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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起动器，很快淘汰了既费力又危险的曲柄启动技术。1915年，卡迪拉克51型汽车开始使用引人注目的V…８型发动机。
然而，这些革新大大提高了汽车的价格。到1921年，卡迪拉克成为通用汽车公司生产的最昂贵的汽车，竟然高达5 690美元（相当于现在的4万美元，如果按人均收入计算可能是现在平均水平的2倍）。
尽管福特和他的公司彻底改变了汽车的制造方式，开始大规模的制造，但是像卡迪拉克这样的豪华汽车仍然保留了原有的生产方式，至少保留了很长一段时间。20世纪20年代是豪华汽车的黄金时代，像卡迪拉克这样造型优美、豪华舒适的汽车，即使是那些不懂机械的人见后也不免心动。但是大萧条的沉重打击使整个汽车市场极度萎靡，豪华车市场几乎陷入崩溃。
第四部分：“该死的公众”卡迪拉克的拯救者（2）
1928年通用汽车公司在美国一共制造了约171万辆汽车，其中卡迪拉克约为4。1万辆。到1933年，整个生产下降至令人沮丧的约77。9万辆，下降了54％；而卡迪拉克在当年只销售6 736辆，下降了83％。
通用汽车公司虽然在大萧条期间每年都盈利，但这只是依靠无情地削减成本得到的。比如，公司为了节省管理费用，把别克、庞迪阿克和奥尔兹穆比尔三种品牌的汽车合并为一个部门。
至于卡迪拉克，由于亏损太多（高成本，从未真正地盈利过，即使在经济很繁荣的20世纪20年代也不例外），所面临的惟一问题是：是彻底停止生产，还是暂时保留这一品牌等待市场行情转好。董事会的执行委员会正开会决定卡迪拉克的命运之时，尼古拉斯·德雷斯塔德特敲门请求委员会给他十分钟的时间来陈述他的方案。
德雷斯塔德特当时根本不是通用汽车的董事。他出生于德国，1911年也就是13岁那年来到美国，当时在德国奔驰公司赛车队学徒。他讲英语时带着浓重的德国斯瓦比亚口音，喜欢在西装外穿上斜纹软呢的运动服上装，由于烟不离口，衣服上点缀着很多被烟烧出的小洞。他的秘书随时要准备好一双礼鞋，以防德雷斯塔德特穿着一双不相配的鞋子出现在办公室里。不过，他是位天才的机械师，到20世纪30年代初已经负责管理卡迪拉克汽车在全国的服务体系，算是通用汽车公司的中级管理人员，在公司的管理中没有真正的分量。
像德雷斯塔德特这样的人物敲门闯进董事会执行委员会的会议，就好比红衣主教们在梵蒂冈的西斯廷教堂开会选举教皇的时候，一位阁下（由罗马主教授予男性神职人员的称谓）敲门要求提出建议一样。
但是，德雷斯塔德特告诉委员会他有一个方案可以使卡迪拉克在18个月内扭亏为盈，不管经济是否景气。他根据自己对卡迪拉克在全国各经销处服务部门的观察提出了方案的一部分。
当时，卡迪拉克采取的是“声望市场”策略，为争夺市场制定了一项战略：拒绝向黑人出售卡迪拉克汽车。尽管采取这样的歧视政策，德雷斯塔德特还是在各地的服务部发现客户中有很多是黑人精英。他们大多为拳击手、歌星、医生和律师，即使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萧条时期，也有丰厚的收入。
他们在那个年代通常买不到象征社会地位的商品，不能住进高档住宅区，无法光顾令人心醉的夜总会。但是，他们可以很容易地绕过通用汽车公司的禁售政策：只需要付给白人一笔钱让他们出面帮助购买即可。
德雷斯塔德特极力主张执行委员会应该抓住这一市场。为什么那些白人出面当一次幌子就能够赚几百美元，而通用汽车公司要放弃这个市场呢？执行委会员接受了这一主张，很快在1934年，卡迪拉克的销售量增加了70％，整个部门也真正实现了收支平衡（相比之下，通用汽车公司的销售总量同期增长还不到40％）。1934年6月，德雷斯塔德特被任命为卡迪拉克部门的总经理。
他还着手彻底改变豪华汽车的制造方式。他指出：“质量的好坏完全体现于设计、加工、检验和服务。低效率根本不是高质量。”他愿意在设计和刀具方面进行大量的投资。更乐意在质量控制和一流的服务上花大价钱，而不愿意在生产过程本身作过量的投资。
一位管理人员回忆道：“尼克告诉我们要关注每一个细节。如果别人制造一个零件只需2美元，我们为什么要用3~４美元呢？”他的这种理念在推行不到三年的时间内，卡迪拉克的生产成本与通用汽车公司的低档车雪佛兰的造价已经差不多一样了。
尽管生产成本大幅下降，但是销售时仍然维持豪华汽车的高价位，所以卡迪拉克很快便成为通用汽车公司内最盈利的部门。1937年虽然经济仍不景气，而卡迪拉克的销售量却超过了经济十分繁荣的1929年。让人觉得可笑的是，德雷斯塔德特的第一个东家，奔驰汽车公司，在采用他的技术从事豪华轿车的大规模生产后，一举从一个只能获得微利的小企业变为现代豪华汽车制造商的典范。
