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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１３３年，在布匿战争中荣立战功的提比略？格拉古当选保民官，重新提出〃李锡尼法案〃，并且加以修改：如果有儿子，每个儿子可以多占２５０犹吉拉土地，以２个儿子为限。即一个罗马公民最多可以合法占有国有土地１，０００犹吉拉（２５０公顷）。成立三人委员会具体执行，使贵族不能再象过去那样无视这项法律的存在。暴跳如雷的贵族们谋杀了提比略？格拉古和他的３００多名支持者。
公元前１２４年，提比略？格拉古的弟弟盖约？格拉古当选保民官，再次提出土地法案，同时，还提议把司法权由元老院转到骑士阶级手里，对罗马公民免费提供粮食。盖约？格拉古大兴土木，开工许多公共工程，使承包的工商业者（骑士）大发其财。他还主张建立殖民地来安置老兵和无产者，把罗马公民权授予同盟国公民。盖约？格拉古的策略是组织包括骑士，同盟国贵族和骑士，平民（小生产者，包括自耕农、手工业工人、小商贩），无产者在内的反抗元老院贵族的统一战线。但是元老院贵族再次用武力，残酷杀害了盖约？格拉古和他的支持者，废除了他们制订的法律。
格拉古兄弟之死，使骑士阶级认识到必须用武力才能解决罗马共和国的社会矛盾，内战开始了。
首先是执政官盖约？马略在镇压今天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一带的盟国努米底亚国王朱古达反抗罗马的战争中，借口元老院不能及时提供足够的军队支援前线，遂以执政官〃将在外〃的名义，私自征召了一支军队。这支军队在征召时不考虑财产，地位，而且一切听命于马略本人，开罗马军阀风气之先。马略用这支军队进攻罗马，并且开始将贵族当中的反对派列为人民公敌，开始大举屠杀和迫害。
以后，元老院又支持另一个军阀苏拉来对抗马略。苏拉在小亚细亚的密特里达梯战争击败本都国的国王密特里达梯，建立了一支更强大的军队反攻罗马。民主派仓促组织的民军抵挡不住苏拉的职业军人的强大攻势，纷纷土崩瓦解。苏拉进入罗马之后，也对民主派展开大规模屠杀，后来索性在罗马建立起独裁政体。苏拉和元老院以保卫贵族寡头共和为初衷，最后反而自己走上了独裁的道路，这不能不是历史对他们的讽刺，也说明在罗马，专制战胜民主，取代民主已经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原来从民主制度中受益的阶级，现在乞灵于专制制度的保护，如平民阶级；原来从贵族寡头共和制度中受益的阶级，现在也转而投靠了专制制度。
在军阀混战的同时，罗马的同盟国发动了争取公民权的战争，迫使罗马先后给予他们公民权。
奴隶也乘机发动起义。奴隶起义的结果，商品化的大地产衰落，其政治代表元老阶级也随之衰落。苏拉以后，就再也没有代表元老贵族的强有力的政治人物在罗马出现过。
前后〃三雄〃政治，实际上已经不带有反对大土地贵族的政治意义，而演变成了代表骑士阶级不同集团的军阀混战。无论谁取得政权，都一定会把政体改造成军事独裁式的君主专制。前〃三雄〃是克拉苏、凯撒、庞培。克拉苏是镇压斯巴达克起义的刽子手，后来在东方反对安息人的战争中全军覆没，脑袋被砍下来送给安息国王当演戏的道具用。凯撒获得征服高卢的机会，在高卢大大地扩大了势力。而庞培的势力主要集中在西班牙、巴尔干半岛。庞培趁凯撒在高卢时鼓动元老院剥夺了凯撒的兵权，恺撒遂率领大军奔袭罗马，把庞培及其党羽赶到巴尔干半岛，后来又追上去，在法萨卢战役中歼灭了庞培的主力。庞培逃到埃及后被埃及人所杀。恺撒追到埃及之后，娶埃及女王克里奥帕特拉为妻，大有依靠行省贵族力量和东方君主专制传统的力量改造罗马帝国的架势。残余的罗马元老贵族利用罗马人对行省人的排斥，谋杀了恺撒。
恺撒的部下安东尼、继承人屋大维和骑兵将军雷必达组成了〃后三雄政治〃。他们消灭了谋杀恺撒的元老及其军队，然后又开始互相争夺。结果屋大维获胜，建立了比较稳定的罗马帝国。
罗马帝国的政体不同于当时的古代东方的君主专制，也不同于后来欧洲的封建君主制，而类似于日本的〃幕藩体制〃。他们的最高统治者虽然后人都称之为〃皇帝〃，但是当时他们自己给自己的职位是〃最高统帅〃，相当于日本的〃征夷大将军〃。这种称呼和一般君主制以宗教理由为基础是不同的，实际上是军事独裁。日本的〃征夷大将军〃之上有个名存实亡的〃天皇〃，罗马帝国的〃最高统帅〃之上仍然有各种共和国的政治形式作为装饰，如元老院之类。日本的幕府制度比罗马帝国稳定的因素在于，将军和诸侯都是名正言顺世袭的，而罗马的〃最高统帅〃则是其军事副手接任，连血统也不讲，顶多认个干儿子，任何人只要有足够强大的军队，都可以当接班人。因此罗马帝国改朝换代大致上都是经过军阀混战实现的，大家都奉行〃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信条，只要抓得住军队，没有人不敢当〃最高统帅〃的。
