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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17岁那年，我对母亲说我从不想结婚。这不意味着我想一直单身，当然也不想成为老Chu女，我只是不喜欢她的那种生活方式。我母亲是个出色的厨师和裁缝。她为她的三个孩子做衣服，整理花园，做罐头食品，同朋友们玩桥牌，但她总是很消极。她不断地埋怨我父亲不回家，唠叨着要我把鼻子离书远点儿，责怪我长发凌乱，没有淑女的样子。她甚至贬低自己，说自己没有大学城里其他主妇聪明。我父亲却相反，他喜欢他的工作，每每到家，他的笑声和热情使他比母亲有趣得多，我更喜欢他的那种生活方式。我也需要事业，虽然我知道没有哪个女性的生活我可以效仿。这种惆怅或许能解释为什么我在30岁时经常做噩梦：我被强大的力量卷到了郊区，不能抵制爱情和孩子的诱惑。我过起了事与愿违的生活，这使我痛苦不堪。
少年时的吉莉安，没有好好地想过将来，只知道不愿过她母亲的“狭窄而传统的生活”。吉莉安想逃离中西部，到东部或西海岸的大城市过更令人兴奋的生活。然而她父母催她进入了附近城镇的一所天主教学校，吉莉安在大学三年级时拒绝了一次求婚，之后到波士顿攻读硕士。对吉莉安来说，研究生学业不是她通往事业的道路，但促使她踏进一种文雅且更不拘于传统的生活。上世纪50年代大城市里兴起的垮掉的一代以及颓废派文化，性革命运动及60年代总的突变，为吉莉安探索标新立异的生活方式提供了可能。
我确实想要事业，但是现实中的文化信息清楚地告诉我：对于一个女性，事业和婚姻是不能兼而有之的。大学时代的男朋友和我在1961年分手，那时我在康奈尔大学读最后一年，大学的第一年他就离开了医学院。他知道我要继续求学，想拥有自己的事业，也知道我在他们学校会很痛苦，因为那儿没有重点研究生院。他知道作为事业女性的我将会是一位糟糕的母亲。我眼含热泪地抗议我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这并不奇怪，因为我的大学教授没有一个是女性。我还不曾认识过有事业的女性。不久我们就分手了，我申请到一所研究院深造。如果他不那么传统或更通融些，我是不是已经和他结婚了？这样行得通吗？我永远也无从知晓。
1962年春天，我接到了来自芝加哥大学的一个电话，电话里的那个人说那所大学正考虑提供给我一份学术奖金，他还想知道我是否打算结婚。我诚实地说没有，我得到了学术奖金。但这个意思很清楚，这次它出自权力机构。
这样的文化信息使我的选择变得复杂化。我接受男朋友和教授们的说法，事业和婚姻不可兼得。我坚持这种观念直到这种文化开始改变。1963年，在我读研究生的第二年，贝蒂·福莱顿出版了畅销书《女性奥秘》，在书中她主张女性要同时拥有婚姻、母亲身份和事业的权益，我认为那不太可能。对我有影响的则是她拒绝全职家庭主妇的模式，强调走出家庭、从事全日制工作的重要性。我很高兴新女权主义运动能够使女性事业合法化，但我想寻找另外的方式把事业和一种非传统的个人生活结合起来。单身就意味着没有性生活的Chu女，那是令人生厌的。我受到这种前卫文化模式的启发，如同吉莉安从中受到启发一样。
选择不结婚（2）
颓废派一直吸引着我。当我只有18岁时，我就意识到我会比杰克·凯鲁亚克《在路上》遇到的困难更多。然而，上世纪60年代法国女权主义者西蒙·德·波伏瓦提出了一种有吸引力的方式。她拒绝结婚或同居，但却同哲学家让·保罗·萨特保持着伟大的不为痴迷情感所苦的爱情关系及不受婚姻关系羁绊的理性的伴侣关系。根据她的事例，我及其他一些第二次浪潮的女权主义者成为现在广泛流行理念的早期宣传者：彼此平等的心灵伴侣。后来我从传记中知道的一切使我的幻想破灭了，尤其是迪尔德丽·拜尔写的传记《西蒙·德·波伏瓦》，波伏瓦同萨特的关系是多么的不平等，经历了多少冲突，多少不满啊！我也如此，几次尝试着和心灵伴侣形成非传统的婚恋关系，却都以失败而告终。30岁出头时我与一个人的同居生活使我失望至极。只有在我写这本书时，我才意识到这种理想既有吸引力又有不完备之处。
我远离我母亲的生活，对配偶的不同看法以及我的事业心致使我偏离传统婚姻的轨道。30岁时，我获得了博士学位，我拒绝了一位会成为好丈夫的律师，因为我不想跟他到中西部去做一名政治家的太太。虽然我们有许多共同兴趣和价值观，但他既不是我的心灵伴侣，也不是伟大的爱人。更何况，那个我被卷到郊区过着传统家庭生活的噩梦还在困扰着我。
