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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感觉里，朱裳是惟一一个能在两个世界里出现的女孩。如果走过窗上蒙蒙的水雾，朱裳便是那瓣最大的粉色花瓣上睡得最熟的小姑娘。如果跨过千年时光的浅流，朱裳便是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中那句：“落花无言，人淡如菊”。
后来，我学了心理学，才感觉到，少年时期很多美好想像都是境由心生，没看过猪跑，更没吃过猪肉，把对凤凰的想像都拽到母猪身上了。
我后来开始玩玉，古玉需要搓来搓去，行话叫“盘”。老玉往往难盘，使劲儿盘也要两三年才能精光毕现，特别是和铁呀铜呀尸体呀埋在一起好几千年的老玉。我收了这种老玉，就给朱裳打电话，她手上从来不愿意闲着，需要玩个东西，正好人尽其才。不出六个月，红山的生坑出土器件一定被蹂躏成北京玉器厂去年的样品，从上到下泛着玻璃光。朱裳要是下辈子转世投胎成男孩，一定是个反革命手Yin犯。
下课铃响了，我发现数学老师大门牙上粘的那片韭菜叶子不见了，桑保疆的脑门上多了一片韭菜叶子，大小一致，形状相同，在阳光下亮晶晶油绿绿的，泛着生坑玻璃光。
我一觉醒来，大吼一声：“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想起过去创作这首打油诗的诸葛亮，在那个叫南阳卧龙岗的地方，种田、读书，钱多的时候去青楼、钱少的时候思考，觉得自己生不逢时。
那时候，不用念那么多年的书，尤其不用念数学，只要有派儿，脸皮厚，能臭牛逼，熟读前四史和《战国策》，会说些诸如“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机会和挑战并存”之 类着三不着两的屁话，坚持几年，就成了谋士。再加上一两个胳膊粗、嗓门大、逞凶斗狠、敢剁自己手指头、号称不怕死的哥们。再加上一伙对社会充满不满的群众，出来一个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的自大狂，说自己是龙是太阳是上天的儿子，振臂一呼，就是一场起义。万一成事了，得势了，一吉普一吉普的大车、二车、女特务、翠儿就不用提了。就算是朱裳这样的女孩，全国这么多人，总能找着十个八个的，平时养着用，战时，撒出一个就能干掉一个董卓或一个吕布。就算找不着，抓来一批顶尖的科学家，从小爱读《十万个为什么》的那帮人，农贸市场买点猪肉，化工商店买点试管，做几个朱裳，做不出来就砍头。张国栋主持研究工作，刘京伟主持砍头等思想工作。没做出来之前，还能抓几个画家，我来描述，他们来画，总能画出几幅形神俱似的。我已经想出了招募口号：“是孔明就要论天下，是关公就要舞大刀。”刘京伟和张国栋听到，一定会加盟；老流氓孔建国听到，一定会加盟，这就是文字的力量。
早上第一节课就是数学，该讲解析几何了，数学老师要是不瞪起三角眼，把自己当辅助线添到黑板上才是怪事。我感觉无聊异常。
屋外，汽车轰鸣而过的间歇里，黄鹂的啼叫婉转悠扬。阳光的手伸进窗户，细致而耐心地抚摸我露在被子外边的脸。没有风，国槐、侧柏和提笼架鸟的退休大爷们一起，带着傻呵呵的表情一动不动地接受太阳的抚摸。冬天里这么好的太阳不能拒绝，仿佛朱裳有一天忽然张开双臂，小声说“抱我”，我一定会像标准色狼一样恶狠狠地扑上去的，这个场景我已经练习过好几百遍了。
我决定逃学。
像平常去上课一样，我收拾好大书包，到二层父母的房间里胡乱塞了几口早点：豆浆、馒头加芝麻酱白糖。
“我上学去了。”
“再吃几口。”老妈说。
“数学课要迟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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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下的豆浆和馒头加芝麻酱白糖，老妈一定逼着老爸都吃光了。老妈这种习惯养成于缺衣少食的六七十年代，当时吃的缺少养分，只能靠量补，所以要多吃再多吃。后来到了二十一世纪，老妈无视饮食结构的变化，继续填塞周围的家人，我老爸是她惟一长期抓得着的人，可怜的瘦老头很快得了高血脂和糖尿病，一泡尿能招来好些蚂蚁。过去住胡同的时候，我爸一上厕所，全胡同的蚂蚁都跟着去，黑压压一片在老爸身后，可壮观了。
我背着书包漫无目的地沿着中纺街往西走，将脚尖碰到的所有石子和冰棍纸踢开老远。
