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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周恩来用心血浇灌出来的中缅两国人民深厚的“胞波”情谊，在文化大革命中几乎被浓厚的极左思潮所窒息。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极左思潮很快祸及外交领域。
中央文革一伙在一旁推波助澜。他们要求国内有关部门向我国各驻外使馆、领馆大量寄送毛主席著作、语录、像章和“文革”宣传品。
康生说，世界已进入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宣传毛泽东思想是对外工作的中心任务。
于是，许多驻外使馆人员、援外人员、留学生，乃至有些华侨就不看对象，不考虑驻在国的法律规定，强行发放毛主席语录、像章及“文革”宣传品，甚至同外国人会谈也要首先念毛主席语录。
这种可笑的事情，周恩来自己就亲自遇到过。一天，周恩来在钓鱼台陪来我国访问的巴基斯坦空军司令吃饭。刚一坐下，服务员就严肃地念起了“一切魔鬼通通都会被消灭”的毛主席语录，使得周恩来和巴基斯坦空军司令都很尴尬。事后，周恩来愤怒地批评说：“这是牛头不对马嘴。”
周恩来还多次批评驻外人员和留学生对外宣传强加于人的极左做法。他说：中国专家挂毛主席像章是我们的权力。外国朋友要，我们不好不给。但是，驻在国政府不让他们本国人员挂毛主席像章，我们就不能因此说他们反华。否则，反华的国家就多了。有些国家和政府对我们是友好的，也敢讲毛泽东思想，但也还反对本国人挂毛主席像章。我们热爱自己的领袖，也要尊重人家的领袖。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自尊心，强加于人，适得其反。
周恩来还说：对外宣传要见缝插针，见缝插针也得有缝才行，铁板一块就插不进去，硬插，针就断了。见缝插针插得进去，见缝插棍子就不行，不能倾盆大雨。
尽管周恩来一再强调对外宣传要看对象，不能强加于人，但在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猖獗中，周恩来的话被置若罔闻。
对外宣传中的极左做法，引起许多国家对中国的怀疑、不满和反感，严重的外交纠纷纷至沓来。
1967年6月，我国驻缅甸人员不顾缅甸政府的劝阻，强行向华侨和缅甸国民散发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像章，引起缅方的不满和干涉。
对于中缅双方政府来说，理智的做法是双方同时采取克制的态度，以避免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缅甸政府一再表示，愿同我国保持友好关系，不愿意把关系搞得很紧张。
但在中国，极左思潮趾高气扬。
中央文革一伙扬言：报纸的调子可以高于政府声明，群众的调子可以高于报纸，要逼缅甸同我们断交。
6月29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醒目的容易刺激对方情绪的粗黑标题《缅甸政府唆使暴徒袭击我使馆杀害我专家迫害我侨胞，我国政府向缅甸政府提出最紧急最强烈抗议》，刊登了我外交部给缅甸驻华使馆的照会。
6月30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继续以更醒目的粗黑标题刊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声明，最强烈最严重抗议缅甸政府的反华排华的法西斯暴行。
周恩来坚决阻止了逼缅甸政府同我国断交的极左做法。他说：不怕断交还可以说得过去，这是被动的。如果提逼它断交则变成我们是主动的。
从6月29日起，北京几十万群众连续在缅甸驻华大使馆门前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
在缅甸驻华使馆前，一支支抗议示威的队伍首尾相接，怒吼声震天动地。缅甸使馆外的墙上和门前马路两旁，贴满了密密层层的声讨大字报和大标语。
在那种极左的氛围里，群众游行示威和报纸上的高调宣传，周恩来难以阻止。但是，绝不能让示威群众“以牙还牙”，去冲击缅甸驻华使馆。
为此，周恩来打电话给外交部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群众只许在使馆外面示威，绝不能冲入使馆，更不能伤害使馆人员。
在卫戍区部队的严密控制和疏导下，连续几天的群众示威没有出现冲砸缅甸使馆的情况。
7月初，又有一些造反派操纵部分群众准备冲击缅甸驻华大使馆，周恩来及时制止了这一行动。
在周恩来的努力下，中缅关系的事态得到控制，没有进一步恶化。
英国驻华代办处被烧
1967年8月7日晚9时，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
不久前在武汉七二0事件中被当作“英雄”的中央文革小组要员王力，拖着一条打着石膏绷带的伤腿，靠在躺椅上，接见匆匆应召赶来的外交部造反派。
