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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量象真的一样，这是制造和发出失真信息的基本要求。
２、利用对手情报系统信息输入的不完全性，干扰，杂波。
即使在完全没有对抗的情况下，任何情报系统也不可能完全探测或接收到自己想获得的一切信息。本来，自己内部的信息应该是比较易于掌握的，尤其在信息发送的双方都有建立联系的动机的情况下。但即使是这样，也不可能完全地接收到一切信息。在八十年代初，我们对外开放政策实行的时间还不长，当时就反映出我们外贸企业在国际市场上遇到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信息传递和处理的速度不适应世界市场的变化。常常有这样的事例，外贸人员得到了信息，反映到企业主管，做出决策後，层层上报，申请外汇，批文等，等到这一切手续办妥，已经时过境迁，赚钱的买卖可能变得赔钱了。在类似的事例中，基层人员很急于向上报告，上级自然也有办好事情的动机，两头都不乏积极性，可是信息的不完全性是不可能克服的。以致于有的国际诈骗犯可以骗了一家公司又再去骗另一家公司。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每个居民都要领居民身份证，这样遗失的问题就不可避免，于是每个城市，每份地方报纸都登栽不少遗失声明，可是，如果有个歹徒利用拾到的身份证作案，试想，有几位有关的人员恰好读到过这个身份证的遗失声明呢。即使是专门记录的民警人员，也不可能凭人脑记忆如此庞大的信息量。除非依靠电脑检索，而电脑网络的不完全，电脑信息不可能让一切用得着的人员分享的实际情况，也在客观上方便了了利用身份证作案的歹徒。
除了信息输入的不完全之外，任何信息系统还要对付来自自身的和环境的干扰。最典型的来自自身干扰得例子，莫过于在诺曼底登陆前，曾经发生在纳粹德国情报系统中的自我干扰。一个是曾任纳粹谍报局长多年，而当时改任经济战机关首脑的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卷入了反纳粹的〃黑色乐队〃集团活动，成为盟军的情报来源之一，除了这种在政治军事外交，商务活动中常有的变节行为之外，那些忠于希特勒的情报系统，也制造了干扰。希特勒为了防止自己的情报系统失灵，特别制造了谍报局和党卫军保安处两个重复机构的矛盾。谍报局的一切情报都必须经过党卫军保安处的审核。由于希特勒本人在战事失利的情况下，总是一厢情愿地追求那些有利的情报，党卫军保安处的情报审核人员投其所好，总是把谍报局西线情报分析科对盟军的估计打一半折扣上报希特勒。分析科的科长罗恩纳对此很着急，于是就接受了下属英国组组长的建议，把估计加倍上报，以便使希特勒在经过党卫军保安处的折扣后，还能知道实情。为了支持这种加倍，他们不得不把盟军虚张声势的一些行动作为支持情报得依据。如果这种加倍和减半的行为成为惯例 ，那么来自两方面的干扰相互抵消后，希特勒仍能收到所需的信息。可是在诺曼底登陆前夕，党卫军保安处不知出于什么缘故，突然停止了减半的行动，于是来自自己情报部门的加倍干扰，就使希特勒收到错误的信息。这些信息使得希特勒误判诺曼底登陆为盟军的佯攻，在战事开始的头几天，严禁使用后备装甲兵团和向诺曼底方向派出大量援军，使盟军成功地巩固了滩头阵地。除了上述出于背叛和忠诚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热情所造成的干扰之外，敷衍了事造成的干扰的危险也不可低估。在谍报局控制下的一个间谍保罗？费德马克，代号〃澳斯特罗〃，鉴于情报收集工作的巨大危险性，干脆自己胡编情报搪塞上司，骗取活动经费 。对于来自环境的无意的干扰，我们可以称之为背景杂波。之所以用背景杂波这个词，是因为现代突袭当中，超低空突防是利用环镜对对手的无意干扰的一个典型事例。雷达是利用发射出去的电波的反射回波来探测目标的，如果敌机飞得太低，波浪，山坡，建筑物等地物反射回来的杂波就会把敌机的回波给淹没了，使得雷达操作人员无法判别。现在的企业开始重视市场的调研工作了，可是在很多情况下，得回来的问卷信息不一定是确切的，很可能是被调查者心不在焉胡乱编造的，或者是由于对某事物有成见而任意夸大或缩小的。因此，统计上对于搜集到的资料，都必须经过处理，找出那些反映大多数情况的趋势，而把那些偏离的情况作为例外，归入〃统计误差〃中不予置理。这是统计技术上对背景杂波干扰的排除。但是并不是一切背景杂波干扰都能用统计方法加以排除的。统计方法的局限性有二：第一，它是一种定量分析的方法，对于一些需要定性分析的问题束手无策；第二，它的基本原理是大数定理，要求有一定的样本数量来保证结果的正确性，遇到无法抽样或者样本数很少的情况下，它的结论就不够正确了。而采集大量的样本需要花费大量资源，而且很多时候来不及，也没有条件。
