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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我被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聘为全职讲师，在公共研究学院（非重点）给成｜人学生讲课。因为一个客座教授没来上课，就安排我给名校哥伦比亚大学上一门课。那时我还没有完成博士论文，也从来没有讲过课。26岁的我就被推到一个极其精英化和性别歧视的机构——几年后我才学到的一个词——在那里我是个很异常的人。接下来的两年可能是我一生中最孤独最难熬的日子。
在我去纽约前，有几个教授和同学就警告过我要当心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的教授，他们由于引诱女研究生而臭名远扬。因为我是受聘在那儿的第一位没有配偶的年轻女性，也不是那些男教授的学生，他们认为我肯定会被当做“一块鲜嫩的肉”吃掉。
我非常恐惧，从来没有到办公室看过他们，甚至他们邀请我时，我也没去。我也很少撞见他们，因为我的办公室是在公共研究学院的底层，而他们的则在更有声望的研究生院或哥伦比亚学院。我在系里的教职工大会上的确见过他们，会议是午饭时间在男职工俱乐部举行，每月一次，但我们都无话可说。在会议开始时主席不止一次地宣称，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午餐会议有“三位可爱的女士”加入，这是多么美好时，我只能生闷气了。这个俱乐部是出于礼节作为例外才让我们参加的。
追求满意的工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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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两位女士很少和我说话，她们彼此也不说话。其中一人只比我大几岁，是一名助教，也是本系的毕业生。大家都知道她是那个最知名的教授的情妇（后来成了第二任妻子）。我一直也弄不清楚她为什么躲避我，是因为我们在学术上没有相通的地方，还是因为她把我当做一个竞争对手，或者是因为她也想成为一个男孩子，通过与另一个职位低的女性的比较来显现出她的完美。另一个女性年龄大些，大概在40岁左右，刚获得博士学位，教一门或两门课程。但是她的真正价值体现在她为系里的其他“明星们”编辑的学术期刊上。我很清楚我们三个都没有受到重视。
从来不在乎在课堂或大会上讲话的我在这种场合下却感到沉闷，而且在这些可怕的午餐会上变得结结巴巴的，我唯一的安慰就是午餐后和另外三个职位较低的教员在校园里散步，他们也像我一样，是“局外人”，因为他们不是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的博士学位。这些男人抱怨说他们也感觉到被忽视了，接下来我们都嘲笑会上的假民主，因为真正的决定是由那三四个不定期碰头的明星做出的。在哥伦比亚大学工作了两年后，学校让我离开，我被告知是因为没有完成我的博士论文。但是还有一个男的，也没有完成他的论文，却被留了下来。我不是不了解在名校哥伦比亚大学作为一名全职讲师被解雇具有的讽刺意味，于是就在街对面的巴纳德女子学院找到一个兼职讲师的位置。
1968年春天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发生暴动时，我兴冲冲地加入了，虽然我没有成为那场政治运动的骨干分子。我记得的一个片断就是述说等级被颠倒过来的情形，混在学生中的一些社会学系的研究生占领了费尔维德大厅，那是最资深教授的办公地点。教授们为了办公室里拿不出来的研究材料而焦急万分，在楼前踱来踱去。研究生们邀请我们几个局外的低级教员加入到他们之中。我们告诉那些高级教授要检查他们的办公室。后来，社会学系的教职工开会讨论暴动的事。在会上我第一次大声发言，为学生辩护。当一个资深教师对我喊叫时，我当时是很开心的。现在我终于有了自己的声音。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有关哥伦比亚学生暴动之事的。
一年后，也就是1969年的春天，我参加了哥伦比亚大学妇女解放运动的成立大会。我记不起当时为什么定出了这样一个名字，我知道大多数参与的学生和教师都来自巴纳德学院。或许是为了尝试打破女生聚集区，或是利用哥伦比亚大学的名牌效应的缘故，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1972年，30岁出头的我去了海湾地区，部分是为了与一个男人相处，也因为我觉得那里既有城市生活的便利又有户外活动的自由。与纽约比起来，那儿的政治和学术环境似乎更开放些。一年后我放弃了在纽约城市大学皇后学院的终身受聘（但非终身任职的）工作，到圣何塞做了一名讲师。虽然恋爱没有结果，但我决定如果我能在高校找到一个稳定的教学职位，我就留在北加利福尼亚。1975年我在桑拿马州立大学得到了一个助教的职位，在那里我的职位最低，但又在教书和创建女性研究系方面很有成就感。我的几个同事对我的决定倍感失望，他们认为我应该更认真地对待我的事业，在一所更有名望的大学里任教。但我想停止漂泊了，我需要朋友、团体和一个家。这个决定我绝不后悔。
