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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些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而提出的对公民的要求，已包含在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与义务之内，是建设民主宪政的重要内容。
大家都知道，民主宪政已成为现代世界发展的潮流，而我国谈政治体制改革时却很少涉及民主宪政建设问题。其中的制约因素不言而喻：党的领导。党领导一切，是我国目前政治格局下不可动摇的铁律。《决议》在谈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公民要遵守宪法的时候谈到了党员，也只能含糊过去。例如说“公民都要遵守宪法，党员还要遵守党章。”这当然是对的。有意思的是，这句话中的两个字：“都”和“还”，什么意思呢？不是说党员也是公民，也要遵守宪法；不仅要遵守宪法，还要遵守党章吗？后面接着说法纪面前人人平等，绝不允许有任何特殊人物，也是指党员和党政官员的。但是却到此为止了。建立民主宪政制度，实行“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与党委的关系如何摆？这个问题至今没有解决。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设想，如果二十年前我们就按照《决议》的要求开始抓公民教育，并在实践中不断提高我们对公民社会的认识，逐渐形成一种新的现代政治文明，那么，今天中国公民的素质将不会是现在这个水平。 然而，逝水东去，不复西流！历史是不能后悔的。现在重温《决议》，写下这些，既是缅怀耀邦同
志，也是为了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
精神文明建设与对外开放
《决议》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中谈到对外开放时，写了这么一段话：“近代世界和中国的历史都表明，拒绝接受外国的先进科学文化，任何国家任何民族要发展进步都是不可能的。闭关自守只能停滞落后。我们……必须下大决心用大力气，把当代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经济行政管理经验和其他有益文化学到手，并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和发展。不这样做就是愚昧，就不能实现现代化。”又说：“对外开放作为一项不可动摇的基本国策，不仅适用于物质文明建设，而且适用于精神文明建设。”
这段话的意思很清楚：不能拒绝接受外国先进的科学文化。着重点在于必须把世界各国先进的有益的文化学到手。
自从1978年底提出改革开放，我们就已开始接受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小平同志说每年要派遣成千上万的留学生，都是去学自然科学、学技术科学的。接受外国科学技术早已不是问题，《决议》一再强调接受外国先进的科学和文化，主要强调的实际上是接受外国先进的有益的文化。也就是说，必须下大决心用大力气把当代世界各国的有益的文化学到手，否则就不能实现现代化。最后顺理成章的结论是“对外开放作为一项基本国策，不仅适用于物质文明建设，而且适用于精神文明建设。”
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是一个全新的观念。
《决议》没有停留在抽象的肯定对外开放国策也适用于精神文明的表述上，而是具体化为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建设。《决议》肯定了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现代政治文明的观念。《决议》在第五个问题中写道：“在人类历史上，在新兴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形成民主和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次大解放。”这个观点在整个《决议》中最具世界眼光和现代意识，它一反我们党长期以来对这些西方现代文明理念拒斥和批判的态度，以超越传统意识形态的胸襟，正面肯定和赞扬了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普世价值。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是又一个全新的观念。
《决议》从这里引申出“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主要历史教训，一是没有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二是没有切实建设民主政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强调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强调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切实推进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
这里实事求是地总结了两条我国主要历史教训，第一条已开始改正，集中力量发展经济。第二条一建设民主政治——却至今还没有采取实质性的措施，取得多少进步。