刚刚在上午因揪斗陈毅受到周恩来严厉批评的造反派一见到王力，就像在外头受了气的奴才见到了救命的主子，纷纷诉说各自的“委屈”。
造反派一阵“诉苦”后，王力开讲了：“外交部运动阻力大？外交唬人嘛！别人不能干，了不起？这么神秘，只有少数专家才能干，你这个外交就这么难？红卫兵就不能干外交？他们说你们方向路线错了，那陈毅的方向路线倒对了？你们一月份夺权夺了多少权？业务监督权有多少？能监督得了吗？部党委班子还没有动吧？革命不动班子？！这么大的革命，班子不动还行？为什么不能动一动班子？”
接见从9时开始，一直持续到11时。
周恩来是在第二天从造反派散发的传单上得知王力的讲话内容的。
王力的讲话，矛头明显是冲着周恩来来的。但周恩来没想到王力竟说得这么露骨。
自从一月夺权风暴发生以来，周恩来在各种场合对外交部群众组织一再强调：夺权只能夺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外交业务大权属于中央，绝不允许夺，只能监督。对业务的监督也是有范围的，不是全部。
不光是外交业务大权不能夺，中央、国务院各部委的业务权，如财政权、国防权、军事权、新闻权等都不能夺。
2月份，周恩来还当场下令逮捕了操纵造反派打倒李先念、夺财政部财政大权的财政部某副部长。
对陈毅，周恩来更是一保再保，不同意造反派打倒陈毅。
这些，王力都是知道的。
也许是想要当面问个究竟，周恩来看到王力的讲话后，曾提议与康生、王力一谈。但康生、王力置之不理。
康生、王力是不敢前来与周恩来谈的。他们无法直面周恩来的质问。对此，康生已经领教过一次。
在6月份，康生就向周恩来砍了“一刀”。他在接见外事口造反派的一次讲话中，给建国后的外交扣上了“三降一灭”的帽子，说：“我最近看了一些文件，发现不是三和一少问题，是三降一灭，向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动派投降，扑灭人民的革命。”
周恩来得知后，非常气愤，曾当面责问康生：“外交部总的政策不论是我兼外交部长的时候还是陈毅当外交部长，都经过我的手，我都送毛主席看。对外政策基本上是主席讲的，我们办具体事项。”
康生做贼心虚，推说他是指中联部的王稼祥。
王力不敢同周恩来谈，他跑到了陈伯达、江青处汇报。
陈伯达、江青表示：讲得好，有点造反派精神。
康生也说：王力的讲话符合主席精神。
康生纯粹是在假传“圣旨”。后来，毛泽东在谈到王力的“八七讲话”时说：“王力的那些谈话我也不能说的，我没有叫他管外交部。”
王力的“八七讲话”，并不全是王力在七二0事件的“英雄”的光晕中，被“胜利”冲得不知东南西北的表现，而是急于抢班夺权的野心家在久攻不下的情形下一种迫不及待、孤注一掷、歇斯底里的赤膊上阵。
在王力“八七讲话”的煽动下，外交领域的极左思潮越演越烈，外交局势一度失控。
8月19日，有恃无恐的外交部造反派冲砸外交部政治部，强行封闭所有副部长办公室，悍然宣布夺取外交部大权。
4天之后，8月22日，狂热的造反派又放火焚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
火烧英国代办处是典型的极左思潮越演越烈的结果。
事件的导火索是一起简单的劳资纠纷。
1967年5月6日，香港新蒲岗人造塑胶厂的工人上街罢工游行，要求增加工资。港英当局出动警察驱赶，双方发生殴打，多名工人被打伤，20多人被逮捕。
对英国方面的镇压行动，周恩来认为，中国政府作出反应是必要的，但基于我国对香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和政策，又要十分注意斗争的方式方法和策略，要注意掌握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要文斗，不要搞武斗。武斗会遭英方镇压，且容易被美国利用。
周恩来还对香港工委指出：香港工人可以搞一些临时的突发性的罢工，不要搞像1925年省港总罢工的形式，因为时代不同了。1925年在香港投资的主要是外商，搞总罢工可以使香港成为死港，而60年代香港的主要投资者是华商，香港百分之七十的日用品和百分之九十的副食品都是我国供应的，如果搞总罢工，日本商人就会去占领这些市场。另外，搞长期罢工，工人无工资收入，生活要靠国家救济，这会增加国家财政负担，对我不利。
然而，在极左思潮的冲击下，周恩来的指示并没有得到贯彻，相反，还搞了一系列极左行动，斗争逐步升级，事态越闹越大，致使我方骑虎难下，很是被动。
对此，周恩来有过多次批评。
5月16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港英当局镇压中国同胞的暴行后，“港九各界同胞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成立，用国内“文化大革命”的形式，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反英标语贴满街头，反英口号震耳欲聋，罢工游行此起彼伏。有些人还用土制手榴弹和炸弹袭击港英警察。
为配合香港工人行动，北京100万群众在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