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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抓女流氓 … 序
从时间上说，这篇东西是《万物生长》的前传。从内容上说，与《万物生长》没有任何关系。之后会写一篇《万物生长》的后传，写一个从北京到美国，混不下去再从美国回到北京的庸俗爱情故事，题目暂定为《北京北京》。
《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的写作动机非常简单，在我完全忘记之前，记录我最初接触暴力和Se情时的感觉。
那时候，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激素分泌正旺，脑子里又没有多少条条框框，上天下地，和飞禽走兽最接近。但是，这些灵动很快就被所谓的社会用大板砖拍了下去。双目圆睁，花枝招展，眼见着转瞬就败了。有了所谓社会经验的我，有一天跑到南京玩，偶然读到朱元璋写莫愁湖胜棋楼的对子：“世事如棋，一着争来千古业；柔情似水，几时流尽六朝春。”当下如五雷轰顶：又被这帮老少王八蛋们给骗了，朱元璋的对子白话直译就是：控制好激素水平，小心安命，埋首任事，老老实实打架泡妞。朱元璋是混出名头的小流氓，聚众滋事，娶丑老婆，残杀兄弟，利用宗教，招招上路而且经验丰富，他的话应该多少有些道理。
那时候，在北京晃荡，最常见的一个汉字就是“拆”。刷在墙上，多数出自工头的手笔，白颜色的，平头平脑，字的周围有时候还有个圈，打个叉。“拆”不是“破”，“拆”比“破”复杂些，不能简单地一刀捅进去，需要仔细。本来想抓来做书名，反映当时的活动和心情。但是出版者嫌名字太平，而且也被一些现代艺术家反复使用，既不抓眼，又不原创，于是算了。
那时候，听崔健的歌，看他一身行头，像动不动就号称帮我打架的大哥。记得他有一句歌词，说有了一个机会，可以显示力量，“试一试第一次办事，就像你十八岁的时候，给你一个姑娘”。我感觉，改改，是个好的小说题目，决定拿过来用。
朱裳
我早在搬进这栋板楼之前，就听老流氓孔建国讲起过朱裳的妈妈，老流氓孔建国说朱裳的妈妈是绝代的尤物。我和朱裳第一次见面，就下定决心，要想尽办法一辈子和她耗在一起。
十七八岁的少年没有时间概念，一辈子的意思往往是永远。
私塾教育
“你现在还小，不懂。但是这个很重要，非常重要。你想，等你到了我这个岁数，你没准也会问自己，从小到大，这辈子，有没有遇见过那样一个姑娘，那脸蛋儿，那身段儿，那股劲儿，让你一定要硬，一定要上？之后，哪怕小二被人剁了，镟成片儿，哪怕进局子，哪怕蹲号子。这样的姑娘，才是你的绝代尤物。这街面上，一千个人里只有一个人会问这个问题，一千个问这个问题的人只有一个有肯定的答案，一千个有肯定答案的人只有一个最后干成了。这一个最后干成了的人，干完之后忽然觉得真他妈的没劲儿。但是你一定要努力去找 ，去干，这就是志气，就是理想，这就是牛逼。”
那是一个夏天的午后，老流氓孔建国和我讲上述一席话的时候，背靠一棵大槐树，知了叫一阵停一阵，昭示时间还在蠕动。偶尔有几丝凉风吹过，太阳依旧毒辣，大团大团落在光秃秃的土地上，溅起干燥的浮尘。很多只名叫“吊死鬼”的绿肉虫子从咬破的槐树叶子上拉出长长的细丝，悬在半空，肉身子随风摇摆。老流氓孔建国刚刚睡醒，赤裸着上身，身子还算精壮，但是小肚子已经渐拱，肚脐深深凹进去，脸上一道斜挂的刀疤显得苍白而慈祥。一条皮带系住“的确良”军裤，皮带上有四个排在一起的带扣磨得最旧，像年轮一样记录老流氓孔建国肚皮的增长：最里面一个带扣是前几年夏天磨的，下一个是前几年的冬天，再下一个是去年冬天，最外边是现在的位置。老流氓孔建国午觉儿一定是靠左边睡的，左边的身子被竹编凉席硌出清晰的印子，印子上粘着一两片竹篾儿。老流氓孔建国头发乱蓬蓬的，说完上述这番话，他点了棵“大前门”烟，皱着眉头抽了起来。
我爸爸说，他小时候上私塾，填鸭似的硬背《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四书和五经，全记住了，一句也不懂。长到好大，重新想起，才一点点开始感悟，好像牛反刍前天中午吃的草料。我爸爸总是得意，现在在单位做报告，常能插一两句“浮沉千古事，谁与问东流”之类，二十五岁以下和五十岁以上的女性同事通常认为他有才气有古风。
当老流氓孔建国说上述这番话的时候，我一句也听不懂。我也是刚刚睡完午觉，脑子里只想如何打发晚饭前的好几个钟头。我觉得老流氓孔建国少有的深沉。说话就说话吧，还设问，还排比，还顶真，跟语文老师似的。心里痒痒、一定要做的事情，我也经历过，比如被尿憋凶了踮着脚小跑满大街找厕所，比如五岁的时候渴望大衣柜顶上藏着的萨其马，比如十五岁生日的时候想要一双皮面高帮白色带蓝弯钩的耐克篮球鞋。
