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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4月27日,在北京,我和瑞溥在他那只有十平米的家里聚会,纪念我们“蒙难三十 周年”。我回忆起这段往事,他双手扶着头说:“你知道那时候我想什么吗?你越是喊我,我越难受。 我真希望那铁丝网上通得有电流,我好撞上去杀身成仁!”我们好久都说不出话来,后来我拿起杯子 和他碰了杯,把杯中的苦酒一饮而尽……
反对血腥“甄别” ~~ ~
4月6日下午,格林中尉忽然亲自来找孙振冠。我问他有什么急事?他说:“快叫你们孙少校到? 72’去见联军司令部派来的贝尔上校,他将在那里召集你们各中国战俘营的代表,宣布有关你们遣 返的重要公告。我负责保证孙少校安全返回‘71’。”
我立即到军官大队向赵政委他们汇报。赵政委马上召集了党委紧急会议,研究这是真有其事,还 是敌人玩弄阴谋。不少领导担心老孙的安全。
老孙说:“敌人要扣留我用不着搞这个鬼,而且扣我还不如扣赵政委有用。估计是确有其事,大 家不用担心我,我去了会见机行事!”
我随他到了联队部,我要求格林允许我和老孙一起去。他摇头说根据命令各战俘营只去一个代表。 老孙劝我放心留下,便随同格林沉着地往“72”走去。
我见大门外果然排满了吉普车,还有一个排的卫兵,一个顶上装有喇叭的广播车。看来确实发生 了什么重大事件。
“难道和谈真成功了?要宣布战俘遣返了?我们能回国了?”想到这里我的心狂跳起来,“老孙 你快开完会回来吧!”我返过身来,看见我们所有的战友都拥挤在小铁丝网里面,眼巴巴地踮起脚向 “72”大门望着。
时间随着心跳一秒一秒地过去,终于(其实只有约半小时),“72”的大门开了,几个狗腿子 把老孙从“72”大门里推出来。老孙涨红着脸回到“71”,我没敢问究竟,陪他急忙往回走。突 然空中响起了高音喇叭的汉语广播声音:“战俘们,中国战俘们!”我们惊得停住脚步,全世界似乎 都停止了呼吸而陷入死一般的沉寂。
接着喇叭又响了起来:“现在广播联合国军的重要公告。联合国将在两三天内对你们全体进行志 愿甄别,愿意回大陆的将予以遣返;不愿回大陆的将送去台湾。这关系到你们终生前途,你们要认真 考虑,在甄别前千万不要跟任何人讲。对不接受甄别的少数中共战俘,所产生的一切后果由你们自己 负责。”
听完广播大家都懵了,想等着再听一次。
广播又再次重复,忽然对面“72”喊声大作,我看见许多提着棍子的败类,正疯狂地吆喝着: “回去!都给我滚回去!”挥棒驱赶着已经拥出帐篷来听广播的无数难友。接着在他们的帐篷里、广 场上到处响起敲打碗盆的噪声,广播声被淹没了。但在我们这边还能继续听出大意来。
我们都回到房子里,军官队也都过来了。老孙站着眼大家讲了贝尔上校召集开会的情况:
“72”、“86”、“70”的代表都在场,贝尔故意说:“板门店中共代表态度非常强硬, 一定要求无条件交换全体战俘。联合国军为了和平,正考虑是否答应中共要求!”这引起了叛徒们好 一阵叫嚣,喊口号誓死不回大陆!然后贝尔才说:“不要吵了,联合国军正是考虑到战俘的志愿,决 定在二三天内进行一次审查甄别,以保证按照大家的个人志愿,自由遣返。”尽管我立即站起来严正 声明:根据日内瓦公约战俘应全部交换回国。美国作为签字国应当严格遵守日内瓦公约,应无条件遣 返所有朝中战俘!我们坚决反对搞什么审查甄别。但贝尔根本不认真听完我的发言就宣布散会。刚才 的广播大家都听到了。下一步怎么办,请大家等我们研究个初步方案再征求意见!
接着,党委委员们退出去召开紧急会议。大家都不愿离开,静静地挤在一起等候党委做出决定。
半个小时后,老孙回来传达党委的三项决定:
一、立即赶制一面五星红旗,准备好在开始甄别时升起来,号召“72”的难友们在甄别时敢于 表达回国志愿。
二、立即联名向杜德送去紧急声明,提出我们的具体要求。
三、我们将拒绝接受“审查甄别”,同时,到时候将声明我们全体一致要求回归祖国。
老孙讲完之后,问大家有无补充修正意见,会场先是沉静了几秒种,然后爆发了十分热烈的掌声!
