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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无论从斗争环境还是从斗争对象来看，都注定了这是一场老一辈革命家们过去所从未经历过的特殊斗争。
从斗争对象看，斗争对象是一群罩着革命的光环、盘踞在党内高层、骗取了毛泽东的信任、在党内军内握有重权、一时不容易被揭露的野心家和阴谋家。
斗争的环境是，党的领袖的决策严重失误与一些野心家利用这种失误来搞阴谋交织在一起。周恩来和老一辈革命家脚下踩着的是布满了若即若离的“连环雷”雷场。对林彪、江青一伙的行动，不单纯是针对他们，如果不审时度势，掌握火候，就有可能触及到毛泽东。
面对这样的斗争对象和斗争环境，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过去在你死我活的敌我冲杀中练就出来的一身是胆、视死如归的革命素质，在这场史无前例的风暴中显得是那么地无所适从。
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刚直不阿，拍案而起，抨击和抵制林彪、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和极左做法，往往被他们扣上反对毛主席、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帽子，轻则被罢官免职、受批挨斗，重则被迫害致死，其结局往往是悲剧性的。
自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已经有许多老干部纷纷落马。进入1967年以来，打击老干部之风更是来势汹汹。元旦刚过，一些造反派就围堵在中南海的几个门前，闹着要揪国务院的几位副总理。1月8日，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委阎红彦上将不堪陈伯达、江青等的迫害，自杀身亡。
问题的严重性还不仅仅在于个人的荣辱安危，还在于如果一旦老干部都被打倒失去了发言权，党和国家的权力将更多地落入阴谋家和野心家的手中，党的命运、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安危令人堪忧。
周恩来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老干部打倒得越多，越对林彪、江青一伙有利。
林彪、江青一伙越是倒行逆施，越是激起老干部拍案而起，他们借机可以打倒更多的老干部，其结果是他们可以更加肆无忌惮地恣意横行。这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在这样一座特殊的炼狱中，胜利者只能是属于这样的人：首先，要有能看得清当时的斗争形势和环境的政治眼光；其次，要有能够适应这种斗争环境和斗争对象的性格涵养和斗争胆略。二者缺一不可。
硬抗、硬顶、硬拼，对党和国家不利。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该让步的还是要让步，该转弯的还是要转弯，不能计较一时一地的个人荣辱与委屈，不能争一时之胜败。
周恩来之所以先找陈毅谈，要他带头作检查，是因为“文化大革命”以来，陈毅在一系列公众场合的讲话中公开批评了陈伯达、江青等中央文革一伙操纵红卫兵和造反派的所作所为，被造反派揪住不放，处境危险。
当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逐渐显露出其危害性和灾难性后，周恩来和陈毅在不理解中表现出两种不同的态度和斗争方法。周恩来是忧心忡忡地考虑如何把这场“洪水”纳入河道，正像一位外国作家所描述的：“周恩来像个绝妙的骑手，试图骑在一匹脱缰的马背上并最终制服它。”因而，他所采用的斗争方法更多的是韧性的阴柔、迂回。而生性刚烈豪爽的陈毅却难以抑制住感情的闸门，对林彪、江青一伙的所作所为和文化大革命中一些错误的做法直言不讳，打出了排排“重炮”。
1966年11月13日下午，北京工人体育场。在军队院校、文体单位10万人参加的大会上，陈毅针对林彪、江青一伙试图乱党乱军的阴谋“开炮”了：今天，我陈老总在这里给你们泼点冷水，有些话讲出来可能不好听哟，但还是要讲。无非是有人到外交部来揪我，贴我的大字报。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可是现在有人拿对付敌人的一套对付自己的同志，对付人民的军队，搞什么“逐步升级”，口号越提越高，斗争对象越搞越大。总之，越“左”越好。这种简单化、扩大化的做法，最终结果只能适得其反。
次日，在外交部小礼堂召开的外交部红卫兵大会上又响起了陈老总的隆隆“炮声”：自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来，我讲了很多话，现在我还要坚持讲下去。我已作好准备，落个被罢官、撤职、坐班房，这都不要紧哟。有人劝我陈老总少讲一点话，他们都是好心哟。我压了又压，可还是压不住，有啥子办法？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一张大字报也没写，是个落后分子，你们写了几百张，是“先进分子”哟！现在外交部里大字报的名堂可多哟，什么“罪魁祸首”呀，什么“刽子手”呀，什么“滔天罪行”，……哈哈，就由你一张大字报定了吗？这不是解决问题，是纸老虎，是在追求惊心动魄！
