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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僵局，何苦呢？而别人看不到的战略，并不是藏着掖着的战略，而是摆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战略让你看，仔细看，看个够，还是看不明白，这才是高明的战略。
韩浩的时代，军阀混战，天下大乱，建立强大的军队，打败所有对手，这是天下人对于战略的一致意见。但是韩浩独辟蹊径：你打仗，我种田。别人都想不到，等到最后发现粮多兵多的逻辑的时候，他韩浩还占了一个田多的优势。诸葛亮就是这样给逼到走投无路的〃先战而后求胜〃的战略绝路上去的。三足鼎立的格局形成之后，吴蜀两国也先后发现了经济建设的战略意义，开始了我国历史上大规模开发经营南方的时代。现代人熟悉的吴国派军队登陆台湾，《三国演义》里精彩的七擒孟获的故事，都反映了这样的战略认识。如果中国像西欧那样，是个到处平原的地方，那么也许割据的局面会永远持续下去。但是中国的地理使得诸葛亮和孙权之辈开发南方边疆的战略无法对抗韩浩的中原屯田的战略，偏安一隅在中国是不可能长久对抗中央的。
所以说，诸葛亮有智慧的名声，他所做的都是天下人以为聪明的事情，刘、关、张勇猛超群，但是陷入苦战才会被人认为勇猛，而战略失误才会带来苦战，但是韩浩就被人们忽视了，轻松打败敌人，不会经历苦战，也不会被人们认为勇猛。虽然他是最聪明的人，但是人们都看不出他的聪明之所在，老老实实种田，左看右看，上看下看，怎么看也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的样子，不象是个聪明人，反而以为他在战略决策上的手下败将诸葛亮比他聪明。大概你也是这么想的吧？
接着《三国演义》的故事，我们来看看战略上的大智大勇和小智小勇的范例：智谋方面，最典型莫过于韩浩的屯田和诸葛亮的六出祁山，成败利钝，前面已经分析过了；关于人物勇猛的，莫过于赵子龙大战长坂坡、张翼德当阳桥头一声吼、关云长千里走单骑，不过多数都是战败时候的表现，在战略上，可以算是小勇的典范。司马懿忍受敌人的嘲笑和战友的误解坦然接受诸葛亮送来的女人衣服，坚守不战，坚持韩浩的战略，应该是《三国演义》里战略上的大勇范例。历史上的极端大勇的范例，莫过于勾践的卧薪尝胆的故事。还有一个被人们忽视的故事，就是汉朝的和亲的故事。中国历史上汉族和北方游牧少数民族曾经经历了无数战争，但是在中华民族历史早期保卫了先进的中原文化的汉朝统治者在战略上的远见卓识和大智大勇，是使中国避免走上古代罗马帝国败亡道路的重要原因。汉高祖刘邦曾经想一举平定北方，但是几十万大军被匈奴包围在平城，几乎没命。刘邦忍辱负重，提出和亲政策，让皇室的金枝玉叶下嫁蛮邦，年年进贡。三代人的委曲求全，终于为汉武帝犁庭扫穴，荡平匈奴准备了充分条件。更伟大的是，汉武帝在匈奴战败来投诚的时候，以礼相待，互相约为〃兄弟之国〃，不欺负战败的对手，最终使得匈奴从敌对民族转变成为兄弟民族，融入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中，这就更伟大了。后来中国动乱，有人劝匈奴领袖刘渊独立，刘渊不干，说我们匈奴和汉朝是〃兄弟之国〃，现在兄弟被别人灭亡了，我们应该帮他报仇复国才对，并不像现在有些汉族人在台湾住久了，就认为自己和祖国是〃特殊的国与国关系〃。后来打起了大汉的旗号。相比之下，北宋的宋太宗赵光义轻率浪战，一而再，再而三，终于断送了北宋江山，更加断送了中华文明发展的大好时机。宋太宗对于中国统一没有采取类似韩浩的战略，操之过急，想一举收复燕云十六州国防要地，驱逐契丹骑兵于阴山－燕山以北。刚灭北汉，就急忙发动了攻辽之战，结果宋军精锐禁卫军主力遭到契丹骑兵冲击，在高粱河惨败，宋太宗慌忙微服乘驴车只身逃脱，新立的北宋从此锐气尽失。本来北宋刚刚建国，需要一段养精蓄锐的时间来恢复新近遭受的失败，而且时机又很好，辽国虽胜但是急于处理内政，主动议和。如果宋太宗赵光义及时抓住机遇，实现宋辽和平，仿效汉武帝，先实行〃和亲〃政策，促成民族团结融合的形势，然后在经济条件允许以后，组建强大的战略骑兵集团，在时机成熟时再重开战端，则卫青，霍去病的战功又可重现，更重要的，后来女真，蒙古的入侵历史很可能要改写。那样一来，中华民族的历史要改写的可就太多了！宋太宗比较莽撞，以为宏观上宋朝国力比辽国强大，社会比辽国先进，肯定能够打垮辽国，于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发动了对辽国的战争。不料萧太后〃巾帼不让须眉〃，继高粱河大捷之后，又在歧沟关大破宋军主力，以后更反守为攻，大举向河北平原出击。