我们紧急行动起来:我和黎子颖、何平谷、吴孝忠、张济良一起起草和翻译出给杜德的紧急声明, 曹明、南阳珍则带几个战士队的同志负责赶制国旗。
黎子颖先根据党委指示,用中文起草了信件,提出了下列具体要求:
(1)在各集中营重新向全体战俘宣读公告内容。
(2)立即将“72”、“86”、“70”各集中营的俘虏官加以隔离审查;由我方最高军官 王芳上校前往各战俘营在无干扰情况下向战俘们进行解释说明。
(3)从现在起美军应在集中营内外日夜巡查警戒,防止流血事件。
(4)立即将下列有生命危险的四百八十人(名单附后)送来“71”,以保证其安全。
草稿经党委审定后,立即由书法工整的何平谷、吴孝忠加以誊清。我和张济良同时动手翻译。当 天晚上八点钟,我们将给杜德的紧急信件,中英文各一份送给格林中尉,请他尽快转送杜德将军。我 对他说:“在此关键时刻,为了减少中国战俘的死亡,务请您立即送去。”
格林接过信,用手掂了掂,便去打电话给司令部,请杜德的副官来“71”取信。
巨济岛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 ~ ~ ~
我们回来时,吴孝忠已向值勤的伪军交涉好,用几条军毯换几大瓶红药水和奎宁丸来“治病”, 伪军答应于明天凌晨送来。曹明也已经和钟俊华等几位难友,把军用防雨布变成了一幅白绸子。他们 先把雨布放在炉子上烤热,再用帆布使劲一点点擦去橡胶,变戏法似的将雨布变成了白色的尼龙绸。
4月7日,太阳躲进了厚厚的云层,浓雾从海上爬出来笼罩着巨济岛。“71”和“72”表面 上都极为安静,上午10点钟美军的广播车又开来广播了公告,“72”又是一片喊叫声和敲打饭盆 的嘈杂声,接着广播车又开走了。
我们估计当天下午可能开始甄别审查,便加紧制作国旗。雨开始下起来,公路上出现了装甲车的 隆隆声。为了防止美军闯进来,我们增派了室外监视哨。在屋里,白绸子被曹明用红药水染红,还有 一块则用奎宁水溶液染成鲜黄色。几位难友趴在地上根据回忆画着五个星星的大小与位置,然后用小 锯片磨成的小刀裁剪出五个五角星来,又用浆糊粘在了红旗上。
有人说:“应该用针缝上才不怕风吹掉呢!”于是,曹明又拿出他自制的针线。这时,军官队的 战友们几乎都过来了,都想看看这面亲爱的五星红旗,都想去缝上一针。
赵政委建议大家排好队轮流上去缝一针。旗子被摆在房子中间,大家肃静地等着开始。凄风苦雨 在室外呼啸着,仅有的一盏灯摇曳着,照着这群面容憔悴苍白但意志弥坚的中华儿女。
赵政委第一个走上去,跪在国旗旁为五角星缝边,有人带头唱起了国歌。政委艰难地站起来又跪 下去,捧起一只旗角亲吻起来。在低档的国歌声中我听见了哽咽声,我自己忍不住流出了热泪。
难友们一个个怀着对祖国的热爱,对祖国的敬仰,对祖国的思念,对祖国的忠诚前去跪着缝旗、 吻旗,呜咽声更大了,歌声、哭声和着风雨一起飘向远方。
啊,祖国,你听得见我们在地狱里的呼唤吗……
那天下午没有美军来巡查,我们松了一口气。当天夜里,曾德全等几位比较有力气的战友在风雨 掩盖下悄悄地在操场上挖着埋旗杆用的深坑。地面极硬,又无工具,实在难挖,随即改成将三个空汽 油桶紧靠一起,在桶里装进石块、土块,三个桶的空隙中将立起旗杆。岗楼上的探照灯几次穿过雨帘 照过来,他们急速趴在泥水里不动,回屋时已成了泥人,大家赶忙为他们擦身换衣。军官队的战友则 将卸下的帐篷支柱用铁丝绑成一根长达十余米的旗杆,这一夜大家几乎没有合眼。
从对面“72”集中营传来的一阵阵狗腿子们的狂喊,难友们的惨叫彻夜不停。我们“71”的 战友们愤怒之极,轮流冒着雨到外面对“72”高唱革命歌曲、喊口号,激励难友们坚持住。
1942年4月8日凌晨,雨逐渐停了,“71”地下党委决定,天一亮就升起巨济岛的第一面 五星红旗。
钟俊华、何平谷被指定去升旗。天刚亮,先是军官队10名战友抬起系好绳子的旗杆冲出去,把 旗杆在三个汽油桶之间立起来又迅速填进砂石固定好。钟俊华、何平谷又冲出去站在汽油桶上把旗在 绳上系好,等着升旗。
岗楼上的美军好像睡着了没有动静,值岗的南韩军人在外面还傻瞪着眼。全体战友迅速集合到旗 杆下,军官队副大队长骆星一站上士坡指挥大家齐唱国歌。鲜红的旗帜在海风中,在雄壮的国歌声中 慢慢地升上了杆顶,骄傲地飘扬起来。
这时,岗楼上的美军像是刚弄清了怎么回事,大喊起来:“降下旗子,你们这些混蛋!快降下, 否则我要开枪了。”
在公路值岗的南韩军人也跟着喊叫起来,同时拉响了枪栓。气氛骤然紧张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