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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银行是出于公众利益，即允许它在州内开设分行。因为奇奥里阿尼拥有用金钱也买不来的在地震和金融恐慌中所获得的声誉，在利用这个机会来创建一个金融帝国这个问题上，任何人都比不过他。而且，他也抓住了这个机会。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意大利银行在整个加利福尼亚拥有24家分行，在资产上，它在这个州名列第四。到20世纪20年代末，他将名字改为美洲银行，它是美国最大的银行之一。
奇奥里阿尼在20世纪20年代时从日常管理工作中退了下来，但是，当新的管理层想在大萧条之初卖掉几家分行时，他在1932年发动了一场代理人大战以重新获得对银行的控制权，而且，也实现了这一目标。在他的主持下，他再一次引导着所钟爱的银行度过了1933年3月的银行危机，毫发未损而且还没有缩小其业务范围。实际上，这又是一次扩张，其资产在以后的6年中翻了一倍。
当奇奥里阿尼在1947年去世时，与他在31岁“退休”时所表达的意思完全一致的是，他没有留下巨额的财富，大约只有50万美元，这无悖于他当时的信念。而在他身后留下的是那个时代也是以后许多年中的最大的银行，这个银行就是在一度很极端的观念上成长起来的，这个观念就是向一般的市民提供银行服务。
第五部分：“再一次成了旧金山的代言人”政治家与银行家（1）
民主常常是一个缓慢的进程，总是有一些混乱。在这一进程中，好的政治最终战胜好的原则，这一点并不罕见。
譬如，在1999年12月12日，星期五，克林顿总统签署银行法。该法案允许银行、保险公司和经纪人公司可以在州水平上更自由地进行竞争，可以相互合并以组成更大的金融联合企业。在以后的10年中，处于困境的银行很有可能会被美林公司或艾德纳公司或蔡斯曼哈顿公司所合并。可能的情况是，一个家庭将在一张月度借贷表上列出其现金存款、投资、人寿保险及其他货币资产等所有情况。而且，这一张借贷表将会通过互联网而不是邮局送到大家手里。
为了实现现在这个新的金融秩序，可能花了好几十年的时间，而且，在其通过之前，在华盛顿的楼板上洒满了鲜血。实际上，自深陷大萧条之时对银行法进行巨大改变以来，这个希望可以对银行法进行重大改动的法案最起码是第十二次被严肃地提出了，但是，这是能送到总统办公桌上的惟一一次。
如果你好好想想这件事，就知道这是一个纪念碑，用于纪念那些在民主体制中维持现状力量的死去。长期以来，大的城市银行和经纪人公司，都在推进变革，而小的国家银行和中小金融联合会自然很愿意生活在被保护的当地市场之中。保险公司，常常与大银行和经纪人公司一样具有很强的实力，也具有较大的影响，大部分受到了州的管制（而且，它很舒服地愿意接受这种管制），同样也害怕变革。同时，尽管工业革命已经发生了200年了，托马斯·杰斐逊对银行和商业的痛恨，依然还在国会山的大厅里回响。
最终被取代的银行法，就是人们所熟知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它得名于两个主要的国会议员的名字，这个法案同样也是一个混乱过程的产物，但是，这一次，却进展得比较快。实际上，这个法案是在新政开始之初的所谓百日计划中所通过的许多法案中的最后一个法案。
而且，只有时间能告诉我们，在这个新的银行法上，是不是政治胜过了原则，无疑地，在最后一点上，确实是如此的。通过保持对竞争的限制，它极大地削弱了最强的银行的能力，而保护了市场中最弱的银行。
活到今天的人，可能还不算老，所以，他们也不知道在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之前的美国银行体系是个什么样子。那时，既有许多有实力的大银行，包括J·P·摩根公司（可以论证它是曾经存在的银行中最有实力的银行），同时还有很多只有一个小分行的小银行，它们位于一些小镇上。在1921年时，美国的银行数目不少于29 788家，这个数字比世界上其他地方的银行数目加起来还要多。
但是，这些独立营业部的银行，本身就是很弱的银行。在20世纪20年代，当表面的繁荣出现在城市的时候，这些小银行却以每年550家的速度在破产。当大萧条冲击到来之时，破产的速度更可怕地加快了。在1930年，破产的银行为1 300家，1931年为2 000家，在1932年—是可怕的5 700家—占整个银行数量的20％以上。随着每一家银行的破产，也就有数百个或上千个家庭的希望和保障破灭了，大萧条的恐慌，在这块土地上更加强了。
