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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083-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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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核实,在“石一歌”工作期间,用余秋雨为名发表的有一篇文章。1973年第3期《学习与批判》(1973年11月出版)上发表《尊孔与卖国之间———从鲁迅对胡适的一场斗争谈起》,署名为“秋雨”。

  另外,《朝霞》丛刊第一期(1973年5月第1版)300页到318页发表了《鲁迅在广州》一章。这一篇文章是余秋雨独立负责撰写。在《借我一生》里也得到了余秋雨的确认。

  另外一件事与《鲁迅传》有关。对“石一歌”清查的当事人回忆证实,12万字的《鲁迅传》初稿完成以后,送给了当时写作组的核心(后为王洪文的政治秘书)肖木,肖木看完以后,向张春桥汇报说,生动不如王士菁(当时的鲁迅研究专家,著有《鲁迅传》),深刻不如姚文元(指姚文元所著《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一书)。张春桥听了以后没有表示任何意见。

  “当肖木这个意见传下来以后,我们当时很郁闷。虽然这个时候余秋雨已经离开了‘石一歌’,上调到写作组文艺组,负责联系‘石一歌’。但是领导还是决定由余秋雨来改写,因为余秋雨在写作上有独特的方法。我们高校的老师和理论研究工作者,习惯于引鲁迅的一段话再发挥发挥,这样看就论文不像论文,传记不像传记。余秋雨有一个巧妙的办法,他把鲁迅的思想化成动作和细节,这样一来不就生动了嘛,化来化去,细节和动作多了,这样不就好看了嘛。结果他修改出来的《鲁迅传》,肖木看了以后说很不错。”孙光萱、徐缉熙对记者说。

  事实上,从1972年1月到1977年初,“《鲁迅传》写作小组”存在了5年。“《鲁迅传》写作小组”在“写作组”文艺组的指导下,配合全国当时的政治形势需要,以“石一歌”、“石望江”(为“《鲁迅传》写作小组”正式成立前所用笔名,为四个人望黄浦江的谐音)、“丁了”(即稿子定了的谐音)为笔名发表了《学习鲁迅,痛击右倾翻案风》、《投一光辉,使群魔嘴脸毕现》、《不断清除革命队伍中的蛀虫》、《学习鲁迅反复辟斗争的韧性战斗精神》、《坚持古为今用,正确评价法家》等84篇文章。

  “《鲁迅传》写作小组”还主编了《鲁迅年谱》和《鲁迅读本》(含《鲁迅小说选》、《鲁迅杂文选》、《鲁迅诗歌散文选》、《鲁迅书信选》等4本,1972年9月,内部出版第一版),撰写了《鲁迅的故事》(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1版)、《鲁迅艰苦奋斗的生活片断》(1975年9月第1版)。

  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上海市委驻原写作组工作组对“石一歌”小组的工作进行了清查,在《关于〈鲁迅传〉小组(石一歌)的清查报告》)中有如下结论:

  在“四人帮”的所谓“批儒评法”、“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等一系列阴谋活动中,起到了配合作用,特别是在“四人帮”推行反革命纲领的喧嚣当中,石一歌写了不少文章,流毒很广。《鲁迅传》小组是张春桥、姚文元授意其余党朱永嘉,假借毛主席、周总理号召学习鲁迅的名义搞起来的。

  《鲁迅传》在观点上的主要错误是歪曲鲁迅批孔的事迹,把周扬等同志当作了敌人。“四人帮”余党为了配合所谓“批林批孔”的需要,特意下令把《鲁迅传》中鲁迅后期的一章《再捣孔家店》提前抛出。这一章由鲁迅传小组写出初稿,由原系鲁迅组成员后调写作组文艺组的余秋雨同志作了大改。在这一章中,把鲁迅反帝反蒋的一九三四年几乎写成了“批孔年”,文章从鲁迅不同时期、不同内容的四篇文章中,断章摘句地加以拼凑,得出所谓鲁迅总结的关于“尊孔”与“卖国”的规律。在《鲁迅传》最后一章《鞠躬尽瘁》中,也依照“四人帮”的调子,对周扬、夏衍等同志加以不少诬陷不实之词。

  另外,该书在材料方面也有不少失实之处,有的主观想象,形而上学,有的粗枝大叶,不作调查。所有这些,和该组受“四人帮”恶劣学风和文风的影响是分不开的。除上述的错误文章外,未发现政治错误。

  写作组的三年半

  “写作组”全称为“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上海市革委会成立后,更名为“上海市委写作组”。总部核心是朱永嘉、肖木、王知常,直接受到张春桥、姚文元领导,朱永嘉本人当时为中共上海市委列席常委、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在“写作组”下设文艺组、历史组、经济组、哲学组等。写作组呈金字塔结构,最高一层为朱永嘉、王知常及下设各组组长;第二层为康平路写作组总部成员;第三层为各个组下设组织,也称外围组,仅在文艺组下面,就设有“《鲁迅传》写作小组”、《文艺摘译》编辑部、《朝霞》编辑部等机构。

