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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庭院，却没有一件能提供任何的可靠证据。这个愚蠢的破案方法无论怎样愚蠢，三十几个士兵仍然认真地照办不误，从白鹿村开始搜查一直推进到周围许多村庄里去。三个纵火的“白狼”一个也没有被列为重点怀疑对象，韩裁缝照样把裁衣案子摆在铺子门口的撑帐下，用长长的竹尺和白灰笔画切割线，士兵们连问他的闲心都不曾有过。听到士兵们挨家挨户搜查罪证，黑娃就打发小娥躲到田地里装作挖野菜去了，他担心的不是纵火的罪证而是模样太惹眼的小娥。三个士兵趾高气扬走进窑洞翻腾完了就诈唬说：“我看你这家伙像是放火来！”黑娃嘿嘿一笑：“老总，你们又没撞我的嗓子，我伤老总弄啥？我给老总只交了一斗麦，又不是三石五石……”士兵们从鸡窝旁边拎起那个积着厚厚的一层尿垢的黑色瓦盆，摔碎了。鹿兆鹏在杨排长头天晚上驻进学校时虽然表示了坚决拒绝，但终了还是接受了既成事实。杨排长对鹿子霖的校长儿子的不友好态度无心计较，却也不曾想到这位俊秀的校长就是纵人为“白狼”。过了两三天，鹿兆鹏晚饭后对焦躁不安的杨排长说：“杨排长，能在纸上驰车奔马，才能在沙场上运筹帷幄——杀两盘？”杨排长很快列出一串纵火者的审查名单。
白嘉轩听到传讯以后肺都要气炸了，他不是害怕牵涉火案，也不是害怕蒙受冤枉，主要是不能忍受这样的侮辱。鹿子霖用极其同情的口吻传讯他时，白嘉轩正在自家上房明厅的大方桌旁吸水烟，“咚”地一声把水烟壶蹾到桌子上：“这个河南蛋瞎眼了不是？”鹿子霖说：“你去和杨排长解说一下，我也再给他解说解说。你可别硬顶——他可是烧疼了尻子的猴儿，急了就不管谁都抓。”说着，门外走进三个端着枪的士兵：“还有白孝文，也是个会写字的，一块走。”
白家父子走出门了，陪着鹿子霖，跟着三个端枪的士兵。白嘉轩看着白鹿镇上驻足观看的行人，面子上的侮辱己使他煞白了脸，他愈加挺直了腰杆儿走着。杨排长在他的临时住屋里对白嘉轩父子说：“不要惊慌。请留下手迹就行了。”然后引着他们父子进入一间教室，桌子上放着一盆红粘土泡成的泥浆，盆里放着一只笤帚圪塔。教室的墙壁上已经写满了字，全是〃放火烧粮台者白狼”。白嘉轩气冲冲捞起蘸了泥浆的管帚写下同样一行字，白孝文也写了。白嘉轩写罢气不可捺问：“常言说捉贼捉赃，抓奸抓双。老总你凭啥把我糟践这一程子？”杨排长也没好气他说：“怎么糟践你了？叫你写几个字也算糟践你？”白嘉轩冷笑说：“这算写的什么字！是红事的对联还是丧事的引路幡子？”杨排长突然转过身来，紧盯着白嘉轩：“你说话嘴放干净点儿！别说你是什麽狗屁族长、官人，你敢再说半句不三不四的话，老子就一枪把你撂倒……”鹿子霖立即劝着拉着杨排长收回枪，孝文推着父亲出了教室走到院子，杨排长追到台阶上还在嚷嚷：“你发鸡毛传帖煽动闹事交农，本未就不是个好东西！”白嘉轩被翻起老账更加气恨羞恼。
大火整整烧了三天三夜，白色的粉灰漫天飞扬，家家的屋瓦和院子里都沉下厚厚的一层白色粉未儿。明火熄灭以后，未燃尽的粮堆仍然在夜里透出的人的红光，整个村庄和田野里都弥漫着一股馍馍被烤焦了的香味儿。一场骤来的暴雨彻底浇灭了余火，洗刷了屋瓦上树叶上和秋苗嫩叶上的灰粉。天晴以后，附近的村民套着牛车推着独轮小车挑着葛条笼去装灰，那些麦子烧过的灰烬和土粪掺搅以后施到田地里是庄稼和棉花的绝好肥料，他们争着装灰的劲头和往这里交麦子一样急迫。
大约过了半月，驻守白鹿仓的杨排长又领着他的士兵来了。杨排长先叫来总乡约田福贤，召集了九个保障所的九个乡约和九十八个大小自然村的官人，在白鹿镇的学校里开会。杨排长走路有点破，那是团长下令打了二十军棍致成的骨伤。杨排长说：“在白鹿原烧掉的军粮，还得从白鹿原上补起来。烧了再征，叫他再烧，再烧再征。这回是一亩一斗一人一斗。再烧了再加。”有人求告说：“老总，军队要吃粮这道理很明白，自古军人由民人养也都明白，粮嘛烧了自然得再征。只是麦收后刚刚征过一茬，再连着征怕不好弄。是不是到秋收后再征？这样也好给百姓说……”杨排长一挥手就打断了他的话：“这号话再不要说。后日开始征粮，一律送到这个学校来。明日白鹿镇逢集，枪毙烧粮台的白狼。谁敢抗粮不交，不管是官人民人一律和白狼一样惩治。”