饴糖厂的臭味还是浓重。那是一种难以言传、难以忍受的甜臭，刚开始闻的时候，还感觉是甜的，很快就是令人想吐的腻臭，仿佛乾隆到处御题的字。与之相比，我更喜欢管理不善的厕所的味道，剽悍凌厉而真实厚道，仿佛万物生长着的田野。
我从小喜欢各种半透明的东西：藕粉，浆糊，冰棍，果冻，玉器，文字，皮肤白的姑娘的手和脸蛋，还有高粱饴。但是自从知道饴糖厂能冒出这种臭味之后，我再也不吃高粱饴了。饴糖厂旁边是中国杂技团，不起眼的一栋楼，从来没有看见有演员在楼外的操场上排练，可能演员们也怕饴糖厂的臭味吧。我们上课的时候，总觉得杂技排练应该是充满风险的事情，时不常就该有一两个演员从杂技团的楼里摔出来，打破窗户，一声惨叫，一滩鲜血，一片哭声，然后我们就跑下教学楼去凑热闹，然后救护车呼啸而至。但是，高中三年，这种事情一次都没发生。杂技团北边是假肢厂，做胳膊、腿之类的东西，塑料的、硅胶的都有。刘京伟硬逼着我和张国栋晚上翻墙进入假肢厂的仓库，偷了好几条胳膊和大腿，“积谷防饥。”刘京伟说，“常在江湖漂，哪能不挨刀。今天是你，明天是我，像老流氓孔建国那样苟且善终的能有几个？这些胳膊大腿虽然不太吉利，谁知道哪天你我就用得上。”刘京伟说着话的时候，意色萧然，还用了不少成语，正统的科班教育还是有潜移默化的作用。我和张国栋互相看看，都忙说：“你留着用吧。你全都留着用吧。”回到我的房间一看，发现错拿了两条女人的大腿。以为是大号的男人胳膊，黑灯瞎火的，就拿回来了。刘京伟很大方，说：“秋水，你瘦，你留着用。”我说：“张国栋也瘦，留给他用。要不你以后需要换胳膊的时候，就换上这两个女人大腿。再打架，如果是比你瘦的色狼，以为你一个左勾拳，其实你是一个撩阴腿。百万人里，也就有一两个人能打得过你，西山的大法师也打不过，万一要是遇上你打不过的，你也不急，你四足着地，你就是人头马，人头马一开，好运自然来。你发足狂奔，北京吉普也追不上你。”刘京伟说：“我靠。”张国栋想了想，补充一句：“我靠，也。”
杂技团南边是三里屯汽车配件一条街，北京街上被偷的车都在这里变成零件，然后一件一件卖掉。我们和这里的坏哥哥们都很熟，刘京伟的理想就是加个磅，参股开个汽车修理和配件店。刘京伟爱车，特别是一种美军叫做悍马的吉普，像卡车一样大小。我和张国栋一致认为，只有小男人才会爱上那种车，因为用进废退，女孩坐上这种车，没劲的男人也能让她们兴奋来高潮。刘京伟后来盘踞安徽，成为民营企业家造车的先驱。“这个生意太好赚了，四个轱辘，围一圈铁皮就能跑，就有人抢着买。”刘京伟在电话里兴奋地对我说，那之后一 两个礼拜，他就被奸杀在自己旗下五星级酒店的浴缸里，浴缸里撒满了玫瑰花瓣。老流氓孔建国的修车摊子就在三里屯北街和南街的交汇处，当时还没有那个巨大的扎啤杯子形状的售货亭。他一点也不上心生意，我去找他玩，他就问我：“你看我这‘修车’两个字写得怎么样？别撇嘴，名家的手笔，行楷，虽然没有启功、舒同有名，但是其实功夫高出很多。我坐着等活儿，挡着‘车’字，旁人只看见这个‘修’字和‘修’字之下的我。有天一个大和尚路过，问我修什么，以为我在修身养性。还有两个学中文的老外，问我想不想和他们一起去做行为艺术。让我什么都不用改变，还是这‘修车’二字，还是我这张脸和工作服，地点改到天安门，他们俩都脱光了，一人装作前车轱辘，一人装作后车轱辘，我用改锥修理他们。”老流氓孔建国要是上心生意，早就招呼我们把图钉从工人体育馆北门一直撒到朝阳公园南门了，而且要路两边都撒。老流氓孔建国有个打气筒，锃亮，打气手柄两端还镶了西汉老玉剑首，玉色青白，红褐色沁，古色古香。平时藏着，谁也不借，只有漂亮的小姑娘来打气，他才拿出来，自己不打，让小姑娘打，自己点一棵“大前门”烟，看小姑娘在阳光中微风中细雨中奶上奶下臀起臀落，然后再把打气筒善而藏之。老流氓孔建国说，他看姑娘如何打气就能断定其人品好坏，是否宜室宜家，我以后有了女朋友一定让她来这里打气，老流氓孔建国答应给免费鉴定。后来骗了翠儿来，老流氓孔建国气筒子都忘了收了，在阳光里微风里细雨里说翠儿是神品，嵌了老玉的气筒子扔在土路上。朱裳眼睛好，离三十米看见他的修车摊，嘟囔了一句：“老流氓。”然后就拉我到别处打气去了。
朝阳医院门口的水果摊生意兴隆，病人平常吃不着的水果得病之后都吃着了。一两个看摊的发小瞅见我，老远地打招呼：“土鳖，又被老师赶出来了？”
“老师让我帮你盯摊，让你回去补课，从初一补到高三，然后让你参加高考。”板车上有香蕉、橙子、苹果、厚皮的冬季西瓜，都贴了一个外国字的椭圆标签，冒充巴拿马进口。我从板车上挑了一把品相最好的香蕉，撅了两根，剥了皮吃。
“你这么撅，剩下的让我怎么卖呀？”
“不是有那么多善良的群众吗？告诉他们，这把是最新鲜的香蕉，刚从你们家在巴拿马的后花园摘的。不信，撅的痕迹还没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