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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鲁·莫顿的《戴安娜———她的真实故事》的出版，戴安娜又一次利用媒体取得了广泛的同情。1994年6月29日，查尔斯在电视片中承认与卡米拉的奸情，当他与戴安娜的婚姻“无可挽回地破裂后”，他确实对戴安娜“不忠”。查尔斯态度异常坚决地告诉他的臣民，尽管卡米拉是公众眼中破坏婚姻的罪魁祸首，却是他的“生命之源”，卡米拉是他“至要好的朋友”，“她曾是长年好友，并将继续是长年好友”。查尔斯的坦白替他赢得了相当一部分人的谅解。
这对于戴安娜来说，也是致命的一击。在媒体面前，一切脸面撕破了，还有什么好挽回的呢？
媒体不会就此罢手。在金钱的诱惑下，1994年10月3日，詹姆斯·休伊特出卖了他与戴安娜的故事。《恋爱中的储妃》一书出笼，揭露戴安娜与休伊特前后长达5年的恋情。
1995年11月20日，戴安娜接受英国广播公司时事节目《广角镜》记者马丁·巴谢尔访问，剖白十几年王室婚姻的恩恩怨怨，承认曾患易饥症，曾试过伤害自己，曾与休伊特通奸，对丈夫不忠。在全球2000万观众面前，她道出自己不想离婚，希望主宰个人命运的心声。她的坦诚与对王室的背叛，得到了广大英国民众的同情和谅解。但是，媒体对于她的作为贬多于赞扬，认为是不明智的自私行为。但是责任确实不能由戴安娜一人来承当。先有婚外情的是查尔斯，先上电视向公众剖析心声的也是查尔斯。戴安娜从丈夫那儿学来这一切，而且演绎得更加出色。
在媒体斗法中，两人的婚姻已经走到了尽头。
媒体的作用远远不止于此。聪明的戴安娜利用媒体做了一件对她来说更为重要的事情———为她的慈善事业开辟道路，找到了一个真正的自我。她走到哪儿，媒体的记者就会跟踪到哪儿，她巧妙地把镁光灯转向了那些无助的儿童、绝望的地雷受害者。热爱戴安娜、对戴安娜感兴趣的人们自然看到那一幕幕悲惨的景象，看到他们热爱的王妃身体力行地工作在慈善事业中，看到王妃在电视中演讲，宣传如何关爱、正确对待艾滋病患者。结果自然是慈善工作得到了更多的关注，有了戴安娜作为某慈善机构的赞助人，该机构得到的捐款就会直线上升，有戴安娜出席的慈善晚会也会座无虚席，捐款数目也很可观。戴安娜效应不仅为杂志带来了巨大的买方市场，也为慈善事业找到了热心人。
戴安娜与媒体的关系，一言难尽。媒体不仅是她的舞台，也是她的祭坛。
第八章 媒体：双刃之剑四、王妃之死与帕帕拉奇
1997年8月31日深夜，戴安娜的座车为躲避一群尾随紧盯的摩托飞骑自由摄影记者，于时速约两百公里的飞驰疾驶中，在巴黎市区的艾菲尔铁塔附近的阿尔玛桥塞纳河畔一隧道内触壁翻车惨死，与她同车的42岁男友法耶兹和司机当场丧命。红颜归西，世人唏嘘。
法国警方盘问7名骑摩托追逐戴安娜乘坐轿车的摄影员，以便从中找到罪魁祸首。当戴安娜在事故发生后痛苦呻吟之际，摄影记者涌上前去拍照，却没有人想到赶紧救人。警方控告他们犯有故意伤人、杀人和见死不救罪，以及是否在车祸后只顾拍照而没有及时报警甚至阻碍了救援工作的进行。
公众舆论因戴安娜的骤然辞世，将怨愤直接投向那帮被贬称为“帕帕拉奇”（Paparazzi）的追车自由摄影记者。专程从南非来英伦为其姐送葬的斯宾塞伯爵不无愤懑地指出：我早就说过，她会丧生于那帮记者的手中，但却没预料到来得如此迅速和不加掩饰。
戴安娜从她嫁入王室之日起就成为帕帕拉奇和花边新闻的最大捕捉对象。她私人生活的每一个起伏都无一例外地、一次再一次地沦为帕帕拉奇的捕捉“猎物”。正当她努力走出个人生活的阴影，开拓更广阔的人生之际，却被那场飞来车祸夺去了生命。
尽管她曾与某一摄影记者打过官司，法院下令必须与她保持300米的距离；尽管她在离婚后曾恳请记者们不要再干扰她的私生活，让其享有隐私的空间，但这些均如耳边清风，一扫而过。帕帕拉奇照盯不误，每条花边新闻都获得巨额报偿。戴安娜死前一段时间，她与情人法耶兹的照片、新闻成为了新闻界的“硬通货”。一名摄影记者在8月份拍到了戴安娜与情人法耶兹在地中海度假的照片，卖到了400万法郎。一夜成为百万富翁，羡煞同行。
早在戴安娜车祸身亡之前，帕帕拉奇已经臭名昭著了。Paparazzi是一个意大利词汇，它来自于意大利著名导演费力昂在50年代末所导演的电影《甜美生活》。在影片中，名叫Paparazzi的摄影师主人公为了拍摄自己偶像的照片不择手段，穷追不舍。
