。所以沈天涯他们常说，到了十二月，谁想凑热闹看把戏，用不着到什么证券交易中心或是农贸市场去了，就到财政局办公大楼里来好了。
既然该给的该拿的该拨的钱没到自己单位户头上之前，根本就不是自己单位的，那么各单位的头儿和财务处到了十二月，别的工作已经不是工作，只有到财政局来弄钱才是工作，他们于是绞尽了脑汁，不把财政局尤其是预算处的门缝打通不肯罢休。有的到最豪华的酒楼摆了工作餐，想请傅尚良和沈天涯他们赴宴，只要他们进了包厢，还不酒杯一端，经费优先，红包一揣，拨款尽快？有的去搬市里主要领导给傅尚良和相关处室处长打电话，人家碍于领导的面子，开拨款通知时还不优先考虑？
鉴如此，傅尚良和沈天涯他们的行踪这段时间便变得飘忽不定起来，经常是打一枪换一个位置，谁都知道他们在地球上，却谁都不知道他们到底在地球上的哪个方位，更别说请他们去赴鸿门宴了。连手机也是关了机的，另备了一部刚弄的任何人都不知道号子的手机，用来进行内部联系和接受主管财税的贾志坚等领导的遥控，以便随时互通情报，及时掌握税收和收费进度，好根据税收和收费入库数，通知守在预算处里的小宋他们开具拨款通知单，而绝不能开空头拨款单，。以免造成更大的混乱。
这天上午，傅尚良和沈天涯先找来非税收入处的人，让他们想办法把政法部门的罚没收入款缴人金库，好调剂使用。正在商量，贾志坚的电话打过来了，要傅尚良和沈天涯立即到税务局去。贾志坚分管财政，跟傅尚良他们一样急。掰着指头一数，离三十一日只差十来天了，可市本级的税收还没达到预算的百分之七十五，也就是说还有近一个亿没收上来。收入方面不能按预算计划收上来，支出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