所以现在我想起来后怕，如果没有老流氓孔建国对我的私塾教育，我这一生的绝代尤物将一直是便急时的厕所、萨其马和皮面高帮耐克鞋之类的东西。
抓女流氓
老流氓孔建国已经很老了，比我大出去二三十岁。和唱戏的类似，流氓四五岁一辈儿人。常有出了大名头的老流氓被隔了一辈儿的小流氓灭了，一板砖拍傻了，一管叉捅漏了，这也和唱戏的类似。按年龄算，从道上的辈份上论，我和老流氓孔建国足足差出五六辈儿。
我当时十七八岁，正是爹妈说东，我准往西的年纪。
搬进这栋板楼之前，我老妈反复强调，这楼上楼下，绝大多数是正经本分人，可以放心嘴甜，滥叫爷爷奶奶叔叔阿姨，给糖就要，给钱就拿，不会吃亏。他们家的孩子找茬，我可以自行判断，如果有便宜占，就放手一搏，别打脸，瞄准下三路，往死里打。但是有两组人物，我必须躲着走。
其中两个人物是一组，姓车，是朝鲜族的一对孪生姐妹，眉毛春山一抹，眼睛桃花两点。脸蛋长得挺像，一样的头发过肩，但是身材有别。一个小巧，跌宕有致。一个健硕，胸大无边。所以小的叫二车，大的叫大车。刚刚改革开放，大车、二车就仗着非我族类而奇装异服，我老妈眼尖，看见她们“脚脖子上都戴金镯子，叮当坏响”。
大车、二车总是双宿双飞，她们驶进楼里的时候，我总是放下手里的教科书和作业本，跑到阳台，扒着张看她们的奇装异服，看她们又拉来了什么人物，看她们一清二楚的头发分际，分际处青青白白的头皮，分际两边油光水滑的头发。当时还没有“海飞丝”，劲松小区还是庄稼地，夏天可以在稻田里捉蜻蜓，武警官兵在周围养猪放羊。我洗头用一种“灯塔”牌的肥皂，涂上去感觉自己的脑袋像个大号的猪鬃刷子，但是我记得清清楚楚，大车、二车的头发没有一点头皮屑，茁壮得像地里施足肥料的油绿绿的庄稼。那种油光水滑，眼珠子掉上去，也会不粘不留地落到地上。我的眼睛顺着她们的头发滑下去，她们雪白的胸口一闪而过，我的心里念着儿歌：“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可我知道，竖起来的不是耳朵。
那时候我爸是单位里的忙人，代表群众的利益，出门挣钱，常年在外。我姐姐是老实孩子，剃个寸头，促进大脑散热。用功无比，还是老拿不了第一，把头发剪得再短，也当不了她班上男生心目中的第一大牲口（学习好的女生都是牲口），于是头也不抬，更加用功。我老妈小时候是农民，长大混到城市当了工人，是国家的领导阶级。我老妈把劳保发的白棉线手套带回家，然后拆成白棉线，然后替我和我姐姐织成白棉线衣，一点风不挡，一点弹性也没有。我老妈拆棉线织线衣的时候，被拆的手套戳在一把倒过来的椅子腿上，她坐在对面，她穷极无聊，总想找人聊天。那时候的电视是九寸黑白的，老妈不爱看，她一三五说电视主持人弱智，二四六说电视主持人脑子里有屎。姐姐总在做功课，我妈就来和我贫。我极能臭贫。我妈说，将来嫁给我的女孩子有福气，找了我，有人说话，不用看弱智电视，省电，一辈子不烦。
我妈说，安心功课，别闻见香风就窜到阳台上去。我说，鸿雁将至，我保护视力，我登高望远，我休息休息，看看乘客是谁，看看有没有我爸乔装打扮混在其中，好报告我妈。我妈说，乘车的都不是好人。我说，乘车的好像都是街面上挺得意的人，不知道我爸够不够级别。我妈说，不许你搭理她们。我说，是人家不搭理我，人家是女特务，我才只是个红小兵，远不到红队长、红支书、红主任的级别，除非我腰里掖着鸡毛信，否则人家才不会摸我呢，我的级别差得远了。我妈说，人家要是就诬陷你腰里掖着鸡毛信呢？人家要是偏要搭理你怎么办呢？我说，我就喊“阿姨我还小”。我妈说，人家要是还搭理你怎么办呢？我说，我就喊“阿姨我怕怕”。我妈说，人家要是还搭理你怎么办呢？我说，我就喊“抓女流氓啊，啊———啊———啊”。
还有三双手套剩着，我妈的棉线没拆完，线衣没织成，就总是没完没了，警惕性很高。我还是个孩子，所以空气里永远有感冒病毒，街上永远有坏人，即使没有特别坏的人，也要从好人中确定比较坏的人，然后给他们戴上帽子，他们就特别坏了。
我像期待感冒病毒一样期待着坏人，得了重感冒就不用上学了，我妈也不用上班了，还给我买酸奶喝。酸奶是瓷瓶装的，瓶口罩张白纸，用根红皮筋绷了，喝的时候拿一根塑料管捅进去，噗地一声。医院里有来苏水的味道，老女医生老得一脸褶子，又干净又瘦像个巫婆，年轻女护士歪戴着个小白帽，遮住油光水滑的头发。她们通常用口罩糊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