虽然宋朝军民千方百计使华北平原要塞化，但是要塞之间的农村还是任由辽国骑兵驰骋，多次往复之后，只剩满目创痍。宋朝不得不与辽国签订屈辱的〃檀渊之盟〃。以后，宋朝陷入了一种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的恶性循环当中：因为华北平原无险可守，为了对付游牧骑兵的入侵，就必须动员大批人力物力建筑星罗棋布的要塞体系；有了要塞就必须有足够的驻军，人少了守不住，被敌人占领之后因为有现成的工事可以利用，将来自己想要收复就困难了；驻军多了又怕被敌人包围歼灭，因为担心敌人久困长围，必须囤积大量粮草和军用物资以维持驻军日常和战时需要。为了完成防御任务消耗了国家的资源之后，战略进攻力量就没有能力组建了，所以北宋虽然养兵众多，兵员数目从开国时的１９万多人发展到对辽和西夏两线作战时的１２０多万人，但是战略进攻能力却极差，因此北方的被动防御的战略格局始终没有机会打破。北方糜烂的经济重担不得不整个压倒大后方身上，这样社会矛盾就激化了。农民起义到处开花，又使北宋政权投入更多的国力加强其军事官僚机器。这些问题的尖锐化使统治阶级内部关于如何解决危机的争斗更加激烈起来。
如果宋太宗能够吸收西汉解决匈奴问题和唐朝解决突厥问题的经验，在灭亡北汉之后不急于对辽开战，至少是在高粱河大败之后，学习刘邦在平城之围以后的经验和政策，接受辽国的和约。待国家经济政治重上轨道，有了相当积蓄之后再谋大举，比较稳妥。同时，利用和平时机组建一支１５万到３０万的骑兵作为战略打击力量，控制在中央手中，一方面防止出现唐末藩镇割据的局面，另一方面以快制快，剥夺游牧骑兵在机动性方面的战略优势，可以有效地完成国防任务。根据宋代的历史经验，当时辽，金，蒙古都没有达到匈奴〃控弦之士〃３０万的水平，辽国攻宋的骑兵部队的战斗人员大约不超过６万，（辽国军制，一个骑兵配备一名负责筹措粮草的人员和一名负责看守行李和帐篷的人员，因此战斗人员仅占骑兵部队人数的三分之一），蒙古骑兵在最盛的时候大约也只有１２－１４万左右，因此１５万骑兵已经是防守有余，如果有３０万，则灭亡辽国的军事实力已经具备了，所缺的只是良将而已。
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农业社会供养一匹战马的代价不大于供养３名步兵，则供养一名骑兵包括其装备训练的费用，不超过供养５名步兵，因此，建立并且维持１５万骑兵的费用约等于建立并且维持７５万左右的步兵，如果是３０万骑兵，大体相当于１５０万左右步兵的开支。在北宋对付辽国的具体国防形势来看，即使花费了这么大的军费，因为在减少构筑国防要塞工事（包括其中囤积的大量物资）方面因此而获得的节省，实际上是可以达到节省国防开支的目的。在国防上转变为战略进攻地位，经济负担减轻，社会矛盾和政治矛盾随之缓解，北宋的历史就可以几乎大部改写。当然，不仅北宋，包括辽，金，西夏，蒙古等所有中华民族的历史都可以改写。
宋朝要塞国防工事体系对于国家经济的影响，现代人很难理解。宋朝在城市保卫战当中最著名而且有著作传世的，当数配合刘琦防守顺昌的知府陈规。根据陈规著作中的意见，防守城市至少应该建筑３道城墙，２道壕沟。在城墙上还应该建筑很多防御工事，如敌楼、马面墙等等，另外还应该有供防守人员休息的场所。在城墙外面和城墙之间，还应该布置很多障碍物和陷阱，在城墙附近，应该在平时就储备一些木栅和建筑材料，准备在敌人攻破城墙时用来堵口或者修复。在武器方面，投石机、弩箭等都要事先准备好。陈规提到，宋军在防守开封时，仅仅在封丘门外架设的投石机，在金军来到后来不及撤走被敌人缴获的就有几百座之多，以此推算，全城的投石机至少在千座以上。另外守军还要分为防守部队和机动出击部队，攻守结合才能打败围攻。显然，人少了是不行的，而人多了，消耗的粮食等补给品就多。宋朝不少重要据点防守时间都在半年以上才陷落，而陷落的原因不一定是粮食消耗完了，可想而知，那么多要塞里面储存的物资数量多么惊人！古代经济和今天不可同日而语，生产力低下，储备在要塞里的物资多了，打起仗来自然就舍不得放弃，不放弃就要大量驻军，战略机动兵力就很少了。一旦一座城市被攻击，就向其他城市求援，其他城市考虑到自己的主要任务是防守本城，也不愿派兵救援。士兵防守一座城市的时间长了，进攻意志消沉，在战略上就再不可能采取主动了。乡村沦为战场，农民沦为灾民盗匪。陈规本人担任德安知府期间，指挥过９次防御战，没有一次是对付金朝军队的，全部都是对付盗匪的抢劫。其中第九次防御战所对付的土匪，虽然政府颁布招安命令，赦免他们，但是由于周围的乡村已经全部无人，这些盗匪为了获得粮食仍然继续进攻，而且是吃战死的同伴的尸体继续战斗多么恐怖的社会现象！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