由于有这种情况存在，任何情报系统都存在着被对手利用的机会。《孙子兵法》上说：〃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者则军士惑矣。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乱至矣，是所谓乱军引胜。〃这里指出了情报系统内部干扰的后果是〃乱军引胜〃，因为诸侯加以利用，趁机发难。《孙子兵法》又提到了利用对手情报系统内部自我干扰的办法：〃故为兵之事，在于顺详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此谓巧能成事者也。〃以及：〃反间者，因其间而用之。〃具体例子，前面在提到认识的心理过程时已提到过，这里不重复。
利用环境背景杂波的例子，历史上曾有许多著名的故事。社会上，通常都流传着各种各样的迷信观念，对于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而言，这就是一种背境杂波，利用得好，收效显著。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得农民起义，就巧妙地利用了人民的迷信。陈胜，吴广光在鱼腹中偷放了〃大楚兴，陈胜王〃的条幅，又在营地附近学狐狸叫，也是重复〃大楚兴，陈胜王〃…这一系列的诡诈行为，如果用来对付今天的人，可能不一定有效，但对付陈胜，吴广他们的戍卒兄弟却已经足够了。从此陈胜的绝对权威就在戍卒当中建立起来了，为起义做好了思想准备。这种动员群众的方式，以后多次被农民起义利用，可谓屡试不爽。从陈胜，吴广直到太平天国无一不是如此。《唐李问对》中李靖更是一句道破古代军事中迷信观象之所以盛行不衰的原因，他说：〃假之以四兽之陈，及天，地，风，云之号，又加商金，羽水，徽火，角木之配，此皆兵家自古诡道。存之，则余诡不复增矣；废之，则使贪使愚之术从何而施哉。〃唐太宗思考良久，才叮瞩他：〃卿宜秘之，无泄于外。〃与迷信类似的，有各种传闻。这在各种大众传播媒介发展不正常，或者被垄断的情况下，是很容易发生的。在生活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种现象：一件事情发生了，直接的目击者并不多，而且出于各种条件的局限，以及目击者本人的经验，动机等因素，又使得各人注意到的部分有差异。以后复述时，观察疏漏之处，就自然起图用想象和猜测来补充。一个观察者，或传播消息，经常有意无意地想使消息更耸人听闻，以此来吸引人们的注意。而注意是人们所追求的一种满足。散布惊人消息的效果，和身穿时装招摇过市，或者登上讲坛作报告所引起的满足感没什么太大差别。因此一件事，在传播过程中，自然而然地被人们所歪曲和夸大了。在最初传播者那里是表示猜测的东西，经过几次传播之后，人们已经把他当成事实来接受了。利用民间传播当中的这种现象，故意散布假消息，这就是造谣。在〃四人帮〃倒台前的一段时间，社会上流言纷纷，尽管〃四人帮〃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来追查谣言，但终于未能止住。这些传闻，或者谣言本身未必是事实，但对于当时动员群众起来反对〃四人帮〃，参加〃四五〃运动，发生的实际作用不可低估。也正由于这种社会现象盛行，才有助于当时的中央把握人民的情绪，做出了粉碎〃四人帮〃的决策。
３、用对手已有的判断使之犯错误：
既然收到的信息可能存在着失真和不完全，竞争对手对于接收到的情报就要加以分析取舍，做出判断。情报分析的基本方式是用已有的判断来估计一份新情报的真伪和价值。判断，则是运用理论，经验于情报分析的结果。通常情报分析人员和决策者倾向于接受与已有判断的连续性较好的情报。如果已有的判断错了，就有可能拒绝正确的情报，而接受错误的情报，或者根据不完全的情报做出错误的推论。在谋略斗争中，就要利用这种情况，使对手错上加错。
晋楚城濮之战中，晋文公就有计划地利用了楚王及其前线统帅成得臣的判断错误。晋楚都是强国，但晋的强大在当时还没有被人们所充分认识到。晋文公利用这点假象，多次示弱诱敌。一方面使楚王麻痹，不发援兵；另一方面，使楚军轻敌冒进９０里（三舍），以致受到沉重打击。《六韬》借姜太公之口说：〃夫攻强必养之使强，益之使张，太强必折，太张必缺。〃对手强盛是有一定限度的，对手如果对于自己的强盛判断过高，在决策行动时就容易犯错误。正如列宁所说：〃真理往前进一步，就成了谬误。〃引导对手走出这个错误的一步，进而陷其于不利，是诡诈的方法之一。
因此，要防止自己上对手的当，必须注意自己的判断的量和度的界限，必需设置一个切合实际的置信区间，警惕任何想诱骗自己离开这个区间的企图，并把这种企图与诡诈行为联系起来。
简单诡诈行为指那些只有一招欺诈的行为。比如说，设计〃隐形〃兵器的时候，只考虑对于雷达隐形而不考虑对于红外线、可见光等等侦察的隐形，当然比较容易被别人识破。如果环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