吉莉安最终也从事教育事业，却经历了一个更曲折的过程。20世纪60年代中期她来到了洛杉矶，为的是要改变一下生活方式，不是为了追求事业。在一家洛杉矶法律大公司当秘书一年之后，她厌烦了。她申请攻读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历史学博士学位，1966年被录取并开始了她的学业。虽然她是一名好学生，她还是觉得被忽视了，而且没人鼓励她去申请奖学金和助学金。在整个研究生教育期间，只有一名教授是女性，所读的书只有一本是由女性编写的，导师很少指导她。
追求满意的工作（3）
她用继承的财产（父亲留下的）支付了大部分学费。但为了挣到生活开销和避免再做秘书，她申请了社区学院的教师职位。她得到了一个，后来又得到另一个，虽然需要坐通勤车去工作单位。她发现自己喜欢教书。她熟悉的讲课方式在那里不适合，于是她尝试课堂上有更多的师生互动，这样教学效果令人相当满意。1970年她在一所社区学院找到了一个暂时的全职工作，由于她的嬉皮士男友跟随而来，他们搬到了离工作单位近的地方。虽然教书占用了她的时间，1978年她最终还是完成了学业。然而，多年来她没有在院校里获得一个永久的职位。这些年她艰难度日，因为她的工作处于不稳定状态。但在同事们的帮助下，以及她自己多年的优秀教学，她最终得到了一份永久的工作。她现在还在那里，依然热爱教书。和我相比，她所在的系和学校给她提供了更大的社交团体。
我们来看看瓦努娜的生活轨迹：她是一个黑人，出生于工人家庭，18岁结婚，有4个孩子，从事多年的秘书工作，最后晋升为专业人士，这些都给人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她离婚后那几年，从37岁到47岁，尽管面临着经济困难，瓦努娜还是完成了硕士学业，继续获取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又取得法学学位。她在自己曾经当秘书的那家大公司做了一名律师。然而不久，她又到一家小一点的公司，因为她能更好地管理自己的工作及时间。她与另外3个女律师成为这家公司的合股人，专门负责家庭和离婚方面的案子。虽然她喜欢这份工作，工作很认真，但瓦努娜把家庭放在第一位。她拒绝了需要投入更多时间、出差多或需要重新安置的工作机会。
她的第二任丈夫去世后，也就是她步入50岁时，家庭责任也相应地少了些，瓦努娜开始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在工作上。虽然还喜欢法律诉讼案件，但她开始参加有关少数族裔、女性及法律方面的学术会议。2002年最后一次采访时，她告诉我她正要首次参加在欧洲举行的类似会议。
朱丽叶，大约比我和吉莉安小8岁，比瓦努娜小3岁，在追求高学位、通往高级职位上的道路上却是最一帆风顺，遇到的挫折也最少。但她的丈夫病逝后，她在自己的事业计划方面做出了最大的让步，虽说找到了一份有意义的工作。凭着政治学博士学位，在一家私人基金会做一名资金筹备员，为来自贫困家庭的青少年提供帮助。她热爱这份工作，这使她有机会把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通过社会激进主义运动发展而来的一些进步价值观付诸于实践。在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工作很清闲，在时间和空间上允许她全身心抚养女儿，追求家庭生活。但对她来说，仅仅做家务是不够的。朱丽叶打算5年后她60岁时退休，她已经准备好做一份兼职工作。她正在修一些课程想成为合格的私人教练，已经在奥克兰的一家机构当自愿者，为有残疾的青年女性提供工作和私生活方面的咨询。
找一份有意义的工作，过着可维持的生活，能够提供经济上的自立和心理上的认可，但这不是单身女性生活的全部。新单身女性把自己的工作与生活的其他方面结合起来。已婚女性可能不会为了事业上的机会就搬来搬去。但有事业心的单身女性为了自己的事业升级常常需要重新安置，从而牺牲了稳定的家庭，失去了朋友圈及维持满意的单身生活所必要的团体生活。在第五章我探讨了令人满意的工作是如何促进单身女性的独立，反过来这种独立又是如何促进接受单身生活的。
建立与下一代的联系（1）
明确地选择没有伴侣也要独自养育孩子则迈出了成为新单身女性关键的一步。很明显，和在要孩子问题摇摆不定的那些人相比，单身生活对于想要孩子但只有不错的同居关系的女性来说就更困难了。我们4人对养育孩子的事情经过了深思熟虑，没有摇摆不定，也没有放任自流。吉莉安选择不要孩子，寻找同下一代联系的不同方式；我选择做单身母亲；瓦努娜和朱丽叶选择在结婚前为孩子做好一切物质准备，两人都成了合格的单身母亲。瓦努娜、朱丽叶和我寻找抚养上的帮助，但不是寻求来自我们的大家庭、前夫或者新伴侣的帮助。瓦努娜把她的4个小孩子组成有效的家庭单元。朱丽叶和我是从亲密的朋友中获得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