第二天，在白鹿仓围墙外的旷野里，三个被五花大绑着的人被缚在木在上，蓬头垢面，衣服褴褛，垂头耷脑，实际已经奄奄一”息了。人山人海般拥挤着看热闹的乡民。三十几个上兵扑“成一排，举起了枪，一片推拉枪栓的声音，架式和射鸡（击）表演一模一样。杨排长从腰里拔出盒子枪，枪把上已经换上一条新的火焰般耀眼的红绸，动作不再优雅而更显威武，朝天放了一枪，叭地一声响过，就接连响起密集的枪声。那三个“白狼”没有丝毫反应，没有哭也没有叫，看客们怀疑他们在挨枪子之前是否还活着？枪子击中他们身体的各个部位，拉出一条血流。他们连抖动一下的反应也没有，倒使围观的人觉得尚不如射杀活鸡场面热烈。
几天后，一个可怕的传言在各个村巷里不胫而走，那三个被打死的“白狼”其实是三个要饭的。
第12章
朱先生已不再教学。生员们互相串通纷纷离开白鹿书院，到城里甚至到外省投考各种名堂的新式学校去了；朱先生镇静地接受那些生员礼仪性的告别，无一例外地送他们到白鹿书院的门口，看着他们背着行李卷儿走下原坡：后来朱先生就催促他们快些离开，及至最后剩下寥寥无儿的几个中坚分子时，他索性关闭了书院。彭县长亲自招他出马，出任县立单级师范校长。干了不到半年他就向彭县长提出辞呈。彭县长大惑不解：“我听说你干得很好嘛！他们都很敬重你呀！怎么……，朱先生笑笑说：“我是谁聘的校长哇？！”彭县长连连摇头否认：“那是先生多心了。”随之就询问起辞职的真实原因，是经费不足还是有谁闹事？如果有捣蛋的害群之马，把他干脆解聘了让他另择高枝儿就是了，何必自己伤情动气辞职？朱先生朗然笑着否认了县长的猜疑，自嘲地说：“原因在我不在他人。我自知不过是一只陶钵——”彭县长一时解不开。朱先生解释说：“陶钵嘛只能鉴古，于今人已毫无用处。”彭县长诚恳地纠正说：“先生大自谦了。这样吧，你干脆到县府来任职。”朱先生摇摇头说：“我想做一件适宜我做的事，恳请县长批准。”彭县长畅快他说：“只要先生悦意做的事尽可以去做，如需卑职帮忙尽管说出来。”朱先生就说出经过深思熟虑的打算：“我想重修本县县志。”
朱先生重新回到白鹿书院，组织起来一个九人县志编撰小组，自任总撰。另八位编撰人员全是他斟酌再三筛选的才富八斗的饱学之士，有他旧时的同窗也有他后来的得意门生，他们全是关学派至死不渝的信奉者追求者，是分布在县内各乡灿若晨星却又自甘寂寞的名士贤达，仁人君子；他们在自己的家乡躬耕垄亩以食以帛，农闲时诵读批点自尝其味；他们品行端正与世无争童史无欺，为邻里乡党排忧解难调解争执化干戈为玉帛，都是所在那一方乡村的人之楷模。朱先生一个一个徒步登门拜望，恳请出庐。他们对于编、县志的事十分合意，却几乎一律都要谦让自己才疏学浅，不堪如此重任，既然朱先生偏爱器重，当然是难得的学习机会，锻炼机会，也是为本县贡献微薄心力的机会。他们和朱先生聚集在自鹿书院，开始了卷帙浩繁的庞大工程。他们披阅历代旧志，质疑问难，订正谬误，删繁补缺，踏访民间，工作细密而又严谨。黄昏时分，他们漫步于原坡河川，赏春景咏冬雪；或纳凉于庭院浓荫之下，谈经论道，相得益彰。他门感激朱先生把自己从日趋混饨纷攘的世事里拉出来，得到了一个最适宜生存的环境和最可意的工作。
伏天一个溽热难熬的傍晚，树叶纹丝不动，湿热的气流从低洼的河川里膨胀起来，充溢到原坡的沟壑间，令人窒息。朱先生和他的同人们坐在院子里纳凉，书院四周和院庭里高可参天的古柏古槐和银杏树，层层叠叠的伎叶遮挡着的人的光焰，在酷热喧嚣的伏天独辟一方清爽宜人的乐土福地。彭县长走进院子，慨然道：“这大概是全中国最宜人的一坨地方罗！”朱先生和诸位同人一齐站起来，礼让彭县长坐下。朱先生说：“彭县长难得闲暇……”彭县长苦笑着摇摇头，自嘲他说：“卑职县长徒具虚名，实实在在只是一名粮秣官儿了！”
近日，乌鸦兵的一个团长带着百余名士兵进驻本县指挥一切领导一切，实际上是一切都不领导也不指挥，只是领导指挥为围西安城的二十万人马征集粮草，彭县长以及他的全部官员都围绕着粮秣一件事奔忙。他气忿他说：“这些乌鸦兵肯定是世界上最坏的一杆子兵。他们连一年收几季庄稼都搞不清，只是没遍没数地征粮。粮秣已不是征而是硬逼，现在已经开始抢了。百姓从怨声载道到闭口缄言，怕挨枪把子啊！”彭县长说着就激奋起来，“我为民国政府一介县长，既然无力回天，只好为虎作伥。想来无颜见诸位仁人贤达，更愧对滋水父老啊！”说时喉哽语塞，热泪涌动。在坐的先生们接连发出沉痛悲沧的叹息。朱先生说：“得熬着。”彭县长说：“熬不住了哇！我的国民县府成了乌鸦窝罗！那些白腿子乌鸦从早到晚出出进进吵吵呱呱骂骂咧咧，满嘴粗话浑身匪气，叫人听着硌耳看着碍眼，我出了县府大门就不想再进去。”朱先生还是重复着一句话：“还得熬着。”彭县长苦笑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