同时，华尔街的大银行，因为它在20世纪20年代中，已经获利十分丰厚了，所以尽管大萧条出现，其财务状况依然良好，但是，却由于在繁荣时期的不道德行为被揭露出来而使自己的名声受到了玷污。当时所有的舆论都极端地不利于它们。他们对立法的影响力因此而受到了很大的削弱。随着新政的到来，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开始举行听证会，用罗斯福的原话来说，要调查“糟糕的银行业的所有枝节”。这个委员会的法律顾问费迪南·佩科罗，开始兴趣盎然地开展这项工作，最起码对大银行是很有兴趣的。
第五部分：“再一次成了旧金山的代言人”政治家与银行家（2）
他所发现的东西一次又一次地得到表扬。下面的案例只是无数案例中的一个。他揭露了阿尔伯特·威金，这个人在20世纪20年代是蔡斯国民银行（这是今天的蔡斯曼哈顿银行的前身）的总裁，在59个以上的公司委员会中任职。在1929年的夏天，威金感觉到崩溃即将到来，于是将蔡斯国民银行的股票减持到4。2万股。这在当时是完全合法的，但是，这却将自己的收益建立在其他的股东身上，这些人每年给他总额为27。5万的美元来照看他们的资产。更糟糕的是，威金为了减持股票而进行了融资，于是从……蔡斯国民银行举借了大笔贷款。
因为很多小型的乡村银行依然还深陷于财务混乱之中，而且，以货币为主业的银行也深深地受到了佩科罗听证会的政治伤害，国会着手撰写一个新的银行法。以后几十年中的美国金融架构的主要结构，大部分是由以下的三个人来决定的。
罗斯福总统，他是一个具有东方哲学家气质的人，对政治具有敏锐的直觉，但是，却没有多少意识形态和经济的观念。他对小镇上的银行家们没有多少作用，因为这些人大部分与国会和南方的共和党有着政治上的密切联系，总统倾向于建立一个国家银行体系，它可以有效地让这样的银行家以及那些财务上不力而政治上有力的银行破产。
弗吉尼亚的参议员卡特·格拉斯鼓吹有限政府（他反对大部分的新政），实际上是华尔街的亲密朋友。罗斯福在其就职之前，曾邀请格拉斯再次担任政府的财政部长（他在威尔逊总统期间担任过这一职务），格拉斯说他想带进摩根公司的两个合伙人，即拉塞尔·莱费因威尔和帕克·吉尔伯特。罗斯福不能接受。“我们不能与23号捆在一起，”他说。所谓23号，是指摩根银行在华尔街的地址。
格拉斯同样也支持建立一个国家银行体系，这个有力的机构要使国家度过艰难时光。在1902年时，他第一次入选到白宫，在白宫银行委员会里任职。当时，他对经济学和银行是一无所知，而且，后来犯下了一个令他终生引以为耻的错误—支持政客威廉·詹宁斯·布赖恩。然而，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学生，很快就成了国会里关于经济问题和银行问题的主要权威。在20世纪前50年内，他对银行法的编写有着最重要的影响。在1913年时，格拉斯作为白宫银行委员会的主席，负责联邦储备的立法工作。在他的余生中，他对被人称为“联邦储备体系之父”备感骄傲。
在1920年时，他在参议院的一个空缺职位上任职，他可以在这个职位上度过余生。但是，因为他与华尔街的亲密关系，即使是他也认识到1933年华尔街当时的声名。他说的那句俏皮话，就是用南方黑人的标准来看，也是反黑人的，他说：“我们这个国家的一个银行家想和白人妇女结婚，于是他们就对他施加了私刑。”
第三支主要的力量就是亨利·B·斯蒂格尔，他是富裕的医生的儿子，在从政之前，他在阿拉巴马州的奥扎克从事法律工作。1914年入选进国会，时年41岁。斯蒂格尔更像一个立法技工而不是一个经济学思想家。而后，他深深地关心如何保护人民的利益，想保护来自他家乡的银行家们，以及偏远地区的人民，像阿拉巴马的戴尔县。他的主要兴趣在于结束这场使小银行以及小银行所服务的小城镇濒临破产的挤兑现象。
他所建议的方法就是存款保险。这个观点是这样：如果银行破产，那么就要保证储户的存款没有风险，这样他们就不会蜂拥而至，在刚刚出现风传谣言的时候，就把自己的钱取出来，较弱的银行也就有时间来使其事务恢复秩序，而使运行良好的银行避免挤兑所带来的灾难性影响。
存款保险受到了很多人的反对，包括美国银行家联合会、卡特·格拉斯以及罗斯福总统本人。银行家们之所以反对，是因为他们将不得不支付保险费用，而罗斯福之所以反对它，是因为这种保险存在“道德风险”。罗斯福认为：对存款保险，就是“向较差的银行付费，而向好银行收取罚金”。
罗斯福个人虽然反对存款保险制度，但是，从普遍的公众舆论来看，他的政治角色却告诉他应该同意这个制度。斯蒂格尔在如潮的支持信以及密歇根的共和党参议员亚瑟·范登堡的帮助下，使联邦储蓄保险公司（FDIC）成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