相反的情况是，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和意识形态领域里，我们仍然常常拒绝接受人类先进的文化遗产，把包括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人道主义以及一些现代人文知识在内的现代政治文化仍视为反动、腐朽而加以排斥和打压。且不说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宣部一位处长秦川在起草的文件中写上自由、平等、博爱而受到严厉批评的事，就是八十年代的中国也还是不容许有自由、民主观念。这在中国共产党并非偶然，而是有悠久历史渊源的。
自从1938年毛泽东《反对自由主义》以来，自由主义一直是个贬义词。“自由”属于资产阶级，非无产阶级的观念。1950年代苏共有人批评中国的“双百方针”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化政策。刘少奇曾辩解说，我们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个词竟然“为我所用”，成为打人的棍子。自1980年代始，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浪接一浪，对自由、民主、人权、人道主义的任何讨论都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资产阶级自由化”好像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面装，装进去了就可以批判。
在此政治环境下，耀邦主持起草的《决议》为现代政治文明的概念正名，肯定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是人类精神的一次大解放，顺应民心、顺应世界先进潮流，是要有勇气的。
二十年后的今天，我们重新解读《决议》，也看到了它的不足之处。
《决议》全篇贯穿政治体制改革、公民教育、扩大民主和加强法制的思想，却没有一处讲到宪法要实施，没有明确提出要进行宪政建设。
《决议》中关于培育公民的要求对于形成现代公民社会显然是远远不够的。没有明确提出宪法的作用是维护公民权利、是限制政府的权力、限制政府官员权力滥用。只要求党员遵纪守法，没有提对政府和官员的要求。什么原因呢？是反映了当年我们党所能达到的认识水平？抑或是党内激烈的政治斗争形势使然？据说，《决议》起草过程中曾广泛征求意见，征求的对象党内大约有两千人，党外也有几百人，有过一些争论，但是好像没有人对培育现代公民、对宪法的实施和宪政建设提出问题和意见。
至于《决议》中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则更是为求得文件通过而作出的妥协。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不写上“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当然是不行的，征求意见时有人反对也不许可。讨论时陆定一就坚持反对写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最后，《决议》保留了那段话，对于耀邦来说，也是一种无奈！
人们没有想到的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同情、姑息知识分子，竟会成党的总书记被非法围攻、逼迫辞职的一大罪状！
耀邦同志被迫辞职，“邓胡赵”体制解体，耀邦同志去世以及以后发生的一系列不幸事件，延缓、贻误了中国的体制改革、社会转型和实现政治民主化，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铸成我们国家民族永远的遗憾。
重读二十年前耀邦同志主持起草的《决议》，我认为即使其中有上述的不足之处，有许多不得不然的必要妥协，仍然使我再次深刻感受到耀邦同志思想的光辉！在那样严峻而且险恶的政治斗争环境里，他坚持要搞政治体制改革，要进行公民教育，主张精神文明要实行对外开放的国策，勇敢地肯定了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和人道主义这些人类文明的成果，坚决摒弃了十二大报告中“以共产主义为核心”的精神文明的提法，所有这些都使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更加符合实际。
我们今天怀念耀邦同志，完全有必要重新解读认真思考二十年前由他主持起草、中央全会通过的这个《决议》，深刻认识其主要思想对当今中国政治走向具有的现实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民主思想的误区·郭德宏
毛泽东一生追求民主，对民主有过很多精彩的论述，很多论著对他的民主思想评价甚高。然而终其一生，他并没有建立起一套真正的民主制度，而且给全国人民造成深重的灾难。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的民主思想中存在很多误区和局限。下面，仅对其中的几个问题作些分析，并谈谈与此有关的几个问题。
“民”：全体还是多数？
研究民主问题，首先应该明确“民”的含义，即它是指什么人或哪些人。按照通常的理解，“民”一般有三种含义：第一种是指全体公民，即一国之内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第二种是指人民，即排除敌对阶级和敌对分子，以劳动者为主体的社会基本成员；第三种是指与“官”相对的一般群众。按照现代政治学的一般解释，民主之“民”所指的应该是第一种含义。即凡是公民，不管宗教信仰，不管民族归属，都同样享有民主权利。一如伏尔泰所说“天赋人权”，在人类社会，不存在一部分公民剥夺另一部分公民权利的天然正当性。即使是第二种或第三种含义，也应该是指它的全部，而不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或大部分。但是毛泽东以为，只要多数人享有了权利就是“民主”。正因为他有这种理解，所以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把有关“民主化”的内容删掉了。
在20世纪30年代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