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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老兵们也一直战斗到希特勒自杀，尽管他们已经醒悟并且认为战争输掉了。他们掉进了一个狂热的爱国主义的道德陷阱里，它的箴言是海因里希·莱尔施1914年所写的诗作《战士的告别》中的两行诗。它的主要内容“德国必须生存，哪怕我们必须死去！”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阵亡者的无数墓碑上，每个学生在德语课上都要学这首诗。在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那一代人当中，个人服从集体就像愿意为“人民”、“德国”、“旗帜”或“荣誉”这些抽象的概念而死一样是理所当然的。
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成功的战斗机飞行员、戈林和里芬施塔尔的朋友恩斯特·乌德特将军1931年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他个人的生命“微不足道”，“汇入到我们的共同命运的河流中”。他把他对死亡的向往与对希特勒的信仰联系起来：“我们曾是没有旗帜的战士，我们重又打开了我们的旗帜，元首将它还给了我们，老战士们又值得生存了。”
因此不能确定《希特勒档案》的主角们是否真如文中表达的那样讨厌毫无意义的防守。1961年，历史学家珀西·恩斯特·施拉姆，《国防军总司令部的战争日记》一书的合作者和出版人，这样“评价历史”同战争幸存者的评价相吻合：“希特勒比世界上任何人都更早地预感和知道战争已经输了……他通过延长战争，让自己背上了不可推卸的责任。”
然而，即使在几十年之后，这场绝望战争的发起人中仍有一位认为那无数的牺牲是值得的。原帝国青年领袖阿图尔·阿克斯曼这样玩世不恭地解释说：“那不是为了将希特勒的生命延长三天，而是为了不让忠诚从世界上消失。”
4．缺陷，《希特勒档案》中因政治原因造成的错误。
希特勒巧妙地充分利用了德意志民族的精神特征，通过谈论确实存在的和误以为的迫切的政治问题至少动员了大部分人。作为演说家，无论是在私下交谈还是群众集会上他都很有诱惑力。他的声音可直接打动感情的接受中心，他的“表演”在大众传媒工具落后的时代里独树一帜。
弗里德林德·瓦格纳，瓦格纳家族中惟一的希特勒评论家，觉得希特勒的讲话即使“声音沙哑”和“情绪化”，却像一股狂风，令人透不过气来，使人晕眩，让人激动。早在1931年，美国的剧作家专业杂志《名利场》就将希特勒排在当代最优秀的演说家之列。同年，影响很大的大众刊物《柏林画报》也在“被人谈论最多的演说家”一栏中将他同墨索里尼、斯大林和甘地排在一起。
《希特勒档案》中尽管提到这位独裁者讲话前的彩排和在镜子前“像只虚荣的孔雀”一样自我欣赏，但没有突出他的雄辩才能，虽然它对他的成功至关重要。
希特勒深谙如何去组建一个政党，将它用作夺取个人权力的合适工具。1933年国家社会党就壮大得超过一百万党员，从社会学角度看，是一个“抗议的人民党”。1933年后它发展成国家党，从而成了事实上的行政权力的载体。在他的个人统治中，希特勒将思想和恐怖意识同具有独特魅力的因素结合在一起，但放弃了社会革命。
而斯大林不具备个人的非凡魅力。其魅力是靠有组织的个人崇拜形成的。他靠党内斗争夺得权力，但作为独裁者，他却是至少不相上下的操纵官僚和恐怖机器的出色高手。他在塑造一场让共产主义世界制度成为现实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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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不过分突出两位独裁者的差异，国家安全机构的创作集体将林格和京舍的供述删节得让人看不出希特勒有什么群众领导的天才。因此，无数的国家社会党的大型集会只是一带而过，对群众的影响也只是轻描淡写。而希特勒的非公开的活动占了很大篇幅，在内务委员会的案卷里极少展示希特勒幽默风趣的社会活动家的一面，绝大部分都是他的幸灾乐祸、玩世不恭或恶毒的言论。
不过，前苏联的编辑人员还是引用了显然是由京舍写的谈论党卫军“阿道夫·希特勒”旗卫队的片段。即使在巴拉通湖战役失败、希特勒于1945年3月底取消了他们的名称之后，他们对他们的“元首”的无条件忠诚也能听得出来。在这里，威廉·蒙克的固执反应特别值得注意。他是政府区的最后一位作战司令。他在1945年4月对京舍说：“元首不想再理睬他的旗卫队，现在我们要让他看看，他仍然有一支旗卫队。”但内务委员会的军官们并没有研究希特勒是用什么方法来培养这种忠诚的。
