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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时候，郭晓琪、闫志、李响、徐添等等都应该见过的啊，为什么也一点印象都没有呢？不知道他们在报名的时候，有没有对老社员们留印象。
我只知道刘旸是有印象的，“丁智勇张着大嘴，冲着我呵呵地傻笑”，这就是她的原话。
招刘旸那次招新我正在一家网站上班。每天总共要骑三个小时的车，没帮他们的忙。这也是我三年六次招新中唯一没参加的一次。
那次是取消昌平园之后第一次招新，大一的新生都直接到燕园来，那也是大家第一次对招新有一点信心。以前每次招十几个，来七八个，最后留下两三个就知足了，还有一个都留不下的。招新第一天晚上我去见丁智勇，他告诉我：“我们招了四十多个。”那是一种连自己都不太相信的语气。
而且那学期还是请的京剧院的人来教。
最后呢，掰着手指头算算，也只有刘旸、李春亮、高广汉、胡文倩而已。
呵呵，知足了……
四
提起招新实际上还是有很多话要说的，据他们说：有一次他们招新，大家都有事，只有欧阳老哥一个人看摊。等大家回来时一看，桌子前面空空荡荡的，欧阳老哥穿一件破棉袄，乱蓬蓬的头发，又别扭又各的小胡子，嘴里叼着一根烟卷，往墙角那一蹲。这几乎是京昆社建社以来最经典的一个形象。
也许这就是招我那次，不过我一点都没看见。
还有一次我和丁智勇看下午摊，实在冷的不行，找了一个足球，在后边传来传去。虽然招新很累，但是还是很有乐趣的嘛。
招完新的第一次如何活动又是一个小难题，虽然说有缘者自来，可是毕竟还是希望多留下几个。记得我来的那次开始还真有不少人跟着卫东先生唱《游园》唱《弹词》，我也出奇地认真，好像以后我就从来没那么认真过。卫东先生从七点一直带着唱到九点，两个小时唱下来，真是嗓子冒火。
现在想想，我来京昆社那次其实是这几年来京昆社最“危险”的一次。老社员好像只有丁智勇和王汐坚持来，而且也是和众人一起坐唱，那时他们两位还没成角呢不是；再有就是暮气沉沉的欧阳老哥，以至于我一直以为岛亭是一个只供新生学习的地方。后来徐鹏妹妹等“前辈”把自己的事情诸如保研等事忙完了，也开始前来，不过基本上是来了之后径直钻到下边去唱皮黄。一个裹在红大衣里的小小勾鼻子，这是我对她的第一印象；“深闺内端地玉无瑕”翻着高儿地从地下直冲上来，这是我对她的第二个印象。
还有就是王汐，我一直以为他叫王茜，一个面面的帅帅的小男孩，把自己的嗓子装饰起来唱马派。到现在我一直想不起来丁智勇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不知道此人是什么时候钻到我脑子里来的。
我一直很恼火老社员的不参加活动，尤其是招完新之后的几次，那样对于留住新人是非常不利的，尽管有不止一个人和我说上了研之后和本科的心态是不一样的。但是直到后来京剧院来人教唱的那个学期———一则我不想学，二则我去上班最早也要七点半才能回来，回来之后看见岛亭里灯通明，济济的一堂人，也不好意思再进去———我几乎每次都去，但都是在外边坐着，有时是进去在下边坐着，尤其是丁智勇和王汐没来的时候，一直坐到他们把老师送走，才上来看着他们关窗关空调关灯关门从底下锁门，那时我才有点明白了那些老社员的感觉。我坐在外边，风吹进我的心里，外边很黑暗，里边灯火通明。一大屋子人一齐跟老师唱着《武家坡》，我一个人在外边给他们默默地拍着板。里边的人我几乎都不认识，可我还是非常明确地知道，这儿是属于我的，我也是属于这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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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元旦通宵记（7）
五
实际上我真的对于京昆艺术并没到痴迷那种地步，只是比较喜欢而已，可是我为什么会如此地钟爱京昆社？
刘旸同学替我回答：京昆社有好看女生呗。
我唯唯地回答：只是一方面，一方面。
我加入京昆社的第一个学期里，就已经和丁、汐、时等同志出去吃了好几次饭，而且我记得那时好像大家就为着京昆社的未来和演戏的事情有些郁闷。在“大妈”，在“小地方”，我们四五个人围着一个小小的方桌。
当然，现在情况不同了，李响同志在吃饭上面的优势是我等不能比拟的，地点也早已变成了“广缘”、“天外天”，“酒席筵前”丁智勇（早已升为社长）加上李响加上李春亮，把饭桌变成斗嘴开心之所，难怪朱晓鹏同志由衷地感叹：京昆社以前真没有这么多坏人啊。
