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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内容都废除了。
那么，无产阶级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应该是什么样的民主呢？对于这个问题，陈独秀在20世纪30至40年代初期总结苏联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什么是无产阶级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做出了深刻的思索。他认为，民主“即为由大多数人民管理即统治国家”；“民主不仅仅是一个抽象名词，有它的具体内容”，包括“法院外无捕人杀人权，政府反对党派公开存在，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权利等”。资产阶级的民主和无产阶级的民主，是有继承性的，“其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实施的范围有广狭而已”；“如果说无（产阶）级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不同，那便是完全不了解民主之基本内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一样的”，它“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我认为，陈独秀的分析在很多方面是非常宝贵的。在这个方面，毛泽东远远不如陈独秀。在建立无产阶级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的时候，应该承认民主的普世价值和基本要求。否则，就永远无法建立起真正的民主制。
价格改革：经济改革中的一步险棋·杨继绳
计划经济是靠行政力量配置资源，市场经济是靠市场力量配置资源。市场力量主要工具是价格。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由行政决定价格，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市场决定价格，即由供求关系决定价格。价格改革就是由行政定价改为市场定价。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价格改革是最关键的一步。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国家，无一不把价格改革放到重要位置。1984年，国家领导人在多次讲话中强调，“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难度最大的是价格改革，而价格改革又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今后5年主要是过价格改革这一关，这一关过好了，其他事情就好办了。”
“价格要理顺，越理越不顺”
在改革以前，中国的价格状况是什么样子？1979年底，我对工业品的价格进行过一次调查，写过一篇题为《对价值规律的严重背离》的调查报告。（新华社1980年2月3日《内部参考》）现摘引其中部分段落，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价格状况：
工业产品比价很不合理
现行的工业产品的比价很不合理，造成生产不同产品的企业利润水平相差十分悬殊。例如，1978年天津轧钢行业平均每个工人创造利润8559元，而和它管理水平、技术水平相当的炼钢行业平均每个工人创造利润只有412。6元，一个轧钢工人创造的利润超过了20个炼钢工人。国营天津印染厂1978年每个工人为国家提供的积累（利润加税收）1。82万多元，而同一工业局所属的天津四新纱厂每个工人为国家提供的积累只有3638元。国家确定的产品价格使得印染厂的利润率比纺纱厂高得多。据有关部门统计，1978年全国国营工业平均利润率为24％，在各种产品中的分配是很不平衡的。同样是机械工业，工业设备的成本利润率是25％，而农机产品的利润率只有_9％。
比价不合理造成了一系列严重后果。一、使价格不能成为经济比较和经济核算的工具，挫伤了企业改善经营管理的积极性。二、造成了工业内部比例失调。例如，加工业的利润率高于原材料工业的利润。是目前原材料工业落后于加工工业的原因之一。三、阻碍了经济改革的进展。当前利润留成中遇到一个最大的问题是由于价格不合理造成苦乐不均。……
价格管理统得太死
现在价格管理过于集中，各级价格管理部门掌握着绝大多数商品价格的决定权，生产商品的企业丝毫没有决定价格的权力。整个价格管理体系是主观的，僵死的。
在这种集中体制下，确定或改变一种商品的价格，程序复杂，周期很长。工厂试制出一种新产品，提出成本资料和出厂价意见，先报工、商两个公司协商，再报工、商两个局协商，还要报市物价局或中央工、商两部批准。经常是新产品试制出来了，价格几个月批不下来，致使企业无法安排生产。天津的小学生作业本、圆珠笔等商品的价格五六个月批不下来，学生要开学了，也无法安排生产。