吉莉安在二十###岁到30岁时的生活比我的选择更需冒险精神，事业缺少一些规划。1965年在波士顿完成硕士学位后，吉莉安自己驾车来到了洛杉矶。在那里，吉莉安经历了两次各十年的同居生活，第一次从25到35岁，另一次从39到49岁。吉莉安与第一个同居的男人结婚，仅为了得到他一张绿卡。她不把自己当做离异者，婚姻从来不是、现在也不是她的目标，因为对她来说，婚姻意味着失去自由，过她母亲那种狭隘、传统的生活。与她同居的人没有一个是“心灵伴侣”，但在两次的婚恋关系中，吉莉安享有很多自主性，尤其是第二次，她和拍拖者有各自的房子。她喜欢平日里有私人空间，周末一起共度休闲。虽然这两种关系都“挺不错的”，却也存在问题，吉莉安选择了结束这两种关系。
我只同居两年，但却在集体家庭里生活了8年。从37岁到45岁，我同一位年轻些的女权主义社会学家和她的伴侣（后来成了她丈夫）拥有一套两联式公寓。我们在70年代后期合买的房子，明确的目标就是要住在一起，但没有性的实践。我们每个人都有独自的空间，但我们是在一起吃饭的。这样我们成功地创建了一个家，成为朋友网络和政治活动的中心。在8年的关系中，我收养了一个小孩儿，我的同居密友——那个社会学家生了一个孩子。两个都是男孩，他们相差9个月。
当我决定进入一个集体家庭成为一个单身母亲时，我没有考虑到有可能会永久单身。一个客观的局外人或许会说：“你上次的严肃关系是同暂时住在伯克利的那个离异的学者。他住在偏远的城市，有个不错的工作，孩子在读大学，而且不想再婚了。可是你们却没走到一起。你怎么能想象找到一个中年男人能或是想要插进一个苛求工作的单身母亲所在的集体生活里来呢？” 那时我才没那么现实。那时我一直相信我能找到伴侣——如果不是心灵伴侣，那至少也是有平等关系的人。
然而，由于抚育孩子，我就没有多少情感空间去寻找伴侣了。的确如此，尤其这个集体家庭有了孩子以后，情况就不太好了，不想或不需要照顾别的孩子。而且我们对抚养孩子的观点不同，这是以前我们从未涉足的话题。尽管时而一起，时而分开做心理治疗，我们的家庭还是发展到了敌视的“离婚”地步，我们的团体解散了，我4岁的儿子也和他的小“弟弟”分开了。这个家庭比我最长的浪漫关系持续的时间长了一年多，而这次比同以往任何男人的破裂所受的创伤要深。
这样，在我45岁、吉莉安49岁时，我们发现自己试图营造一个非传统婚姻的想法失败了。我们都买了房子，结果却形单影只。我们都无法想象永久的单身女性的生活是什么样子。
（）
选择离婚（1）
49岁的瓦努娜·拉·布兰克漂亮时尚，是一名非洲裔的美国律师。瓦努娜戴着大帽子，佩戴很多珠宝，走起路来风骚地摆动着臀部，却非常关心业务。和吉莉安、我相似的是，瓦努娜也出生在一个信奉天主教的稳定的家庭，但她来自工人家庭。瓦努娜在旧金山长大，家里有几个兄弟姐妹，她父亲的去世宣告了父母57年的婚姻也随之终结。瓦努娜的母亲（未受过教育）是个家庭主妇。瓦努娜18岁刚出高中校门时，就嫁给了35岁的远房表兄。他是家里的朋友，同她父亲一起在建筑公司工作。她19岁时有了第一个孩子，她一共有四个孩子——两个儿子和一对孪生姐妹。瓦努娜和她的丈夫断断续续地住过旧金山及大海湾区的一个农村地区。在这两个地方他们都有超大的家庭网络。瓦努娜一直都工作。在孩子还小时，她晚上11：00到早上3：00在外面做打字员工作，后来做过秘书和管理助理。她刚刚30岁时，业余时间修了大学课程。那段时间，她家住在一个乡村农场，瓦努娜负责饲养鸡、奶牛、管理花园，还要做饭、洗衣、辅导孩子。
35岁时，瓦努娜离开了丈夫。那时她的孩子年龄从11岁到17岁之间，她还是一位秘书，没有获得学士学位。她的丈夫打骂她和孩子，因为她羞于说出在家庭受虐待之事，她母亲责怪她离开丈夫，一年没和她说话。不管是她那大家庭还是小的家庭都谴责她，与她断绝来往。他们都说女人不应该离开丈夫。瓦努娜回忆离婚以及离婚以后的处境：现在“家庭”对她来说，仅仅意味着她和孩子。
离婚后，我们的家庭平静了。孩子们知道当他们回到家里时，不会再有打架，不会再有叫喊，他们知道当我说我们要做什么时，我们就去做什么。好像他们都减轻了压力。尽管有来自外面的侮辱，但我们的家庭条件改善了好多，他们会告诉你百分之百地改善了。我们的生活处境也改善了。如果我不离婚，我们就无法活下去了。那样也许我会死去或是精神崩溃，我的孩子也不会特别健康了。我一点也不怀疑我会重新好起来。我的做###有点不同，但我会振作起来。
我探究瓦努娜为什么能下决心离婚。当我问到女权主义时她笑了。1980年她还没听说过这个词。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