从雅典的经验看，古典的民主政治如果在与专制政治的国家的战争中失败，当然不能幸存；从罗马的经验看，打赢了也未必就能幸存。关键在于能否满足古典民主政治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小康人家在数量上的优势和在政治上的积极参与。另外，由于古典民主制度限于当时的信息传播手段，只能采取直接参与和代议制相结合的形式，要直接参与，当然距离不能太远，这样就形成了城邦的特色。
可以说，帝国是民主的克星。首先，帝国突破了城邦的局限，信息传播手段的局限性使得在整个帝国范围内形成统一的民主政治成为不可能，随着帝国版图的扩大，民主城邦就渐渐成为沧海一粟，其范围和意义相对就下降了；建立帝国必然引起强烈的反抗，激烈持久的战争，结果无论输赢，都必然造成社会严重的两极分化，使小康公民在数量上和政治上的优势丧失。说实在，罗马人为了保护他们的民主制度是花费了不少心血的。当他们卷入对外战争的时候，他们精心设计了一个化敌为友的同盟体系，在这方面比雅典的化友为敌的提洛同盟要高明，这才使他们能够横行整个意大利而民主政治得以保存。伯里克利虽然以自己是别人的榜样而自豪，但是却没有注意到学习经验的同时也可以就教训进行〃复盘〃，这样达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效果。罗马人虽然在民主制度方面起步晚，而且学习别人，但是他们在两方面是当时可以骄傲的：他们在一个商品经济欠发达的农业社会里建成并且发展了古典的民主制度；他们在征战中摸索出了保存民主制度的方法。他们的遗憾在于，当他们遇到一个异常强大的对手迦太基时，他们对结果没有经验，也没有准备，以至随波逐流，走上君主专制的道路。
我们看到，民主制度的必要条件是小康之家的数量优势，建立帝国所引起的一个致命后果是大批男性强劳动力的损失，导致大批小康之家的破产，民主的社会基础日益消失。格拉古兄弟的土地改革纲领实际上是亡羊补牢之举。通常，劳动力的损失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挽回，但是在劳动力刚刚丧失的头几年熬不过去的人家，可能会欠下大笔债务，如果无法偿还，根据罗马的法律，如果债务人交出全部财产，债权人不得将其监禁。这样，他们就不得不交出包括土地在内的全部财产，沦为无产者或者佃农。根据罗马的国情，大土地所有者都不愿雇佣公民，宁可买奴隶来种植。格拉古希望立法把土地分给贫穷的公民，相当于送财产给他们，帮助他们重新成为小康人家，是很有历史眼光和战略眼光的。但是要元老们交出已经多年投资的土地，这是不可能和平实现的。如果他们能够从别人那里吸取到经验，也许他们会在战争之前就制订好有关法律，因为分配总是比再分配要容易得多。
考虑到战争对小康人家的影响，如果战利品大部分国有化，特别是土地、奴隶的国有化。凡是应征入伍的军人，根据军功授予战争得来的国有土地，凡是在战争中部分或全部丧失劳动力的军人家属，根据丧失劳动力的程度，决定无偿给予奴隶的多少。由于军人可以因为战争获得土地，则他们在战争中因为捐税和服兵役所蒙受的经济损失可以得到一定的补偿。因为战争而减少了劳动力的家庭，可以得到战俘作为奴隶，使之土地不再因为缺乏劳动力而荒废。由于战争夺得的土地多数在远离罗马的地点，可以根据土地的价值和离开罗马的距离确定一个优惠比例，鼓励罗马的大土地所有者以近地换远地。例如，某元老在迦太基想要一块１０公顷的国有土地，他就必须把在罗马的２公顷相同肥沃程度的私人土地拿出来交给国家来交换。国家在获得这２公顷土地之后，按照法律把它分配给参加战争的军人，这样做的结果将加强小康农家在罗马的数量和地位，而把大地产引导到远离罗马的地方，同时也就间接削弱了他们的势力和影响。小地产越多，兼并越困难，进行大规模商品化经营就越无利可图，这样迫使元老贵族渐渐放弃在罗马城周围的土地，转移到新征服的地区。
在新征服地区推行在意大利已经成功的同盟体系制度。在各同盟地区实行城邦民主制度，城邦自治，公民权城邦化。作为帝国的政治中心的罗马，应该设立同盟代表大会，同盟法院，制订同盟内部关系法。罗马人在被征服的地区的城镇里普遍实行民主，自治已经是历史事实，这里不多评论。授予非罗马居民罗马公民权的问题是骑士阶级提出来的，后来引起同盟战争。在战争初期失利的情况下，罗马人匆忙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