然而，尼古拉斯·德雷斯塔德特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一可笑的变化。由于神奇般地使卡迪拉克起死回生，他在通用汽车公司内部的发展也由此平步青云。1936年，他被任命为通用汽车公司最大的部门雪佛兰的总经理。毫无疑问，几年后他将是总公司总裁的有力竞争者。但是，在出任雪佛兰部门总经理的6个月后，他被查出患有喉癌，当时只有49岁。
若不是命运的残酷无情，美国汽车工业过去50年的发展史就会截然不同。
第四部分：“该死的公众”穿越美国最黑暗的地带（1）
诚如历史学家们所知，很多重大的历史事件都是因无足轻重的小事而起。本杰明·富兰克林在《穷查理历书》中指出：为了一颗马蹄钉可以导致整场战争的失败。当然，富兰克林只是讲明道理，然而在现实中此类事情也是举不胜举。例如，林肯是在最后一刻才改变主意去福特剧院看戏，若他按原计划去国家剧院，就不会遇刺身亡。若“泰坦尼克”号轮船的惨剧中，在千万件事情中若有一件发生（或不发生），都可以避开冰山。
人类赖以生存的世界中，很大一部分现象的存在都可以归因于细微的小事。19世纪40年代，纽约市为了禁止火车机车进入已经成熟的市区，命令当时还是脏乱不堪、嘈杂喧闹和火星四溅的机车停留在第42大街以北的地方，那里实际上是一条乡间车道。结果，纽约由此成为世界上惟一的两个主要商业区完全分离的城市，一个以华尔街为中心，另一个在数英里之外的北部，以建立在第42大街上的火车站为中心。
铁路是19世纪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根据定义，基础设施应该促进经济交易，所以对一个国家在整体上如何、在哪里和为什么发展的问题将会产生重大影响。
作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美国比其他国家具有更完善的基础设施。然而，这一结果并不是因为美国人比其他国家的人民更深谋远虑或高瞻远瞩。相反，它是由于普遍的地方压力和众多的企业行为才发展起来的，在这过程中国家的作用非常渺小，若能够真正起什么作用的话，也是把事情弄得更糟（比如华盛顿特区的情形）。
不过，这里有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例外，它是美国最大的基础设施项目，即全国州际公路系统。这一工程的构想、设计、经费筹措都是按照一个整体统一完成，迄今为止，它仍然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公共工程项目。
然而，即使是这样的一个庞大的、极其成功的项目，在很大程度上还要归因于一件小事情。1919年，美国陆军的一位上尉对和平时期军队的生活感到十分无聊，于是在这一年的夏季，他主动提出请求要进行一次冒险，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要“穿越美国最黑暗的地带”。
20世纪初，美国的公路非常糟糕，哪怕是出于慈悲也难以把它称作“系统”。虽然在19世纪早期美国人也修建和规划了很长距离的公路，但是铁路很快取而代之，成为运送货物和旅客的主要工具。到19世纪末，整个国家城市外的公路虽然已经达到200万英里，但大部分是地方公路。
这些公路通常在州界或县界上突然中断。甚至在1912年，当Packard汽车公司的总裁亨利·B·乔伊在奥马哈（美国内布拉斯加州东部一城市）询问当地的Packard汽车经销商去西部怎么走的时候，经销商告诉他实际上“你无法从这里到西部去”。于是，经销商带领他出城后一直向西行驶，不久他们遇到一处铁丝栅栏。经销商又一次告诉他说：“拿掉这个栅栏继续向前行驶，很快你会碰到第二处栅栏，再拿掉它继续前行，一直这样走下去。”
乔伊后来补充道：“你再向前行驶，就会发现没了栅栏，路也消失了，广袤的大草原上留下了两行深深的车轮印。”
在这200万英里的地方公路中，只有约100英里用石板铺过，剩下的199。99万英里的公路上一到春天和秋天，就会积满淤泥；到了夏天，又变成尘土飞扬令人难以呼吸。（同时，公路上根本没有什么路标。毕竟，大部分公路都是地方性的，只有当地居民才使用它们，当地人理所当然地已经非常熟悉要走的路了。）
不过，就在1912年，至少有人提议要修建第一条全国性的铁路，起点是19世纪初根据乔治·华盛顿的提议修建的坎伯兰公路（位于美国马里兰州西北部）。这条国道被命名为“林肯公路”，主要由私人投资兴建，从纽约一直通往圣弗朗西斯科。然而，到1919年这条公路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是停留在图纸上。
第四部分：“该死的公众”穿越美国最黑暗的地带（2）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人们发现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