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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何时？难道等到所有老干部下去了再说吗？不行，不行，一万个不行！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下去。
林彪看了谭震林的信后，恰好江青来到神秘阴森的毛家湾，向林彪状告“大闹怀仁堂”的老同志。
可以想象，当江青看了谭震林的信后，会是怎样的暴跳如雷。
于是，谭震林的信被立即转送给毛泽东。
林彪还在谭震林的信上批道：“主席，谭震林最近的思想意识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现将他的信送上，请阅。”
2月19日凌晨，毛泽东召集政治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李富春、叶剑英、李先念、康生、谢富治、叶群等。
会上，毛泽东严厉批评“大闹怀仁堂”的几位老同志：中央文革小组是执行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的。十一中全会你们都是举了手的，讨论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你们都是投了赞成票的，为什么现在又反对？文革小组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叶群同志，你回去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稳当哩！如果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他再上井冈山打游击。你们说陈伯达、江青不行，那就改组文革小组，让你陈毅来当组长，谭震林、徐向前当副组长。我和林彪马上走！
陈伯达、江青枪毙！康生充军！力量还嫌不够，就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你谭震林也算是老党员，为什么站在资产阶级路线上说话呢？
毛泽东这次的确是大动了肝火。据康生后来说：“我跟主席这么多年，从来没见到他发这么大的脾气。”
周恩来事先虽有一定的心理准备，但也没料到毛泽东会把话说到这种地步──把话说绝了。他心情十分沉重。
明摆着，如果这时硬要起来论个我是你非，党就要分裂，军队就要分裂，国家和民族将陷于万劫不复之中。
顾全大局，相忍为党。这是当时的历史空间留给周恩来的唯一选择。
这时，必须有人出来承认“错误”，以缓和毛泽东的气头，使毛泽东平静下来。
除了周恩来，没有任何人能够替代。为什么说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起到了特殊的缓冲作用？为什么说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起到了他人绝难替代的作用？这就是其中一个生动感性的实例。
周恩来一边劝毛泽东不要生气，一边诚恳地自我检讨，大意是：怀仁堂会议的事，主要责任在我，我作为会议主持人，没有掌握好。会后，几位老同志也感到这样做不对，找我作了检查，我没有及时向主席汇报。他们自己也感到讲了些对不起主席的话，想找个机会当面向主席检讨。
毛泽东的怒气和缓了一些，他说：恩来同志，我建议这件事要开会认真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党来解决。
于是，会议决定由周恩来出面主持政治局“政治生活批评会”，对陈毅、谭震林、徐向前等进行批评，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三人“请假检讨”。陈毅的工作，由周恩来亲自做，亲自找他谈。
从2月25日至3月18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被迫在怀仁堂主持召开了7次“政治生活批评会”。
会上，中央文革一伙扯大旗当虎皮，借机以“资产阶级复辟逆流”（又称“二月逆流”）的罪名对陈毅、谭震林、徐向前等三老四帅进行批斗围攻，并把矛头指向周恩来。
康生说：“这是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一种政变的预演，一种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
江青说：“你们的目的就是想为刘少奇、邓小平翻案！保护老干部，就是保护一小撮叛徒、特务……”
陈伯达说：“反对文化大革命，炮打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这是自上而下的复辟资本主义，这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
各种帽子、棍子一齐飞来。什么“俱乐部”、“黑干将”、“联络员”，等等。
李富春是协助周恩来处理国务院日常工作，几个副总理常因工作需要到他家里讨论问题，被诬为“二月逆流”的“俱乐部主任”，协助周恩来抓经济工作的余秋里和谷牧被诬为“俱乐部”的“联络员”。
这样一说，周恩来不就是“二月逆流”的“总后台”吗？
这正是中央文革一伙的险恶用心，由此逼周恩来作检讨。
不得已，周恩来只好自我检讨，检讨自己“在路线斗争问题上不敏锐、迟钝”。
不光自己违心地检讨，周恩来还要说服“大闹怀仁堂”的老同志检讨。
