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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妪说：“我想那件短款可能更配她。”
劳拉不以为然地看看老姐的推荐，说：“那件充其量只能去鸡尾酒会。”
老妪说：“对极了，心肝儿。第一眼我就知道你品位高雅。这套鸡尾酒会穿，再合适不过了。”
她不动声色地拍着马屁。
劳拉从一个分币大小的银色小盒里取出一枚白色药片，放进嘴里。再取出一粒，递给我。我也学她的样子把它搁入口中，一股薄荷的辛辣猛烈地充满我的口腔。劳拉把那个小银盒塞入我的皮包，告诉我，这些薄荷糖可以使我有个清洁芬芳的吻。一个年轻单身女人，要随时准备被人吻或吻别人，要做好深吻、长吻的准备。
老妪说：“对呀，我就一天到晚含着薄荷糖。”
我从镜子里迅速瞄一眼她那由脂粉塑出的面具，她的百分之八十五裸露的腿。这样的年纪仍怀着如此的希望，洁身自好，满口清香，以便那埋伏在命运中的吻突然袭来时可以沉着、自信地迎接，以使那样一个不含洋葱大蒜胡椒｜乳酪气味的芬芳的吻引爆一次良缘。据说这和男性在钱包里备一两只避孕套同等重要。充满性遭遇的时代，一个负责的男人或女人该有些必要的自身准备。老女售货员在这个年纪还毫不大意地穿迷你裙，含薄荷糖，以免冷弹一样漫天飞的吻和艳遇打她个冷不防。
劳拉围着我转了半个圈，再转回来，然后前进两步，再后退三步，她慢慢点头说：“是件相当性感的鸡尾酒会服装。”
老妪说：“相当性感。一定会成为鸡尾酒会的注意焦点。”
劳拉说：“可惜不是去参加鸡尾酒会，”劳拉像个画家那样后仰着身子看镜子里的我，说，“这件衣裙最多到六点。”
我说：“啊？”
劳拉说：“服装的隆重程度是有规格的。最不隆重的是下午三点，一般这时候是下午茶；五点，鸡尾酒会；六点，晚宴；最高规格是九点。你需要的是九点的大礼服，你该看看我母亲看芭蕾、看歌剧的服装，从头到脚，从内到外，看上去简直气势汹汹，不可一世。那个庄重冷酷的样子，像是去壮烈牺牲，要不就是去杀别人。”
我想乐，但发现屋内两个人都没有逗我乐的意思。百万富翁的女儿劳拉让我大长见识：做个上流社会的女人真不易。
最后劳拉和女售货员玛丽决定，我今晚的服装规格非得“九点”。玛丽说她一生看过两次芭蕾一次歌剧，女人在那里个个杀气腾腾，你稍稍示一点儿弱，马上被杀下阵来。她以过来人的口气对我说：“一件衣服可能会改变你一生的命运。试着想想，一个参议员忽然看见一个装扮不同凡响的女人，心里说：哇，这个姑娘趣味不错，我得上去跟她搭讪搭讪。女人看芭蕾是为了被人看的。”
老玛丽又尖又长的红指甲在我身上划来划去，扯扯这里，整整那里。她一生的两次芭蕾一次歌剧全白搭了，这把岁数还得仰仗两条腿。那两条腿早年是有过好时光的，别看这时候它们已没什么露头了。
劳拉为我拿了主意，买下了一件五百九十元的黑色礼服。我还得再贴出几十元的购买税，和两百元的鞋钱。等劳拉走后，我只剩一张地铁票钱了。我手里提着价值三个多月房钱的行头，在地铁站里两眼空空地走着。过去了三四列火车，我浑身无力，什么念头都没有，只有一个单调的声音来回说：“八百六、八百六……”我这时的感觉近似一位刚进城的老乡，挨了歹人一闷棍后发现所有钱都给掏了个精光。
我两眼发直，又看着一辆火车开走。我等着自己定下神来，好好想想回芝加哥以后的日子怎么过，还过不过了。我发现自己在拨阿书的号码。电话一通她就听出事情不妙。我告诉她：“要看芭蕾，因而安德烈资助了一笔买装费用。”她立刻问：“多少钱？”我说：“六百块”。她不再听我说下去，马上叫我站在原地别动，她立刻赶过来。我还想解释，她兴高采烈地摔下电话。她以为我有六百块要在今晚之前花掉，这事我一人办不到，非得她帮忙。
她见了我手上提的高档货色就说：“太好办了，你跟我来！”
我跟着她又回到商店，老玛丽正把我试过的二十来件衣服一件件往回挂。有件是从模特身上扒下的，她小心翼翼地将它套回去。
我生怕被她看见，尽量绕着道走。阿书却理直气壮，叫住一个三十多岁的女售货员。阿书把我手里的购物袋接过去，拎出那件黑礼服，说：“我们决定退货。”
女售货员一字不问，看看收据便办起手续来。我一直在盯着老玛丽，那具模特不好摆布，她半张着嘴，舌尖舔在两排门齿之间，因为她和模特的身高悬殊颇大，她不得不踮起脚尖，脚后跟从皮鞋里出来了，鞋跟却还立于地面。她那副专注的神态和体态竟十分稚气，十分可爱。