  1973年5月14日,余秋雨调到了位于康平路141号的写作组文艺组。此时,完成《鲁迅传》工作的高义龙(原为《智取威虎山》编剧组成员之一)也回到了写作组文艺组。

  据原写作组的徐缉熙说,“余秋雨是写作组惟一从下面正式上调,成为文艺组成员的。”胡锡涛在《余秋雨要不要忏悔》一文中写道,“余秋雨怎么会从外围被选入内围?就在于他才华出众,文笔漂亮,写了一系列有影响的文章而深得头儿们的欣赏。”

  余秋雨到文艺组参与的第一件工作是为姚文元重写《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这本书做些资料准备工作。据高义龙透露,这些材料分别是《鲁迅揭露批判四条汉子和国防文学的材料》、《四条汉子在鲁迅逝世后攻击和诬蔑鲁迅的材料》、《鲁迅批判孔孟之道的材料》、《鲁迅关于培养文艺队伍的材料》、《鲁迅总结历史经验的材料》,最后一本材料是1974年2月14日印出来的。

  “那时候我和余秋雨住在康平路,开会也在那里。”高义龙介绍说,按照组织结构,市委写作组是市委机关的组成部分,“石一歌”是写作组下属的项目组。

  据胡锡涛在《余秋雨要不要忏悔》一文中的回忆,写作组没编制,人员多为借调,工资仍在原单位拿。它办的6本杂志,不发稿费或补贴(“文革”期间一律不发稿费),写作大多为任务,文章发表时多数为笔名,等于完全是义工。偶尔用一下真名,还得防止作者“翘尾巴”。写作组的日子过得并不像后来人想象的那样奢侈。据徐缉熙回忆,在康平路的生活其实和在复旦的时候差不多,写稿没有任何稿费,经常工作到深夜,也没有任何物质待遇。如果是熬通宵,也只有两毛钱的夜宵,12点的时候食堂供应点面条。

  “当时朱永嘉这样的头儿,惟一的优待就是一碗大米饭,我们吃的都是籼米,因为他胃不好。其他都一样,没有任何物质待遇。”

  在徐缉熙的印象中,在写作组时余秋雨写的文章并不多。“有段时间,因为要加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写作组调进了一些又红又专的小青年。这些小青年调到写作组,刚来的时候不知写文章为何物,写出来的文章不像样,后来就让余秋雨修改指导,因为他是文艺组的骨干,写作水平高。这些小青年受文艺组的氛围影响,后来都进了文化圈,成为了著名的写手。”

  这一时期,据胡锡涛《余秋雨要不要忏悔》文中介绍,余秋雨有两篇文章尤为重要”,一篇是用笔名“任犊”写的《走出“彼得堡”》,在《朝霞》发表。另外一篇是《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由上海王知常寄给北京《红旗》杂志。

  这时,胡锡涛已从上海调到北京《红旗》工作,主管文艺稿件。胡看完文章,感觉良好,转送王洪文之后,没有采用。对这段经历,胡锡涛在文章里写道,“王知常打电话催问我:‘那篇谈鲁迅佚文的文章,你那里不用,我们在《学习与批判》第8期发表’。我说,‘报上去了,可惜不用。你们自己发表算了。任犊是谁’?王说,‘是余秋雨。’我问,‘他现在好吗?’王说,‘他现在是这里的第一号种子选手。但是情绪不稳定,忽高忽低。’”《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最终发表在了《学习与批判》杂志1976年第8期上,后《人民日报》又作了转载。

  胡锡涛和王知常在电话里谈到的《走出“彼得堡”》,为有过“文革”经历的人所熟悉。胡锡涛《余秋雨要不要忏悔》里评价说,“应该承认,《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多少有些学术味道,不是一般应景之作,所以姚文元不采用;而《走出‘彼得堡’》写得很俏皮,恰是应景之作。此文强调文化人走出文化小圈子,到工农群众中去,与工农相结合,这是与‘文革’的极左路线相符合的。——它的客观效果,肯定不好,完全与广大文化工作者的心愿相反。‘文革’时期的文化人都被赶到乡下或者五七干校参加劳动,已经活得够累、够痛苦了,都想回到原来的岗位上就业。1973年,有的人刚刚回到城里恢复工作,有的人还在乡下做‘回城’的梦,余秋雨发表此文,给了当时文化界的人当头一棒……”

  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高义龙说:“《走出‘彼得堡’》是我写的,余秋雨改过一稿。《走出‘彼德堡’》的背景是,1975年提倡学理论,我先写了一篇《作家·创作·世界观》,从高尔基写出革命文学《母亲》后,又写了宣扬‘造神论’的《忏悔》,受到列宁批评,谈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文章发表在《朝霞》第一期上。接着打算写学习列宁给高尔基的信,强调深入生活。这时一天恰好在公交车上遇到一位有名的工人作家,谈起来,他说好呀,并说张春桥就要求工人作者读读列宁这些信,走出‘彼得堡’,不久还给我写来一封信,把有关情况写在信上。文章的题目就是这样来的。”

  徐缉熙也说,“当时,高义龙写了《走出‘彼得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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