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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君：有人说男人眼里只有两类女人：漂亮的和不漂亮的。女人眼里只有两种男人：有钱的和没钱的。如果想变性的这个女人长得高一些，人帅一些，做这个事情的也未必就是坏事。多好啊，前三十年我享受了当女人的种种好处，开始老了，女人的优势不再的时候，我就变成一个男的，体会一下成熟男人是怎么享受小女孩子们对他的那种崇敬，风流快乐到七八十岁。当然，变成男人的前提必须我是有钱有地位的，不然我怎么活呀，变不变有什么区别。
荆歌：吴君没做过男人，对男人还是不了解。这山望着那山高。其实人老了，不管男人女人，都是一个悲哀。老男人有什么好？自古美女爱少年。要是有钱，老女人也可以享受小男孩子的崇敬的呀。也可以风流快乐到七八十岁的呀。这话说到有钱没钱上去了，跑题了，赶快回来。
戴来：我想易性手术不只是换个性别这么简单，它不仅仅是一个医学的问题，还牵涉到法律、道德、伦理、宗教及社会学等领域，应该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而对于易性者来说，最为困难的是怎么适应手术之后的新的社会角色。
在与传统医学及社会、伦理观念的冲撞中，社会日益走向宽容（尽管有时候仅仅是一种姿态）和多元化，一些变性人还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婚姻，在中国已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变性人持理解态度并将他们接纳于社会群体中。我觉得能在性别上给与他们明确的认定，才是对他们最为实在的关怀。
荆歌：戴来应该到派出所负责办理身份证。变了性的人来你这儿换身份证，你不光能很爽快地办给他们，还能给他们上一堂心理课。让他们放下包袱轻装上阵。
风马：还有一个现象是发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当时，有一群被誉为“铁姑娘”的小女人活跃在广播、报纸或纪录片中，且看她们一个个雄赳赳气昂昂的样子，真正是“不似男儿胜似男儿”。这又是为了什么？还有样板戏里的“女支书”、“女政委”之流，她们连婚嫁生育的基本权利和基本功夫都弃之不要了，你能说这不是“错生性别现象”？至于那些把电影或歌曲演得唱得极其奶油的小生，那些把足球踢得颇有点阴柔的球星，难道他们不是“阴阳倒错”吗？说来说去，我认为，中国有太多的男人都该去做一下变性手术了。那样，他们才不会在歹徒施暴的现场充当围观者，才能把开山、劈石、踢球、摔跤之类的活儿揽过来，而不是礼让给“铁姑娘”们，才能与他们的性别角色相匹配。当然我也希望咱们的一部分女同志也去做一个类似的手术，否则，有关“阳盛阴衰”的话题，在中国，就会没完没了。
荆歌：风马给我的印象是，他老想要搞性别整风运动，要清理性别队伍。不要这样嘛。男人有点娘娘腔，女人成了“铁姑娘”，有什么问题呀？变不变性，得人家自愿，是人家性别角色错位，内心万分痛苦之后作出的决定，是生死线上的挣扎，你怎么就那么不理解，说得那么轻松？变不变性，不是你说了算的。你若是皇帝，不会强迫你看着像男人的女人和你看着像女人的男人都去变性吧？那就是推行性别恐怖主义了。
风马：古罗马讽刺诗人朱文纳尔在考察了他的若干同胞以后曾这样写道：“他们还在等什么？难道还不是他们完成那件事的时候吗？操刀一割，除掉那块多余的肉不就完了？”我本男儿，天Xing爱好女人，故无变性倾向。若是为生计，为个人发展而幻化成女儿身，或“操刀一割，除掉了那块多余的劳什子”，还让我如何去爱呀？
荆歌：风马你还拖出一个朱文纳尔来以壮声势呀！你不肯割掉“劳什子”的原因是要去爱，人家割掉“劳什子”，或者装上一个“劳什子”的目的，也是为了好好地去爱啊。
吴君：我看过一些反映同性恋的电影和文字，感觉很好。原来我以为会很恶心，可是没有。看来我是能接受这些的。其实爱无界，在没有触犯刑律，不伤害别人的前提下，除了没有地域、国界、年龄、种族、还应该包括没有性别，也包括人与动物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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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歌：吴君突然变得伟大了，还主张人兽恋。
吴君：对于一个写作的人来说，我认为内心有着双性，还可能是一件好事呢。这样有助于他（她）在两性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当然那也就没有什么女性文学之类的提法了。不过我还是不太能接受变性手术，毕竟是对身体的一种伤害。如果你已经认为自己是男（女）的，那还在意别人怎么看你吗。要知道手术也不过是在体貌上证明一下。万一失败了呢？再说哪一天你突然又想变回原来的性别，你难道说还要再手术一次？我认为除了在求偶时期这个性别的作用很大，在其他的时候性别是被模糊的。你做什么还是做什么，这个社会真正的竞争的是知识，而不是性别。
