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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3年，左拉完成了他的家族史小说《鲁贡·马加尔家族》。这时，左拉受到时代潮流的冲击，创作思想发生了变化。他对自己的家族史小说的创作感到不满意，力图要超越自己，超越自然主义，因此，他刚刚写完了家族小说的最后一部《巴斯加医师》，就马上着手创作他的第二套系列作品《三名城》。1894年，他发表了第一部《卢德尔》，1896年，他又发表了第二部《罗马》，1898年，他发表了第三部《巴黎》。左拉在这一套作品中探索了信仰问题。主人公毕埃尔·福洛芒是修道院的住持，他默默地注视着到卢德尔去的人群，心里充满了怜悯和忧愁，他梦想着一种纯洁的宗教，可是基督教会已经成为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已经没有能力来拯救世界。在他住在罗马的日子里，他愈来愈认识到这一点，于是他回到巴黎，他看到一方面是有闲阶级的穷奢极欲，另一方面却是贫困和愚昧；一方面是荒淫堕落，另一方面是无穷无尽的苦难和不幸。但巴黎人民却向着未来努力奋斗，为了明天的世界，为了正义的理想，不断勤奋工作和斗争。于是毕埃尔·福洛芒抛弃了道袍，还俗结婚，但仍然为了正义和爱情继续传道，小说在歌颂生活、爱情、科学的理想明天中结束。这套小说，反映了左拉要为正义事业而自觉斗争的崇高热情，表示了他为信仰而奋斗的决心。在这种思想背景下，左拉毅然投入了德莱斐斯案件的斗争。
德莱斐斯案件是1894年在巴黎发生的一个重要社会事件，这个案件的发生和发展，对左拉生命的最后几年产生了深刻影响。
一名法国反间谍人员在德国驻巴黎大使馆的门房里发现了一份向德国情报部门出卖军事秘密信件。这封信件没有署名也没有投递日期。这时，法国第三共和正在第二帝国的废墟上艰难地站立起来，共和党人在选举中成功，力量正逐渐增强。但反动的保皇党人并不甘心失败，他们以军事参谋部作为最后的堡垒，寻机向共和党人反扑。这件间谍案经过国防部捕风捉影的调查，虚妄地认定有犹太血统的炮兵大尉德莱斐斯就是情报的投递者。右派势力和反动党团趁机煽动反犹太狂热，叫嚣要将所有犹太人清除出军队，对犹太人来一次大屠杀，并且在爱国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旗帜下，把矛头指向民主派人士，企图推翻共和国、恢复帝制。1995年1月5日，在一片反动叫嚣之中，德莱斐斯被褫夺军衔，开除军职，被押着从4000人的军队方阵中走过，虽然他一再高喊冤枉，但被周围的一片辱骂声淹没了。他被判处终身监禁。
1896年，真正的罪犯艾斯代拉齐被揭露出来。但是因为事情牵涉到国防部的声誉和右派反共和阴谋，军队领导人拒绝重新审理案件，后来迫于舆论压力对案件进行了草率的审理，就匆忙宣布艾斯代拉齐无罪。
这个事件引起了左拉的注意，他在仔细研究过有关文件之后，又进行了调查，认定德莱斐斯是无辜的。于是挺身而出，在《费加罗日报》上发表了三篇文章，针对右派的攻击和诬蔑，左拉对支持重审德莱斐斯案的上院副议长舍来尔·凯思勒表示了敬意，对右派造出的关于为德莱斐斯辩护的人都是由一个犹太银行界辛迪加收买的谣言给予反驳，并驳斥每天早晨向人民灌输反犹太主义的右派报界，指出他们是在对爱国主义作一种卑鄙无耻的利用。
左拉这次又一次地被报界和报纸的读者者们围攻，但这次不是因为他的小说，而是因为他主持了正义。此后，报纸拒绝发表他的文章，他就把自己的看法印成小册子发表，1897年12月14日，他发表了《致青年们的信》，号召青年们反对专制，为正义而斗争。1898年1月6日，他又撰文向全法国发出呼吁。真正的罪犯艾斯代拉齐在1898年1月11日被判无罪，使左拉愤怒到极点，他写了一封《致共和国总统费里克思·富尔的信》，于1898年1月13日以《我控诉》为题，在一位被放逐过的巴黎公社社员渥昂主编的《黎明报》上发表，左拉在这篇檄文中公开控诉国防部和军事法庭的官员们犯了违背人道与正义的罪行，指出他们进行了罪恶的不真实的调查，伪造报告，组织无耻集团，左右舆论，混淆视听，有意识地开脱罪人，冒犯公法。这篇文章震动了整个法国，载有这篇文章的《黎明报》当天发行30万份，围绕德莱斐斯案件，整个法国都在争论，议会里形成了对立的两派，左派议员赞成左拉，而右派议员要求立即逮捕他，军队首脑声言，如果不严惩左拉，军队就会瓦解，并且威胁要集体辞职。在反动报纸一片恫吓声之中，左拉于1898年2月7日被传到法庭对质。在法庭审讯辩论过程中，军官们在法庭里拍手喝彩起哄，旁听席上的听众向左拉的辩护人鼓掌时，他们公然拔出军刀相威胁。在恐吓与辱骂声中，左拉镇定自若，他宣称：“我只有一个思想，真理和正义的理想。我是问心无愧的，我一定会胜利。”