价格管理过死，使商品的价格不能随着商品所含的价值量的变化而变化，使价格和价值偏离过大。劳动生产率提高，产品的价值必然降低。从1952年到1977年的25年间，机械工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提高了近3倍，化学工业提高了4倍，而煤炭工业只提高了12％，但是它们的价格还保持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的状况。有些商品，如化纤织物、尼龙袜、电子产品等，这些年发展很快，价值量已经大大下降，而价格一直不变，致使生产这些商品的厂家安于现状，不求进取。
价格统得过死，商品的价格不能随供求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天津东风手表过去供不应求时，每只120元，现在市场滞销，价格还是降不下来。
这个调查报告反映了当时价格体系存在两个突出问题：一是管理太死，价格不能灵活地反映市场变化；二是价格结构扭曲。后一个问题和前一个问题有直接关系。用不变的计划价格，来应付变动的经济环境和供求关系，哪有不扭曲的？当然，价格扭曲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多年来的反市场政策造成的。
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还没有提出建立市场经济，所以，那时的价格改革，仅着眼于改变扭曲的价格结构，当时叫“理顺价格”。所谓理顺价格，就是通过行政手段来调整价格。当时的经济学家和官员相信是可以通过行政手段来“理顺”价格的。调价，主要是提高价格，比价较高的商品一般是不可能调低的，只能把比价较低的商品的价格提高。从1979年到1984年，主要是调整价格。
1979年春夏，为缩小工农产品的剪刀差，提高了18种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提高幅度达28。3％。同年底，提高了8种副食品的销售价格，提高幅度为30％。1979年和1980年，分别提高了原煤、生铁等能源、原材料的价格，提高幅度在30％左右。1983年，全面调整纺织品价格，涤棉布降价31％，纯棉布提价19％。1983年和1985年，提高了铁路、水运的价格，提高幅度为20％左右。
几年的价格调整，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短线”产品的生产，使原来行业间、产品间很不协调的状况开始有了缓和。
但是，原来认为调得比较合理的比价，不出几年又恢复到原来的状况，理论界称之为“比价复归”。例如，工农产品的比价指数（反映剪刀差大小的一种数据），1979年比1978年缩小了14。2％，两年以后就又恢复到1978年的状态。基础产品价格提高了，过了两年，加工工业的价格也跟着上来了，二者不合理的比价又回到原来的状态。比价复归，是在更高的价格水平上复归。改来改去，价格扭曲的问题没有解决，价格水平却提高了。当时出现了一个顺口溜：“价格要理顺，理也理不顺，不顺也要理，越理越不顺”。“理顺”价格，这也是一种计划经济的思想方法，哪一个超人能够把握千百万种商品价格的瞬时变化，并且“理顺”它呢？各种商品之间的合理比价，不是能够靠计划机关来“理顺”的，而是在价格放开之后，伴随着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自然形成的。
双轨价：是桥梁，也是泥淖
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定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由此，价格改革的目标也就由原来仅限于解决价格扭曲问题，发展为造就一个新的价格形成机制，使价格成为调节经济的手段。这就要“让价格回到交换中去形成”、“用市场定价体制代替行政定价体制”。
然而，真正要“让价格回到交换中去形成”，就得全面放开价格。但是，放开价格是有很大风险的。这有前车可鉴：
1948年，联邦德国放开物价，一个月之内食品价格涨了两倍，出现了大规模的群众示威。1980年，波兰放开食品价格，价格上涨，造成格旦斯克工人大罢工，总统盖莱克被迫下台，团结工会崛起，共产党失去了政权。
从统制价格过渡到自由价格，为什么在过渡时期总要出现价格大幅度上涨呢？这是因为，在统制价格时期，潜伏着大量的隐性通货膨胀。这种通货膨胀一般不表现为价格上涨。一旦价格放开，这些隐性通货膨胀就要释放出来，价格就大幅度上涨。
中国的改革必须是稳妥的，当然不能一下子全部放开价格。于是采取了一个过渡办法，先放开一部分产品的价格，暂时保留一部分计划价格。这首先是从扩大企业自主权这个角度出发的。1982年经国务院批准，大庆油田超产原油在国内按每吨644元出售，其他油田超产的原油均按每吨532元出售。当时计划内生产的原油国家定价均为每吨100元。高价油与平价油的价差收入，作为“勘探开发基金”用于弥补石油勘探开发。对石油价格的这些专项措施，成了工业品生产资料实行价格双轨制的源头。1984年5月10日，国务院发出了67号文件（即扩权10条），其中包括，在完成指令性计划以后，超产部分允许企业在不高于计划价格20％的范围内浮动。1985年1月，国务院又发出17号文件，干脆把20％的限制取消了：超产部分的价格由供需双方自由议定，国家不加干涉。这样，同一种产品就有两种价格，计划内的那部分是计划价格，超产部分是市场价格。在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市场价格大大高于计划价格。
同一商品，两种价格，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双轨价格”。放开的那一部分就是市场价格。有了市场价格这一轨，就打破了指令性计划一统天下的僵死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