阿书把退货的款子交到我手里，叫我清点一遍。点完钱，我抬头便看见老玛丽悲愤地看着我。她忙了一个多小时，本以为挣到手的钱却眨眼间没了。她的灰眼珠里有股控诉，似乎是对一份巨大的背信弃义的控诉。她那萎缩得只剩一条细细红线的嘴却渐渐扭曲，扭出一个笑来。
她说：“怎么，刚才不是穿着很合身吗？”
我脸涨得滚热，说：“这样式太……太暴露了。”
她眼里的控诉更悲愤了，嘴上的笑却更加温婉、忍气吞声：“那我可以再帮你选几件保守些的。您看上去是个乖女孩，刚才我就觉得这衣服可能和你的乖模样有点儿矛盾，不过你的朋友那么喜欢它，我不好煞风景……来来来，咱们从头开始。”
我心虚理短：“等我吃了午饭再来……”
“吃了午饭那几件可能会被买走的！设计大师每件作品只有几件。”
我们俩人都是你死我活的。我的求饶，赔不是，老妪全看见了，她却偏偏不罢休，似乎我今天敲掉她一笔生意，她只有老命一条了。
“我这个朋友特别饿，”我指着阿书，“她等不及我试衣服了！”
阿书用中文恶狠狠地说：“不买就不买，哪儿跟她这么多废话！”她高傲地一摆下巴，说：“她不喜欢你们这儿的衣服。”
老玛丽眼中燃起灰色的火焰，呆呆站住了。
“可是她刚才说，她非常喜欢……”
“她刚从中国来，还没学会说‘不’。”阿书不仅高傲，已开始蛮横。她指着我对老玛丽说：“她是个留学生，知道吗？美国的赤贫者不叫赤贫者了，改叫留学生了。你忍心毁了她的学业、要她倾家荡产来买你这件衣裳吗？”
老玛丽说：“我没强迫她，是她自己刚才说，她特别喜欢这件衣裳。”
阿书沉默下来，眼睛看着老太太。她的沉默里明显有股危险。她长出一口气，表示要好好把这场官司打下去。然后她四下望一眼，问老玛丽说：“你们的经理在哪里？”
老玛丽马上收回目光，垂下皱纹密布的眼皮。直到我们走到电梯门口，她还站在原地，风烛残年的玉腿站成一个极其衰老灰心的姿态。
我们最终的购置是在一家大型连锁减价商店完成的。我花了二十元钱买了件长连衣裙，深蓝色，腰身宽出不只五英寸。阿书说这个好办。她在一个巨大的箩筐边和各种族人拥挤着，手在里面飞快地翻刨。多年前，她以完全同样的热情与凶猛劲头，在类似的大筐里翻刨较完整些的带鱼，少些疤瘌的苹果、梨、土豆。大筐里所有的东西全标价五块，不一会儿，阿书一股霉尘气地钻出人群，一手拎着一条大红宽皮带，另一只手上是双红皮鞋。皮带和鞋都有仿蛇皮的鳞纹。
“看见没有？”阿书大声叫喊，“一共十块钱，全解决了！”她一旦在公共场合讲中文，嗓门就很放肆。她指指另一堆人说：“那筐里全是皮包，咱们再给你配个皮包，再来点儿首饰，就齐了！保证花不了你五十块钱！”
试衣间是个大屋，里面无遮无拦地设了一百多面长方形挂镜，镜子之间是一根支出墙壁的挂衣杆。门口站着一支奇长的队伍，两个目光狐疑的女人朝这支队伍不断喊话：“不准超过八件！各人看好自己的号码，出门号码跟衣服的件数要相符！看好你们的钱包、首饰，若发生任何不愉快的事，只能是各位自己负责！……”
我们把东西递给两个女人中的一个。她阴沉地点数，不断抬起昏昏然的眼皮，去望那支不见缩短的队伍。她的目光绝望而疲惫，和边界上的移民局官员相仿：你们受得住，就受吧。她俩每天都在这样的恶劣情绪中，她们的坏脾气、坏情绪、坏命运全是这帮不屈不挠跑到美国境内的五花八门人种弄的。这些五颜六色的皮肤、头发、眼睛怎么这样源源不尽，怎么这样难以抵挡，不可挫败？你对他们拉长脸，明摆着一副找茬儿的架势，他们仍是这样源源不尽。流传几百年的移民信仰——“哪里有面包，哪里就是祖国”使他们拒绝受侮，使他们死乞白赖地顽强。
（）
我看着各种肤色的身体被一百多面镜子成几何倍数地繁衍。每面镜子前都有三四个人、甚至五六个人，人们语言不通，在沉默的体谅中，迅速建立了秩序。每个人都效率极高，动作经济，毫不迟疑地脱衣，毫不羞怯地展现尺寸各异、色彩不等的Ru房和臀，一些人更不要命了，把｜乳头和荫毛也抛露给这巨大的陌生集体。二十多年前，我们失去了自家的浴室，母亲带我走进公共大澡堂，我就感受过类似的目瞪口呆：一望无际的皮肉多么触目惊心，多么壮观！
阿书自己也挑了一堆衣服试穿。她手脚忙碌，却方寸不乱。不时抽空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