如果《希特勒档案》中的这些疏忽有情可原，甚或无关痛痒的话，回顾起来，令人气愤的是内务委员会的审讯官们丝毫未作努力去澄清在德国的权力范围内屠杀犹太人的原因。仅在被德国国防军占领的苏联地区，从1941到1945年就有210万犹太人被杀害。可以毫无疑问地确定，纳粹统治的犹太牺牲者人数总共超过了500万。若算上犹太人集中区和集中营中饿死和病死的，那么大屠杀牺牲者的人数肯定突破了600万。
尽管如此，苏联的审讯官们既没有设法复述希特勒的屠杀犹太人的指示，也没有描写他的反犹世界观，无论林格还是京舍都可以对此做出说明。仅在一处将希特勒同修建毒气室联系在了一起。《希特勒档案》里写道，希特勒“本人”对毒气室的研制很感兴趣。他甚至鉴定了希姆莱送给他看的模型和图纸，下令给设计者们“全方位的支持”。截至目前的研究认为，希特勒委派了党卫军实施种族灭绝，但又尽量不想知道细节。
希姆莱的传记作家理查德·布赖特曼在有关毒气车及毒气室的使用时评论道：“我们不知道希姆莱是如何迅速地将在东方消灭犹太人的新方法告诉元首的。”希姆莱1941年9月8号的一道命令表明，希特勒肯定知道有关毒气室及这些新的集体屠杀工具的屠杀能力的情况。希姆莱信上说，希特勒希望尽快将犹太人放逐出德意志帝国及总督辖区波兰。两天前希姆莱同希特勒在“狼穴”里长谈了好几个小时。
但《希特勒档案》中未提及大屠杀的原因显而易见。早在二战前和二战中就有大量的犹太人被国家安全机构所杀害或在象征性的审讯后当作政敌枪杀了。数字可能在几万人以上，但不精确。从1947年开始，暂时受到限制的迫害的强度和范围上都上升了。此外，这些迫害不仅仅只是出于政治动机，而是具有了明确的反犹倾向。
内务委员会的后任MWD负责这些镇压。国家安全部门的军官们组织对“犹太复国主义者”和“世界主义者”的控告，他们无须法院判决，仅听从斯大林或贝利亚的命令进行谋杀。《希特勒档案》是在苏联的反犹政治达到高潮时编写的。考虑到斯大林的明显的反犹观念，就不欢迎对屠杀犹太人的精确研究。
1939年…1941年间的德、苏联盟显然也是一个禁忌。《希特勒档案》里只提及了这一伙伴关系、及互不侵犯条约的一部份。既未写它的形成也没有描写结果。在叙述德国对波兰的战争时，苏联的编辑人员未提及他们的国家也同波兰进行过战争了。为《希特勒档案》制定的工作计划原先是计划讨论这个内容的。
但负责此书的内务委员会军官，中校帕尔帕洛夫和少校萨莱耶夫又抛弃了这个主意，这两位情报局官员再清楚不过，对于一个最紧密的苏联领导圈子来说，什么在政治上是适宜的——部分是根据了斯大林“大清洗”期间自己的镇压经验。
估计不应该提的不是同希特勒的“分赃”。因为苏联毕竟获得了波兰和罗马尼亚的一部分，以及对波罗的海国家和芬兰采取了行动。另外，苏联领导人也认为这样可以腾出一只手来对付蒙古和满洲边境上的日本。如果在《希特勒档案》里讨论了互不侵犯条约，就会让人回想起苏联领导层的几个严重的错误判断。
首先，接受德国瓜分东欧的建议看起来是划算的。为了赢得苏联的认可，希特勒向斯大林提供的比西方要多得多。政治局同样很清楚，这只是一场短暂的联盟。他的接班人赫鲁晓夫还记得斯大林的话：“这是一场相互欺骗的游戏。”
而德意志帝国却从条约中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好处。它能够暂时限制自给自足的努力，而不必调整经济方针。油及非铁金属的巨额贸易对德国军工业也至关重要。特别是，幸亏有油的供应地法国战役中才得以回避预料会出现的燃料紧缺。但德国领导层避免过分依赖苏联，不让自己容易受人勒索。
从斯大林的角度看，“帝国主义”列强德国跟法国和大不列颠之间的战争是合乎逻辑的，他也判断错了。他预料的是德国军事力量的削弱而不是增强，希望从这些分裂中获利。他特别慎重地对待大不列颠对一场军事联盟的新的试探。
斯大林的一系列错误决定也先于德国对苏联的进攻。在《希特勒档案》里，只粗略地谈到1941年夏天的事件，这是合乎逻辑的。国家安全部门的创作集体毕竟放弃了使用“狡猾的偷袭”这种宣传套语，情报官员们最清楚，斯大林是知道1941年初夏的进攻日期的。他在有关情报上注上了卑俗的批注，作为所谓的假情报退了回去。相反，苏联领导层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机会，低估了德国对手，制定了自己的进攻计划。德方是否认为那是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讨论，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
出版人后记（11）new
确定的是，在1939年约定的权力范围的边境上两个高度武装的世界强国在对峙，它们的帝国主义兴趣是对立的。无论是苏联还是德意志帝国都是意识形态强烈的极权主义国家，在过去几年里进行过一系列的进攻战争，认为军事冲突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