陈毅嘻笑怒骂，台下有人报以阵阵笑声和掌声，有人匆忙记录要当作陈毅的“罪证”材料。陈毅全然不顾，继续加大“火力”：有人在大字报中说我陈老总的讲话不符合《人民日报》社论，他说他的，但我不改变我的看法。我这个当外交部长的经常在估计形势，我是靠这个吃饭的，但这场文化大革命，我是完全没有估计到，是很不自觉、很不理解的。
11月29日，还是在工人体育场大会上，陈毅继续“放”了个痛快淋漓：我上次的讲话（指11月13日的讲话），是有意识对准一些人的。我是一个“保守派”。现在我担心，主要是目标不明。把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统统说成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讲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讲黑帮，就都是“黑帮”。这样，打击面太大、太宽，等于否定毛主席的领导，否定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否定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我讲话有些刺人，但我讲的是真话，是老实话。
……
陈毅的这一排排“重炮”，把中央文革一伙给打懵了。在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江青挥舞着拳头朝张春桥、王力等人歇斯底里：“反击！反击！”
于是，陈毅的讲话以及这一时期其他老帅的类似讲话被诬为“十一月黑风”。很快，一股反击“十一月黑风”的狂潮席卷而来。在中央文革一伙的指点下，造反派叫喊着“揪出陈毅”、“要陈毅出来检讨”等，向陈毅发起了冲击。
周恩来挺身而出，挡住了呼啸而来的“揪陈”恶浪。
1966年12月3日晚7时，国务院会议厅。周恩来接见北京外国语学院红卫兵组织代表。红卫兵代表对陈毅提出了种种责难，说：陈毅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他的许多讲话压制了左派学生，没起到好作用。
周恩来对红卫兵进行了耐心的劝导，说：你们说陈毅“和稀泥”，其实他是为了团结大家，是一肚好心肠嘛！就是有时说话“走火”。我们相处几十年，这个老同志的确为党为革命做了很多工作。
但红卫兵不听劝告，一味纠缠。周恩来生气了，他严正地告诫说：你们对陈毅说过的话，就要求那么严？这样听起来，你们是对他有偏见，专抓“小辫子”。我今天没有时间专讲陈毅问题，但我要告诉大家，陈毅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你们不能把他一时失言“走火”，都弄成“黑话”。对陈毅同志问题的认识，你们不能强加于我。你们讲他说过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我也说过不理解嘛！你们不能以任何理由冲外交部，不能揪陈毅。你们要去，我势必出面劝阻。
然而，有恃无恐的造反派不顾周恩来的警告，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武工队”竟冲进了外交部，要揪陈毅。
12月13日晚8时，周恩来把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几个红卫兵组织代表召集到中南海小礼堂，责令冲入外交部揪陈毅的“武工队”立即撤出外交部，否则，就要派卫戍部队去把他们拉出来。
红卫兵还不服，咄咄逼人地与周恩来辩论起来：我们认为，现在外事口问题的关键不在别的，而在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例如，工作组的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还有，陈毅到现在还没有作检查，仍然坚持他以前的观点。他给军事院校学生的两次讲话，保守派很欢迎。总之，外事口文化大革命的阻力来自陈毅，因此，必须彻底批判陈毅，否则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打不垮！
周恩来不想在陈毅问题上同他们纠缠，说：今天我不准备同你们谈这件事，要谈以后谈。你们不能压我。你们送来一大叠东西（指造反派送来的关于陈毅问题的材料），我还没有看。总得先让我把材料弄清楚吧……
没等周恩来说完，红卫兵就打断说：总理，你要理解我们的心情！
周恩来气愤地说：你讲，我一直在听，耐心地听嘛！但你总不能要我马上回答你的问题。……你们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你们把一切问题归结于一个人，这不是辩证地看问题。运动发展是波浪式的，不能老是如火如荼，天天出大事才痛快。
我过去对你们说过，这样大的局面，我做梦也没敢想过，也许你们想到了，算你们有伟大的预见！事物的发展常常超出我们的预计，包括各个行动，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问题是犯了错误，认识到了，就要马上承认、改正。我这是对你们讲的老实话。所以，在我理解你们情绪的同时，我们的情绪，也请你们理解。总之，我今天没想回答陈毅同志的问题，还发了这么大的脾气，对不住了！
说完，周恩来愤然退场。
1967年元旦刚过，周恩来又连续3次同军队院校和文艺单位的造反派谈话，说服他们取消将在5日召开的、指名要陈毅到场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
虽然周恩来挡住了呼啸而来的“揪陈”恶浪，但从196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