一时间，帕帕拉奇成为国际范围内谴责的对象。但是愤怒过后，警方调查的结果是司机酒后开车，刹车失灵所致。帕帕拉奇的疯狂追猎只是一个因素。他们不能对戴安娜的死负担全部责任。
戴安娜死后，记者贝利萨里欧为9月1日的泰晤士报纸写了一篇文章。在六七十年代，贝利萨里欧专门拍摄王室人员的私生活。他在1964年偷拍女王与玛格丽特公主在海边度假的照片，开了侵犯王室隐私权的先例。不过贝利萨里欧当年的所作所为，比起今天来是小巫见大巫了。当年他用长镜头偷拍王室，关键是不让人发现。今日的记者早就不在乎了。他们肆无忌惮地追踪戴安娜，恨不得把镜头贴到车窗上。在追猎中，危险的不仅是在车中的戴安娜，还有那些以性命换取金钱的摄影记者。
这直接的推动力量便是金钱了。据法国某杂志介绍：在萨拉热窝的枪林弹雨中呆上十天半个月的摄影师，没有一位赚过2500美元。可是有些媒体愿意付15000美元一晚雇佣一位“帕帕拉奇”去拍摄某一名人的照片。市场天平的倾斜显而易见。
拍到戴安娜车祸照片的摄影师，准备以100万美元向全世界兜售。鉴于舆论压力，各报纸都表现得义正词严地拒绝了再用戴安娜之死来提高发行量，同时忙不迭地与所谓小报划清界限。
在世界的一片口诛笔伐中，许多报道声称这是西方黄色小报、缺乏职业道德的摄影记者的所作所为。但是，从巴黎警方的报告中可以发现，被警方拘留询问的摄影师中，有两位Gamma图片社摄影师，一位Sygma图片社的摄影师，一位Sipa图片社的摄影师。世界上3家最著名的新闻图片社所雇佣的摄影师决不会是等闲之辈。为Sygma图片社工作的摄影师杰克奎·兰格威曾任美联社的摄影记者达7年之久。加盟Sygma图片社后，兰格威报道过卢旺达大屠杀、波黑战争、中东战争、罗马尼亚政变等世界重大新闻，他在中东和中国拍摄的照片曾为他赢得国际新闻摄影的奖项，是一位享誉影界的摄影记者。声称被警方拘留起诉的是西方黄色小报不入流摄影记者的所作所为的说法有栽赃的嫌疑。
热衷刊登并能够出大价钱购买名人照片的媒介都是有极大发行量和广大读者群、受广告商青睐的娱乐媒体。严肃的主流媒体也时常参与竞争，如《时代周刊》曾8次在封面刊登戴安娜的照片，《人物》曾二十多次在封面刊登戴安娜的照片。媒体对戴安娜照片的需求是摄影师拍照的直接动力。
每一分向摄影师购买戴安娜照片的钱都出自那些热衷于名人趣事读者们的口袋和对这些读者感兴趣的广告商的口袋。一位传媒评论家嘲讽道：只要照片、不要摄影师的读者对摄影师太不公平了。
戴安娜死后，在白金汉宫无数向她致意的花束中，有一张没有署名的卡片写道：“是我杀了她，因为我经常买小报”。戴安娜的死像是丢给了所有热爱戴安娜、热爱买小报的人的一颗良心的手榴弹。但是把责任推诿给读者也是不公平的。小报追逐名人是为了市场需求，问题是读者绝对没有要求帕帕拉奇的疯狂追猎。这是报纸自己的选择。
做名人常常也是个人的自我选择。戴安娜也不是生来就是名人，她有选择是做名人还是不做名人的自由。戴安娜不仅选择做了名人，而且还是利用媒介与王室对抗，她曾经故意向媒体爆料，使王室不愿看到的新闻上了报纸的头版。
单纯地指责摄影师是不公允的，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摄影师、媒介、读者和戴安娜都应承担各自应该承担的责任。在这个媒体高度发达的时代，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媒体时代的怪圈中。
法国著名记者阿尔贝·杜鲁瓦在他的一本引起轰动的书《虚伪者的狂欢节》中对这个怪圈作了深刻、精辟的分析。他认为，名人需要出名，就要新闻媒体的捧场；新闻媒体要有销路，就要有名人新闻；而读者往往不满足于名人愿意透露给新闻界的新闻，也想知道偷情啦、离婚啦这些名人所不愿意告诉读者的“隐私”。于是媒体就开始突破名人对自己的报道所设立的界限，进入到名人所不愿意暴露于众的私生活。而一些名气不那么响的名流，发现“适当地”暴露一些自己的“隐私”，既能够满足读者的“窥淫癖”，亦能够大大地提高自己在公众中的知名度，可以弥补自己在专业领域中的不足，于是，帕帕拉奇就大大地红火起来。这就形成了“金钱=出售名流隐私=报刊发行量=名流之名声=金钱”这样一种怪圈。
帕帕拉奇也许会因为戴安娜之死而有所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