法庭在强大的反动压力下宣告左拉有罪，他被判处监禁一年，罚金3000法郎。判决传出，反动派们欢腾了，在巴黎、里昂、马赛、南特、圣·马洛等地都暴发了反动示威，在法属阿尔及利亚还发生了屠杀犹太人案件。但进步人士也越来越多地加入支持左拉的行列，要求重审德莱斐斯案件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左拉的正义行动和他的 《我控诉》，使得德莱斐斯案件的争论扩大为进步与反动势力的政治斗争，构成了19世纪末法国政治生活中的重大历史事件。
为了抵制法庭的不公正判决，左拉听从了朋友的劝告，于1898年7月18日流亡到伦敦。1899年6月，由于德莱斐斯案件真相逐渐显露，高等法院不得不推翻对德莱斐斯案件的判决，左拉也于两天后回到法国，他继续上诉，为德莱斐斯案件的彻底解决而斗争。
德莱斐斯案件最终以右派失败而告终，随之而来的，是一个以允许集会结社自由为标志的进步时期。在这个事件中，左拉表现出了热爱真理、不怕威胁、勇于为正义而斗争的崇高品质，表现出了他的无私无畏的伟大人格，这使他受到法国进步人士的衷心敬佩。
就在左拉被迫流亡到伦敦的时候，他开始动笔写他的构思已经很久的又一个系列著作《四福音书》。在这以前，他阅读了傅利叶的空想社会主义著作，这些著作对他产生了如此深刻的影响，他简直感到心悦诚服，以至于在他的《四福音书》中，浸透了傅利叶的思想。
《四福音书》的第一部《繁殖》是在英国写成的，在这部著作中，他着重歌颂了家庭，表现了他的社会理想中对社会基本单位的家庭和睦的憧憬。第二部《劳动》是一个系列中最重要的著作，在这部书中，左拉塑造了一个比《萌芽》中的艾蒂安、马赫等更为进步的重工业无产者的形象，但他的进步不是表现在与资产阶级剥削的斗争中的，他的进步，主要反映他对未来社会的憧憬上。在书的结尾，在他经过对社会现实长期深入的研究之后，他的心中骤然升起了一个未来理想社会的图景，在这个社会中，一切都那么和谐、和平，人们友好互助，在这个社会里，劳动被认为是生活的最高原则，劳动是最为高尚和最为光荣的，人们通过劳动，消除了贫穷和愚昧，人人都生活在幸福之中。小说赞美了雇佣劳动者的解放，赞美了创造历史和世界的劳动本身，面向即将来临的20世纪，诉说了左拉对于未来的希望。
《四福音书》的第三部 《真理》，基本上是以德莱斐斯事件为蓝本改写的，作品表现了正义的最终胜利，和谬误谎骗的可耻失败。《四福音书》的最后一部 《正义》，描写各民族的团结和睦，集体主义的最终胜利。但这部作品没有能够写完。1902年9月28日，左拉和他的妻子一道在巴黎的寓所煤气中毒，第二天早晨人们救活了他的妻子，但左拉却没有能够醒来。这位伟大的作家逝世了，享年62岁。
左拉的一生是勤奋工作的一生，他总共留下了几十部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集，十多部剧本，和许多评论和理论著作，他在作品中无情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人民的贫困和剥削者统治者的奢侈荒淫，讴歌了人民的觉悟与反抗；在现实生活中，他也决不与谬误、庸俗和愚昧妥协，并勇敢地为捍卫真理和正义而斗争。他的名字，与巴尔扎克、雨果、大仲马等闪光的名字一起，在法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中占有显赫的地位；他的丰富的作品也成为人类艺术宝库中不可多得的珍贵财富。
左拉的文学地位
左拉逝世后的第 6年，也就是 1908年，法国国会通过决议将左拉的遗体改葬到国葬院。法国总统和总理出席了国葬典礼，左拉作为伟大的文学家，被安葬在维克多·雨果的对面。法国终于承认了这位著名的作家的崇高地位，认识了左拉的价值。
左拉与维克多·雨果是有继承关系的。雨果在19世纪浪漫主义学潮流开始消退的时候，作为浪漫主义文学的主将有意识地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中引进了密切关注社会现实的写实因素。左拉非常尊敬、热爱雨果，他也热爱另一位浪漫主义作家缪塞，在左拉的早期作品中，浪漫主义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他的创作，也是由浪漫主义开始，逐步走向现实生活。
但是相比之下，左拉的艺术风格更是继承了巴尔扎克以后的现实主义传统。出于标新立异的艺术追求，左拉高擎起了自己主义文学大旗，但他自然却十分清醒地将自然主义的导源溯流的工作朝向现实主义的大师们。在他的著名论著《自然主义小说家》中，他称巴尔扎克是自然主义小说之父，认为巴尔扎克开创了自然主义小说的新纪元。在同一部论著中，他指出福楼拜的杰作《包法利夫人》是自然主义小说的典型代表，认为这部小说和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