据童小鹏回忆，周恩来当时对几位副总理和老帅们提出：“第一，要心安气静，吃好睡好，不要住院，要与他们奉陪到底；第二，要坚守自己的岗位，一定要抓工作，自己的阵地不能放弃，放弃阵地，就是退却、逃兵；第三，该检查的就检查，要讲点策略和斗争艺术，不能匹夫之勇。这样做并不是怕谁，过去打天下时，为了人民，可以把生死置之度外，现在为了把住人民所给的权力，受点侮辱、批判又算得了什么？”
周恩来所选择的斗争道路，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既是一条充满荆棘和漩涡的艰难之路，也是一条痛苦之路。周恩来是一个非常看重道德人格的政治家。自己有时不得已的违心之举，对他来说是痛苦的；别人甚至连有些并肩战斗几十年的老同志对此不理解，周恩来就更为痛苦。但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为了民族的安危与前途，他不能不抛弃个人的荣辱得失而忍辱负重。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大义凛然的二月抗争的失利，使周恩来陷入了更为艰难的处境。
原本可以协助周恩来处理党、政、军、文革工作的几位副总理和老帅失去了发言权，连参加政治局会议的资格也被剥夺了。
原由周恩来主持，几位副总理和老帅及有关负责人参加，处理党和国家大事的中央碰头会被迫中断，由中央文革碰头会取代。
中央文革碰头会虽然还是由周恩来主持召集，但成员多是江青一伙。周恩来势单力薄。
江青一伙公开逼周恩来交权。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江青、张春桥几次公然对周恩来说：“主席已经讲过了，文革小组代替了书记处。以后总理要像对待书记处一样对待文革小组。”
《紧急指示》
文化大革命运动起来后，军队怎么办？周恩来和老帅们及军队中的大多数干部的想法基本一样，就是军队无论如何不能乱，军队一定要坚持党的领导。
为此，周恩来全力支持主持全军文革小组工作的刘志坚制定了一些旨在稳定军队的有关军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在八届十一中全会讨论《十六条》时，周恩来支持刘志坚的建议，坚持在十五条以外加上一条：“部队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进行。”
对军队文化大革命的一些特殊规定和限制，招致了林彪、江青一伙的不满。
篡国必先篡军。
掌握了一部分“枪杆子”的林彪，深知军中有许多人对他不服，他要把反对他的、他认为不放心的力量全部打倒，让军队全部听他的，为他当接班人扫清道路。
林彪说：“要学蒋介石，把一国兵力抓住了，也就是把一个国家抓住了。”
舞文弄墨的江青、陈伯达、张春桥之流，笔杆子还行，缺的就是“枪杆子”。江青一人常哼哼着京剧《击鼓骂曹》中的一句唱词：“只恨手中缺少杀人的刀。”
要篡军必先乱军，在乱中打倒一批军队老干部，在乱中夺权。
因此，就有了许许多多的一幕。
1966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第二军医大学“红纵”的一个造反派头头对林彪说：林副主席，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与地方做法不一样，军队搞了许多条条框框，对群众限制太多。军队院校镇压群众运动。
林彪点了点头，当时没有说什么。从天安门城楼下来后，林彪即下命令给“全军文革”，说要立即发一个紧急指示，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按照地方一样的搞法。
这样，“全军文革”不得不立即起草一个《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
稿子起草出来后，林彪看了很不满意。因为稿子的基本精神还是强调要坚持党委的领导。
林彪下令把文件草稿送中央文革小组审改。江青、康生、陈伯达看后，认为草稿有很多地方不行。他们对草稿逐字逐句修改，最后加上了取消军队院校党委领导的条文。
10月5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批转了总政治部《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紧急指示》称：根据林彪建议，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根据中央文革小组的意见，宣布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则在各种场合的讲话中，说《紧急指示》适用于一切单位。
自此，军队的文化大革命灾难开始了。
正如周恩来后来所说：军委《紧急指示》起到了动员作用，但也起了副作用，就是冲击军事机关很厉害。
军队院校的学生四处串联，一次又一次地冲击军事机关，揪斗军队领导干部。
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被揪到国防部大楼前。
成都军区副参谋长被揪到北京来了。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学生连续冲击国防部大院，并冲入大楼要揪曾任过该校工作组组长的国防部办公厅副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