我还记得有一次排完戏，丁、汐、我一直聊到深夜，还不想睡，而且都是为京昆社的将来发愁，为演戏的困难排遣不开。两点多钟，杀到四十二楼一层，从丁屋里蹑手蹑脚地拿出三把椅子，坐在那里用着一种麻木的清醒郁闷。天很黑，但不是万籁无声，时常有从外边刚回来的人，当然起夜的人也不少，由此也可见北大的人是多么的不老实。我们坐的地方正对着夜里还开的那个门，每次有人一回来，就把门开着不关，于是一阵刺骨的风吹进来，让我们一齐激灵灵打个寒战。
我在北大这几年混得比较惨，郁郁不得志。京昆社对于我来说更是一个特殊的地方。有一次我对时建新说：“实际上从我心里，还是和你们这批老社员亲一点，虽然大家都不太爱理我。”想一想京昆社这几年，远了不说，以刘蓉林、王艺、徐鹏、刘昊为一批，以丁智勇、王汐为一批，以李响、闫志为一批，以刘旸、李春亮为一批。我觉得好像第一批和后边几批的分别非常明显，也就是说，在丁智勇、王汐成长起来的那个时代，正好老社员都走了，京昆社是另起炉灶的时代，我算是赶上了丁智勇这一批的尾巴。论时间、论交往，都和后边两批同学多，但是在心里，除了自己这一批的人之外，总是和老社员们更亲一点。无论是拉着王艺、王璇叫姐姐，还是赶着徐鹏、刘昊叫妹妹，都有一种想让人家加咱们玩的心态。我希望刘旸同学在看到这一段时不要说一句：恋母情结。
也许这是一种常态，可能后边那些同志们还对想对我亲一点呢（谁说我臭美我跟谁急）。当然我不知道后来的同志对我的印象是怎样，但刘旸对我的第一印象我是知道的，在此不便转述。
上述前丁、汐时代与丁、汐时代的特征差别还在于，前丁、汐时代的人大多很内行，唱功也很好，而丁、汐时代的人大多唱功不佳，半内行和像我这样的外行居多，而“痴迷”的更少。可以想想，从《大登殿》的时代直到现在，除了徐鹏和刘老师，唱功就指着丁、汐两人。虽然李响同志和闫志同志成长起来了，但毕竟还是差着那么一点，旦角除了刘旸这个小花旦之外简直就没人了。这是从我们这一届开始落下的毛病。掰着手指头算算，我们这一届，我自己不必说；田媛同志、陈旻倩、郭晓琪两位贤妹也是或根本不唱，或唱得荒腔走板。往下数，李响、闫志不必说；徐添同志是肯定不唱了，李春亮有潜质但还没开发出来，刘旸不用功，孙丹贤妹近来有很大进步，但想挂个头牌怕还得等些日子。唉呀，越想越担心，“京昆社四大青衣一人一段大慢板”的时代早已过去了，但长此以往，等丁、汐一走，没有头牌老生青衣的京昆社如何演戏？如果到时候真没人才了，恐怕只能看张先生的调教了。
前丁、汐时代与丁、汐时代的特征还有差别之三，差别之四……总之我觉得，丁、汐的时代，是一个新的时代，而这个时代，恐怕要随着我们这批人和丁、汐那批人的离去而结束。
六
京昆社排戏的疯狂在今年春天毫无保留地凸显了出来。三个月排大小七出戏，专业剧团也不过如此了吧。张先生顶着大太阳一天一天地往这边跑，角儿们也都置办了自己的行头，每一天都离不开排戏，真够敬业的。
但是我忽然想起来，在练功方面大家可是不这么勤快，比如每天早晨的喊嗓子。前年把早晨喊嗓子这个光荣传统恢复了之后，到是一直保持下来了，就是人一直不多。有很多时候都是只有一两个人，好像只是向外界宣告：京昆社在此，京昆社还是有人不睡懒觉的。我还记得第一次张先生也来了，四点多就起了床往这儿赶，告诉大家如何喊，如何用气，如何练腰腿。我记得写在他脸上的心气儿和精气神是什么样，当时也还是颇有几个人不睡懒觉。但一两个学期之后就完了，只剩一两个人。从最早的王汐、田媛天天必到到只有王汐一人支撑，到只有李响一人支撑，嘿嘿，不太像话。在这其中最应该受批评的就是丁社，戴着头牌老生的大帽子，而且还肩负着带着师弟师妹们喊的重任，总是说来不来。那次他和大宗师头天晚上起誓发愿早晨一起去喊嗓子，结果快九点的时候在学三吃早点时遇见了，二人相视一笑，什么都不说了。像这种事情以后绝不许再发生，大家来一起批判一下丁智勇，那个叫大宗师的由我去说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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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元旦通宵记（8）
当然，我们还是有勤快的地方，比如说每年年终的吃通宵饭。
第一次通宵让我终生难忘。那次我唯一一次见到了李可宁同学，第一次见到了王璇姐姐，第一次见到了徐鹏妹妹哭，第一次看见了王艺姐姐对她那种大姐姐似的关怀，第一次为张先生教“《游园》第N期学习班”而感动，第一次见到了已毕业的同志对京昆社的归皈感和拥有感，第一次见到了午夜未名湖上的狂欢和似乎遥远的钟声。
我们对这个一年一次的大聚会似乎都非常热中，虽然张先生对此一向不赞成。
第二年因为刚演完戏就算了，第三年出现了那篇京昆社有史以来最恶的文章《千年元旦通宵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