荆歌：吴君的话说得很好，我也有同感，建议变性人不要后悔，否则到时候变来变去，不仅伤身，而且费时费钱。但我不同意吴君说性只在求偶时候有作用这个话。在我看来，性是人生第一位的。性决定了一切。所以我对拼死要做变性手术的人有更深刻的同情和理解。不只是身体上多一样东西，或者少一样，不是的，不是这么简单的。如果男人在身体上写上一个“女”字，就解决了内心性错乱带来的痛苦，那事情太好解决了。我相信太监的心理与普通男人也是不一样的，即使是在进行着与性无关的工作的时候，也会很不一样。究竟怎么不一样，我想里面大有文章。不同的人也会有不同的思考。
本期嘉宾
王小帅
1966年出生。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主要作品有《扁担姑娘》、《十七岁的单车》、《青红》等。
陆川
生于1975年，主要作品有《寻枪》、《可可西里》等。
刘冰鉴
1963年出生，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主要作品《砚床》、《男男女女》、《哭泣的女人》、《春花开》等。
阿赞
1964年出生。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曾在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任教。现为自由职业导演。主要作品有《情人的血特别红》、《三月花》等。
电影分级
荆歌：今天非常高兴请来四位电影导演，来聊一聊电影与性，以及和电影分级有关的话题。去年，我们从媒体上了解到，中国电影分级制似乎呼之欲出了。分级制一旦成为可能，是否即意味着，一些中国电影就此可以合法地“涉性”了？
刘冰鉴：我认为中国电影的分级制正式出台，最近一两年不大可能。我预感可能在2008年的奥运会前后的时间。我想现在时机还不成熟。几年前韩国电影的同行就告诉我，他们的电影审查制度能够开放就是汉城奥运会以后。中国能在5年后有韩国今天的电影繁荣局面对我们电影人来说就非常知足了。虽说都是亚洲国家又是近邻，但两国的实际情况还有大的差别。
王小帅：对于电影，我聊不出什么来。特别是涉及到体制改革的问题更是如此。分级问题应也属这一类。很难说提什么建议。只是听闻大家说要分级什么的。到底分不分，怎么分，和老外那一套接多少轨，应该还是未知。而且这类事物好像应该是有关部门的职责。电影往何处去？现在说来，好像也有点成为问题了。我感觉这很好，提出问题总比不提好。记得小时候有一本书叫“一万个为什么？”好像就是鼓励小孩提问题的。不知何故，长大了就不提了。
荆歌：是《十万个为什么》。
刘冰鉴：电影分级涉及面很广阔。一说电影分级就扯到“性”上，我认为这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那么关于暴力、灵异等等其他类型的电影也有分级的界定。最近对这个话题网上也有各方人士说了很多。电影的题材一直都很广泛，就看怎么拍。当然也包括“性”的这部分。但我并不认同中国电影即使合法地“涉性”就能繁荣起来。
陆川：中国电影的分级制度，实际上是关于政治的一场博弈。博弈的双方都心照不宣地用性来作为一个幌子。实际跟性没有太大关系。实际上双方要解决的是一个中国电影产品题材的全面解禁问题。这里面的核心是对于文化的，甚至是思想的全面解禁问题。所以性，实在是一个幌子。在中国我觉得电影审查现在还不是完全针对未成年人，也不是关于性的，这一点毋庸置疑。
荆歌：但是性这个幌子确实惹眼啊。“少儿不宜”早已是一个天大的理由，并且深入人心。要禁一部片子，裸露镜头过多，或者吻戏床戏太过分，理由就足够了。至于其他，我们不好说。你在电影上脱，脱多少，脱到多少程度，这些都是可以量化的。所以关于电影里的性，我认为要立法不难。可以露几点，什么样的动作是不被允许的，这些都可以有非常具体的规定，可以拿尺子量。问题是这样一来，其他较为模糊的东西，一下子就摆到我们面前了。我们无法解决它。所以，还是扩展保护带，始终让性与暴力站在前沿，这样就给禁与不禁在操作上留下长袖善舞的空间。
阿赞：中国现阶段的社会改革是畴形发展的，权力和法律是脱节的，甚至法律是为权力服务的。
陆川：当然分级和电影审查在绝大部分国家都是针对未成年人的。对于成年人，他们应该有权利选择自己希望观赏的电影的权利，这个权利应该回归个人，而不是在某一级政府机构。不应该是政府机构为成年人选择电影题材和类型。我理解的电影审查，应该是从道德的尺度来划分，而不是从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